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书笔记】聊聊历史 -- r33300

最近读了一本数，易中天先生所著《帝国的终结》，讲的是中国自秦到清的帝国历史。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本好书，读完了它我的历史观点被重新改造了，最起码说对传统的历史观有了一个很大的修正，建议大家有机会的时候也找来读一读。

我等受大陆传统教育出来的，一般来说，中国的历史在我们的印象中是这个样子的：即中国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民国，乃至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路走来，社会因此得到了发展。

这个发展过程对不对呢？原来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现在看来似乎有些问题。这个划代的标准是不严格的。如果我们从马克思，列宁以及毛，邓理论的角度出发看这么划分是对的，但是按照易先生的书中所讲，这绝对不是中国历史的全部。

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的总结是建立在他们对欧洲历史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所以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个概念阐述欧洲的历史没有问题，因为欧洲历史上就是这么一路走下来的，直至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取代封建社会而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数百年。

具体到中国，事情有了一些变化。

提起我们中国，人们嘴上常常挂着的是中华泱泱五千年的历史。商朝，西周乃至那个尚待证明的夏朝从考古和历史文献中我们都已经知道它们就是一个个典型的奴隶社会。这本无可厚非，欧洲也是如此。人类从蒙昧状态走向文明首选的社会形态都差不多，都是通过一种极端的人对人占有的手段达到剥削的目的，血腥是血腥了些，但毕竟在当时是一种社会进步。

然后就是所谓的封建社会了。所谓封，就是分封；建就是建国。天子把土地分封给他的亲近子侄和功臣们让他们对分封地进行管理。封地在中国古书上名字可能不相同，基本上有这么几种叫法：“采地”、“食邑”或者“采邑”等等，但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作为封地的受领人，他必须效忠君主，并承担进贡和在战时提供兵员的义务；对采邑中的百姓有管辖权，并课征租税。初为终身占有，后变为世袭。中国盛行于周朝，西欧于中世纪实行。另外应当指出，封建制在我国也叫做邦国制。

受封的人一般也对自己的土地进行分封，他也会按照天子的方法把自己的土地分割给自己的子侄或家臣，然后依次类推下去。有这么句话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话儒家常常挂在嘴边但是细细研究发现这话原本就不是给普通百姓去说的。天子有天下，诸侯（王）有国，大夫有家，士有职务，这些人都是分封的贵族，（士）修身，（大夫）齐家，（诸侯王）治国，（天子）平天下，说的都是对自己封地的管理，只是后来被儒家给曲解了。

封建王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级级的分封基础上的分地分权体制之上的，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

历史教材上说，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持续到了满清的覆亡，其实事情并不是如此。

让我们从上面对封建的定义看来看看满清，满清覆亡时并没有什么分封土地的王或者诸侯。各地形形色色的都督，督军则是军阀或者地方势力代表，他们的权力和土地来自于长期的钻营和背后西方列强的支持，并非是满清帝王的分封。即便他们是“奉天承运”的皇帝任命的，但是任命本身只是让这些官员教牧一方，从来就没有说让他们拥有一方；满清有王爷，但是不是占有封地的诸侯，而是圈在北京城里的富翁。从始至终土地和人民的所有权都是在紫禁城里那个以皇帝代表的领导集团手中，这有一个专业名词来形容，叫做中央集权。

我们再来上溯看看，历史上明朝，元朝，宋，唐，两晋，东汉乃至大秦都是这种状况，即土地和人民都牢牢地掌控在“天子”手中（即便是在外戚篡权，外族侵略，藩镇割据的情况下，理论上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天；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从来就没有什么分邦裂土的诸侯。倒是在西汉初年有过一段分封的故事，但是随着汉武帝一系列削藩活动和“推恩令”的颁布施行，软硬兼施下这些刘邦分封的同姓异姓王们都渐渐成了富甲一方的富豪而不是割据一方的诸侯（实际上这是对邦国制的一种复辟，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所以短短几十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么说来，把从秦统一到清灭亡的这近两千年的时间统称为封建社会是不正确的，最起码是不准确的。因此上，按照易先生的说法，这个时期应该叫帝国时期更为妥当。

这个帝国制度是秦始皇一手建立的，而帝国制度的基本架构则是以商鞅为首的一系列的政治家逐步形成和完善的。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不同程度的都进入了以王为主体的中央集权制度，即我们前面提到的帝国体系。这里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帝国制度能够更加有效的凝聚一个国家的力量，即它更能有效地提高生产力。凡是继续坚持封建（邦国）制度的诸侯国最终都被其它的诸侯（帝国）吞并了。

邦国干不过帝国，就这么简单。但是为什么呢？

汉武帝的《推恩令》道出了天机。随着土地和人民的一层层向下分下去，封地主的权力也就逐渐地被弱化和分散，从而也就失去了对中央的威胁。作为一个诸侯国，它也就失去了对抗敌国侵略的能力。

然而，邦国制又是历史上少有的没有腐败的时期（当然腐化是有的，例如商纣王的酒池肉林，但这是人家关门自己折腾，属于生活方式问题），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其实想想也很简单，因为这种制度下，只有贵族，没有官僚，只有私，没有公，贵族是不贪污的，因为他既有产权又有治权，财富都是自己的，他没有贪污的必要。

这个没有腐败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帝国的出现。正如一个智者在两千多年前就明确指出的那样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那么何为帝国呢？

从商鞅变法的内容就能看出些端倪。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

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这个是为了当超级大国做准备）

废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大秦自此不搞分封了）

改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是不是户口的来源？）

推行郡县制（注意，郡县都是由秦王派出的官吏来管理）

制定秦律（这个当然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

现在看来这些理所当然的改革在当初可是惊天动地的，因为它完全动摇了邦国分封制度的基础和贵族了利益，难怪商鞅最后被秦国贵族恨得咬牙切齿，落了个死无全尸的下场。但是不管怎么说，秦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脱颖而出，最终灭六国而吞天下，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中华帝国时代。

帝国在中华大地登场了，它延续了2000多年，古代中国领先于世界因为它，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也因为它。

强盛的帝国取代了邦国，而强盛的帝国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理论上讲，帝国是建立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上的。皇帝，作为“天”的代表来管理整个帝国，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天子”已经把一个国家的一切都垄断了。

可是，天子不是李大师，他没有亿万化身，他对帝国的管理要依靠大臣来实施，而这些大臣是任命的而不是分封的，他们对治下有管理权而没有所有权，这就叫做官僚管理体系。官僚这个新的阶层逐步取代了贵族阶层走上了历史舞台。

下一个问题，官僚是从哪里来的？

作为一个刚刚改朝换代后的皇帝，他是不愁没有官僚了帮助他管理天下的。打江山的那些功臣能将都在，而他们自然也有打下天下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手段。问题是这也只能是维持一两代人的时间，一个朝代少则近百年，多则几百年，开朝的功臣能将不是神仙，总有个生老病死，自然规律决定他们总有消耗完的那一天，所以皇帝要有新的方法来引进官僚。

秦太短咱们不去说他，从汉说起。

汉的官僚来自于推荐，即“举孝廉”制度。“孝”，谓善事父母。“廉”，谓清洁廉隅。一个人如果在家孝顺父母，在外有清廉的名声，他是可以被推荐做官的（理论上）。汉皇帝此举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他试图用既孝又廉的人来充实自己的帝国官僚系统来帮助他来管理这么一个硕大的国家。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推荐应该是个什么标准？即便是现在，人们也很难拿出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说一个人是性格高尚而且能力突出适合做官的，更不要说2000多年前。更何况这个举孝廉的任务是下放在地方官手里的，一个人是否孝和廉完全是由这个地方官的主观意识来决定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处于自身考虑地方官当然会优先选用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自己将来能够用得上的人来“举”，这样下来，真正的人才被选上的可能性就要打很大的折扣。

于是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人才政策陆续隆重出场了，一个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个是科举。

前面说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子有天下，诸侯（王）有国，大夫有家，士有职务。这里谈到的贵族中除了士以外其他几个都有自己的封地，只有士是处于一种附属状态的。士是一种有一技之长但没有自己属地的阶层，他是必须附属在其他贵族阶层才能发挥他的作用的，而且从数量上说，他们是远远多于前一个阶层的，例如战国后期四君子养士都达到了几千。

然而在分封制度逐渐被帝国取代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士将何去何从呢？

士有两种，一种是武士，一种是文士。

武士好说，军队完全可以吸纳他们并且给他们发挥自己特长的空间，难的是文士。

秦的做法比较生硬，它采用的法子是肉体上的消灭，即“焚书坑儒”。结果已经出来了，秦始皇活埋了4百多儒生，换来了万年骂名。不智，也不可取。

于是在汉武帝时出来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就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这个人，自己出于孝廉，现在看来他似乎是个真孝廉，而且他也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他，按照我的理解，是成千上万儒生和汉武帝谈判的谈判代表。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甲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贫困儒生）：

你别活埋我们了，我们有知识，有能力，我们愿意为帝国效劳来贡献我们的忠诚和能力，前提是大王您要承认儒术是天下唯一的治世真理。

乙方（正愁找不到人帮忙管理国家的汉武帝）：

太好了，我不但不杀你们，我还要给你们官做，我承认儒术是最牛的学问，前提是你们要忠于皇帝。

于是这么一笔交易就做成了，合同期长达两千多年，文士们弹冠相庆，念书人终于有了出头之日！

这个合同一直也是处于修改之中的，从孝廉制，到九品中正制，到了隋唐演变成了科举制，儒家的队伍从士族逐渐扩大到了普通老百姓人家（前提是家里孩子念得起书），人才滚滚而来，正如当年唐王李世民看到科举盛况时脱口而出：“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矣！”

天下太平了没有？远远没有。

这里还有几个问题。一，独尊儒术的代价是中国自此科技不兴，为近代的落后埋下了祸根，这个无需证明，近代的落后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二，权力是个香饽饽，皇帝和官僚之间必定有一个争权的矛盾，这个矛盾贯彻帝国时代始终；三，有官僚就有了腐败和贪污，因为官僚阶层是腐败和贪污的载体，这个在后面有具体讨论。这是当初签订合同的双方都没有想象得到的。

作为合同乙方的皇帝很苦恼，帝国两千年的历史，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皇帝和整个官僚系统进行着斗争。斗争的焦点无外乎两个，一是权力，二是腐败。

皇帝和官僚系统的权力之争集中地体现在皇权和相权争夺之上的。

秦开始设立宰相，宰相这个位置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可以开府办公。也就是说属于宰相管理范畴的事务宰相府就能够处理，不需上报皇帝（另一个结果就是皇帝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些事儿）。对于疏于政务的皇帝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对于那些所谓有为的皇帝，这是不能容忍的，比如说汉武帝，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执政期间，先后一共有十几位宰相，其中除了极个别的得以善终，其他的都是或者被杀或者自杀或者族灭，皇帝对宰相的愤怒由此看见一斑。

宰相这个位置延续下来直到明代，大体上的趋势是对宰相的权力逐渐削弱，随着中央集权的深入，最后将宰相一职撤销，完成这个任务的是皇帝队伍的杰出劳模代表朱元璋。

在此之后清代的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决策权完全掌握在了皇帝的手中，可以说，清朝皇帝（中央）集权达到了帝国时代的巅峰，权力被高度地集中。但高度集权对帝国是否是好事，不好说，这就看皇帝的个人政治素养了，碰上个好皇帝就是“盛世”，否则就很麻烦。

另一个斗争的焦点就是官员的腐败。前面说过，有官僚就有腐败和贪污，因为官僚阶层是腐败和贪污的载体。既然皇帝用官僚系统来帮助他治理天下，那么就不能忽视腐败对“天下”产生的副作用。

腐败产生的根源很多，但是一方面是人性的贪婪，另一方面是制度使然。皇帝凭借着虚无缥缈的“天”来拥有天下，但他不能把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再次打包分给属下，那么他只能把这个东西物质化，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吸引众多的有本领的人来帮助他。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当官本身就是一种利益交换，而且是纯物质利益的交换，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说的就是这种交换关系。

按说，儒家对于个人操守是有着很高要求的，但凡能通过科举登上天子之堂的人应该是儒士的佼佼者，但是问题偏偏就出在他们身上。

前面说过，邦国制的基础是贵族，而贵族是不贪污的。这容易理解，诸侯有国，大夫有家，谁也不会贪污自己家里的东西，因为那本来就是自己的。但是，由”士”进化而来的帝国官僚则继承了士的有术无业这个特征，就是说官僚对他的治下是没有所有权的。一方面手中有这皇帝赋予的至高权力，另一方面面对着花花世界，再高的道德操守恐怕也难守住。这就不难理解纵观二十四史，真正的清官也就是海瑞，刘统勋等少数几个硕果仅存了。

一方面集权，一方面腐败，帝国时代就是在这两个主要矛盾中走走停停。走得顺当了就出现几十年的“盛世”，不顺当了就出现“揭竿而起”皇帝轮流做，重新洗牌再来，但是偏偏就跳不出帝国这个圈子，直到满清灭亡。

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如果说近代中国没有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使得人们认识到除帝国之外还有其它选择的话，在清之后没准又是一个中华帝国，袁世凯的复辟最起码道出了部分人的心声。

这才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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