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史文恭”谈起，（3）数字问题 -- 史文恭

……

（四）失踪的证据：最后，我们离开统计数据，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死亡人数问题。凡是比较准确的死亡估计数，不仅应与统计数据和分析结果相吻合，而且应能经受人证物证的检验。非正常死亡三千万的说法，不但缺乏学术研究的支持，而且跟人们的现实生活经验有很大的矛盾。

饥荒期间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四川、河南、山东、湖南、安徽、贵州等地。如果二、三千万死亡人数在这些地区平均分布（基本上不可能），几乎每人都应有亲朋邻友遇难。如果是不平均分布，应有许多村、乡（公社）、县死亡过半，甚至十室九空。这些灾区应当留下大量集中掩埋的尸骨，大片抛荒的土地和无人村落，或有大批移民来填补。另外，普遍死亡应导致大量孤儿和鳏夫寡妇，导致广泛的家庭重新组合现象。这些证据几十年后都不会消失，而且应该不难找到。

饥荒结束不到五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大串联期间，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南几乎每个公社都有不少年轻人走向全国。当时信息交流基本上不受限制。受灾地区各级干部被打倒的不少，“三年困难时期不管人民死活”常常被作为他们的罪行。可即使在捕风捉影的揭发材料里也难找到与“饿死三千万”之说相符的证据。改革开放以来，诉大跃进之苦更成了政治时髦。连官方媒体上对饥荒的惨痛描写也已汗牛充栋。但涉及大范围饿死人的事件，除河南信阳外，大都语焉不详。甚至就连信阳地区，也未发现媒体宣传的饿死一百多万的充足证据。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日，全国范围内此类证据的数量实在难与“饿死三千万”的结论相符。古今中外恐怕还没发生过毁尸灭迹如此彻底的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