主题：【原创】一件小事 -- aokrayd

鲁迅先生是我所敬仰的人物之一。不过到了现在这年纪，多少也还是知道人无完人这个道理的。所以萨兄的文章虽然给我些意外，但也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需要为先生一辩的意思。但是后面的很多跟帖，我看了心里却很难过。骂鲁迅为汉奸，骂其尖酸，轻蔑地称其为文人，这是我所不能接受地对于先生的侮辱，我想即便萨兄文章本意也决不是要此效果吧？

先生的学识思想，不是小子所能置喙。先生的文章自从来到异国之后，也基本上没有机会再读。但先生的文章多少还记得一些，也还时时在心中想起。我最喜欢的，是先生的彷徨。尤其是其中三篇：伤逝，在酒楼上，魏连殁。小子无知，不敢谈什么艺术感受，但是多多少少也还读过一点书。还记得当年读先生这三篇，就如巨石压胸，便恨不能如先生文中所说的那样，发出几声狼嚎来。我读过的书中，少有能给我如此感觉者，所以单凭此三篇，便足以支持我对先生的敬重和仰慕。而及年岁稍长，见识稍多，每每想起这几篇，对先生之敬重便多几分。试拿徐志摩先生的风流韵事和伤逝中的故事一比如何？我以为将女人当人看，而又看透所谓知识分子之爱情，理想，和所谓激情之虚伪，莫过于此篇。而两者之道德思想之境界，高下立判。也无外乎鲁迅谈起徐总带几分冷嘲热讽。而此之嘲讽，请恕在下冒犯，我实在不觉得有什么尖酸刻薄之处。若因此便以先生无绅士风度而归到愤青一流去，那我只能说，愤青恐怕也不是一个太过贬义的词了。

现在对于梁实秋一流的人物评价是愈来愈高了起来，大约国家承平日久，现在正是莺歌燕舞之太平盛世，往日的革命者，终于也需要一些雅致的东西了。这样的文人，这样的文人趣味，终于也更可以有一些市场。我对梁的文笔确实没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单凭雅舍系列，梁便足以称为大家。只是我以为以梁为楷模而讥之先生以尖酸，实在是把先生瞧得太低了些。梁一流人物，几千年来绵延不绝，几千年后大约也不会太缺。而先生我却以为几千来之少有，以后的日子只怕也不见多。

试举大家都熟悉的这篇一件小事为例，我不想谈此文的艺术成就，若仅就思想上来说，我以为此文一出，先生便于同时代之文人，更于中国几千年来之文人传统划了一条界线。中国的文人是什么，就是士，多的是所谓士绅士大夫也。虽然也会有人说一点什么老农之为师之类的话，但士一阶层是毫不怀疑自己传文载道之历史责任，更不会怀疑自己劳心立德的崇高风范的。可是偏偏这篇文章里，先生看着一个车夫，却觉出他的大出来，觉得自己皮袍下的小出来，这岂非是风流尽丧？而且更重要的，从这一篇里还可以隐隐觉出先生一个更长期的主题来，那就是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算不了什么的。整本彷徨，即是先生对自己的拷问，也是先生对士一阶层的拷问。我以为此一拷问较之于五四诸公还有一明显不同。五四诸公是相信登高一呼，天下响应的。我觉得先生更厉害的一点，却是在拷问士一阶层能担得起这份领导责任吗？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真正颠覆了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而从一件小事一文中，便能看出先生一面在否定士之本身时另一面所寄于的理想的指向。毛能从众人中一眼便看出先生，以为先生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实在是自有他的见地的。

先生从一件小事中引出了一个大问题，这绝不是简单地所谓向劳动人民学习就可概括的。士一阶层自春秋战国以降，便于中国的政治命脉相紧密联系。为什么能如此呢？我以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是士的出身。士本是末等的贵族和平民中的先进，因此他们自然地便形成了一个桥梁，沟通于上下层之间，真正地将国家的意志实施到人民中去，又将人民的意见反映到上层来。士一阶层，是有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汉朝的士大夫敢劝汉帝禅让，宋的士大夫要争一个帝师之礼，都是这种精神的反映。然而士一阶层自宋以降七百年，却是在不断的腐朽堕落中。在思想上，他们超不过佛教的信仰，在政治上，他们打不破皇室的独裁和中央的集权，而在文化上他们也少有中国汉唐时之作为。在明，科举和等级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名利思想灌输到每一个读书人的心中去。在清，出仕便是对异族的屈服，是将孔子之夷夏之分置之于不顾，是将民族大义置于不顾。所以明清以来，士在道德上，思想上，文化上，处于全面的衰竭之中，然而此一阶层，尤然视自身为中国理所当然之领导阶层。更为重要者，在于经济基础之变化。经过宋以来的演变，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形成以士绅为核心，以官僚为群体的一个庞大剥削系统。士绅大夫们，就是农民最直接的剥削者。士，早以从最初的人民的代言者，成为人民最直接的敌人。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首先便是对士绅而来。

然而士一阶层自有他自身的优秀传统。我以为先生才是真正的这一阶层的优秀代表。清末之际，最可称道者，莫过于西方文化对中国之冲击。然此一文化中最值得注意之趋势，莫过于所谓人的觉醒。我以为这一觉醒有双重的意义，它一面意味着人对宗教的重评估，而另一面意味着在制度上，在文化上对人的权利从贵族扩展到平民中去，并随着时代扩展到儿童，妇女。然而问题在于，在中国，这种觉醒似乎仍然是局限于士之本身，譬如，大家都开始要爱情了。给了许多徐一流人物更方便地甩掉老婆的理由了。但是先生却是第一个将眼光转移到所谓下层人民的身上去的人。在这一件小事里，先生不再是一个启蒙者，领导者，他将自己置于被质问的地位，他自觉地意识到了士自身的软弱而将劳动人民置于更高的位置上。这其中的深刻含义，不是可以轻易地抹杀的。左翼也好，右翼也好，少有人能真正从内心深处意识到此点。以后的几十年后，才会有闻一多再一次自觉地接过这面旗帜。

先生的这种自觉反省在延安讲话中得到了党的呼应，更进一步地在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对不断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一种所谓士的原罪。然而这是政治势力之利用，非先生之罪。反而是在这个所谓的新时代里，我以为先生所置疑的依然具有活泼的生命。我读钱穆先生的文章，常为钱先生对士之觉醒振作的呼喊而感动。然而我以为现在的所谓知识分子们，若不能如先生那样拷问自己的灵魂，若不能如当年的革命者那样真正地融入到人民中去，将自身的疾苦融入到人民的疾苦中去，那么所谓知识分子们，依然只能是如明清之际一样作为统治者的帮闲而分一杯羹，或是在黑暗中发出一点微弱的呻吟而已。

• ※ 西西河电子期刊 第17期 2004年10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