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史文恭”谈起，（3）数字问题 -- 史文恭

这一节本来是不想写的，记得上次去北京，黄河大大曾说，写党史的敏感部分好像“地雷阵”，俺听了觉得有点腹诽，-----呵呵，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讨论，恰如俺前面提到的，不过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进行确认和讨论罢了，这应该不存在“地雷”这样的触发点吧，----但俺自然明白黄河兄的好心。----毕竟，现实就是现实，既然俺在公共论坛上发帖子，相应地，必然要考虑到一个如何使大家（特别是对历史事实还不够熟悉的那一部分同学们）理解和接受一些很难想象的历史事实----这样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话虽如此，俺还是依然坚持上面的勇气，这是因为真实的历史是具有连续性的，任何一个巨大的，遍及全社会的事件，是不可能被简单地，含糊其辞的认定的。因此，当我们把一个过程的前因后果逐步地展现开来时，那段历史的主线将必然是清晰的。

好吧，这次俺要说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千万问题。

在叙述这个问题的本身之前，俺要说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外延，------我们知道，现代史的进程依然还纠缠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所以，对于现代史的叙述这个过程本身无疑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有一些影响甚至非常严重地损害了对历史事实的叙述。

比如，大家都知道，现在看似对我们一团和气的台湾省政坛，其实是一群败将的继承者，---而且，曾经，他们是以只留下一座城而复国的齐国田单自勉的。----这些继承者，虽然相对于他们的前辈，已经愈发地无能，但依然还对他们所失去的恋恋不舍。-----所以从宣传战的角度，他们必然要渲染一切能够渲染的题材，来诋毁把他们牢牢踩在脚下的胜利者们。-----而三千万问题，是他们最喜欢的一个题材。

于是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所谓的文章大肆渲染这个数字，用种种不同的数学模型和其他的统计理论，但很明显，这些以民主正义自居的作者们不可能穿越回去拯救那些饿殍，换句话说，他们所兴奋的目的就是一个，也就是借这个题材来达到他们宣传的目的而已。----而在这里，俺要说的是，这种伎俩，对于那些死去的饿殍而言（谢谢鳕鱼兄），是卑鄙的。

俺可以稍举一个例子，杨继绳的“名著”里一再地宣称，那死去的三千万是因为一个制度问题。这个结论，使他在为这“三千万”数字拼凑的过程（尽管俺认为这个过程是值得尊敬的），变得可疑。-----因为他无法面对一个简单的逻辑，那就是，即使在他所咒骂的制度最黑暗的文革十年，中国人口依旧是大幅增长的，在1973年，中国的人口到达了8.9亿，那么比较1959年的6.7亿，这多出来的2.2亿人口应该算是这个制度的错误还是成就呢？---我们还可以设问，既然死去3000万会成为一个如此巨大的罪恶，那么多出7倍的2.2亿又要如何赞美呢？-----请注意，这些多出来的人口，也是在这个制度下，都养活了。

所以，孜孜不倦地把这个数字翻来覆去的渲染，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假如以善意的角度推测，-----愚昧的做法，所反映的，是渲染者本人的愚蠢或者别有用心。

而且，这种渲染，把对这段历史的探索过程变得非常的轻率和模糊，进而丧失了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总结和思索的意义。----所以说，这种渲染是对那些默默死去的人们最大的践踏。

但是，正如俺一再强调的，俺所痛恶的，是这种恶意的渲染，而不是对那段悲惨时期历史的研究。大跃进所造成的我国巨大的损失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这就好像当我们看到文强成为重庆的雷洛警长难免要增加对香港有廉政公署的羡慕一样，----事实，恰如罪犯到过现场一样，即使在最黑的夜，也会留下脚印的。

对于三千万这个数字，俺并不愿进行争论，----因为那不是可以争论的问题。------从民国以来，军阀混战，连绵不绝，大灾大祸时有发生，---但民国时期，可曾有牢靠的统计数据吗？没有。所以国民党的“德政”可能造成的人民死亡无法统计，也因此蒋介石的铜像是被民进党捣毁，而不是大陆的无数冤魂的子孙去捣毁的。----同样的，我们现在是否就可以百分百地相信所谓的统计年鉴？或者假如数字偏大就取信，如果偏少，就说是“修改的”，这种做法，能理直气壮吗？

因此，俺的看法，应该首先理顺这个问题发生的脉络，并考察这个问题带来的后果，然后，才能够估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多大。

那么，这个问题是如何发生的呢？

它首先来自“大跃进”。----什么叫“大跃进”？简而言之就是企图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极高的经济增长。当然，如果我们阅历到了一定程度后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把这样的目标做为一个梦想，-----则是人类经常发生的事儿。---不过在大跃进的时候，一直胜利的TG过于骄傲了，以为世界上也许真的没有不可能的事。

而作为大跃进的发动者，据他本人承认，----正是东哥。

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发动者本人，东哥很快地察觉了在执行过程中，下级部门的虚报和造假现象，-----因此，他的确在很早的时期，就提出了纠正。----但他的纠正并没有在大范围内得到那些之前在他面前大肆吹牛的下级诸侯们的贯彻。----为什么？---因为那些诸侯们是以命令的形式把虚高的目标层层下发到他们的下级，并以残酷斗争的形式强迫下级完成的。----而对这个吹牛的纠正必然导致吹牛者本人要面对之前他对下级或同僚的“斗争手段。”---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诸侯们的位子，而是，我们知道，粮食产量，是无法靠吹牛吹出来的。---而且，虚高的粮食产量意味着更高的粮食征购数字，而后者，是上级部门真金白银地拿走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如某省的书记吹嘘，本省的粮食产量由于群众的干劲足，所以翻了一番，从去年的100亿斤到了今年的200亿斤，---那么，很简单，假如去年中央从贵省征购粮食10亿斤，那么今年，自然要征购20亿斤。------但其实，这个省的粮食产量只有95亿斤，甚至更少，那么，他们如何凑出那多出来的10亿斤征购粮呢？

而所谓的征购粮，就是在农民生产的粮食总量里，刨去农民自用的（维持生命的）口粮和饲料，以及供应一大批非农业人口（工人啊，国家干部啊等等）口粮后，以一定比例上缴给国家的粮食。---那么换句话说，农民的口粮和饲料，在这个总的粮食分配里面，其优先权是最后一个，---很明显，国家不会吃亏，干部们也会捍卫非农业人口的粮食，---所以倒霉的，自然是农民了。

值得说明的是，在这个模型里面，农民一般情况下，是不至于到了饿死的地步的，因为国家征购的比例是留有余地的，不会涸泽而渔，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假如征收的粮食数量多了一些，对于农民的伤害，还不至于致命。----除非，下面吹牛的程度过于离谱。

但可惜，这个现象不幸发生了。而且1958年的大跃进时，本来全国的气候总的来说是风调雨顺，农业是一个丰收年，但是，为了满足那个翻一番的钢产量，大量毫无经验的农民壮劳力被调去砍伐木材，炼土高炉，导致很多地方粮食没有及时收割，（而且劳动力的总量是固定的，假如过多分配到“冶金业”，自然会冲击农业的生产），因此，恶果在1959年的春季，当各地的粮食仓库逐渐袒露他们难堪的地面时，整个国家陷入了一个轻微的震荡，----俺说轻微，是指毕竟一个国家的粮食仓储是有余量的，所以纵然经过1958年的折腾，依然，中国还能够渡过这个难关。-----但问题是1959年，当东哥开始纠左之际，庐山会议召开了。

既然是纠左，必然涉及到一个责任问题。---而大跃进里活跃的各路诸侯，必然要面对如何还当初他们强横压服下级执行他们的吹牛数字目标的债了。-----而当初他们压服下级时是很强横的，这个记忆足以唤醒他们本能地为自己辩护，----而庐山之上，他们找到了自己辩护的一个支柱。随着彭总和他的所谓小集团的倒下，各路诸侯欣慰地扛着“反右倾”的大棒下山了。所有在1958年发现胡闹后给他们提意见的正直的干部们，受到了这个大棒的教育。---数据告诉我们：“在这场历时半年多的运动中，一大批干部和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受到不应有的政治打击和组织处分。全国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多达360多万。”---于是，大跃进的胡闹被继续，并恶化为灾难。

因为，没有人敢阻拦了。举一个小例子，这是引自杨继绳的《墓碑》的。

“1958年（山东）全省粮食总产量上报800 多亿斤，后来落实到380 亿斤，最后落实到287 亿斤；1959 年粮食总产量上报400 多亿斤（原来是420 亿斤，书记裴孟飞建议上报320 亿斤，舒同不听，报400 亿斤），后来落实为270 亿斤，后来又说是243 亿斤。1960 年省委计划粮食产量550 亿斤，各市、地委报的数字是374.74 亿斤（亩产405 斤，粮田面积9261 万亩），比省里计划减少了31.9％。后来说落实为总产量为182.34 亿斤（过秤入库174.97 亿斤，其余为自留地、十边地的收入），实际只有160 亿斤。”

我们不需要复杂的模型就能想象，假如人口基数不变的话，那么，1958年山东全省287亿斤的粮食，到了1960年的160亿斤，---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也就是说，导致这个灾难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是一场绵延三年的灾难。这就够了。当饥饿的农民不得不吞咽完了他们的种子之后，将不得不在下一年面临更长，更痛苦的煎熬。而悲伤的现实是，它延续了三年。

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个惨痛的灾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的走向，后来，前面提到的反右倾的三百多万被打击的干部都在七千人大会之后，陆续平反，而之前大跃进雀跃的诸侯们，比如吴芝圃，舒同，曾希圣等等都受到了或大或小的处分，-----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从农民的口中强行征购的他们口粮的，正是那些更下级的基层干部们，这些在解放后忽然获得权力的基层干部们，大部分（如支书，村长，民兵队长，以及他们的亲戚们）自己吃的好好的，虽然村民们却饿死了很多，----这个广泛的现象（从信阳事件被揭发后）胡服同志自己去湖南农村考察得到切身的体会，并导致他在后来四清运动中发出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TG手中”的名言，所谓“四清”，其初衷本质上就是追究这些在大灾荒之中活得好好的基层干部们。-----所以，这个“反刍”可以很有力地说明当初大跃进时的问题是有多广泛，或者多严重了。

因此，无论哪个数字是如何，在那段黑色的三年里，中国，的确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三年，遭受了非常巨大的伤痛。---这，并非一个数字，也远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或归结于某一个人所能概括和解释的。而是一段深重的，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之后导致的恶果。----正因为这段历史如此沉重，才要求我们必须用更谨慎和严肃的态度去剖析和反思，而不是纠缠于几个数字或者菜谱和吃肉问题。-----这，才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因此，关于数字问题，是不应该过于拘泥的。它只是一个最后的结果，但远不能给出一个真正的原因。

• 参考资料
• 说你肤浅是有点过，但我不打算收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