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到那儿算那儿—说说白毛女 -- 烤面包的胖大叔

陕甘宁边区可不是个好地方,一言以蔽之,穷。

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根据国共谈判划分一片区域，行政上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地理上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东西400余公里，南北500余公里，面积大概13万平方公里。陕甘宁边区属于典型的大陆气候，常年平均降雨量不到500毫米，全年无霜期短，大多数农作物只能一年一熟。土壤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五雨为涝，十晴则旱，使得自然灾害的爆发异常频繁。在国际联盟对该区域1928年-1930年暴发的三年大旱灾的调查发现，自然灾害对当地人民的造成的灾难异常巨大，一些县城的死亡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使得人口比较稀少，关于人口的统计数字差异比较大，我取一个引用相对多些的数字，大概是140万人。

当年社会条件也相当黑暗，军阀混战，土匪横行，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冯玉祥控制这一带时每年收取的各种款项总额高达8000万元，比当时中国最富饶的省份浙江也不遑多让。

边区的教育文化也相当落后，整个边区当时只有120所小学，延安地区只有7所小学，70余名学生。根据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的描述：“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

可以说交到中共手里的这副牌已经是烂得不能再烂了。而唤起边区民众，对边区进行现代化的改造成了当时中共刻不容缓的任务。说到刻不容缓，其实这里还是有个轻重缓急，文艺政策的制定并没有在一开始就成为中共的主要任务。和后来一些研究者笔下描绘的情形有所差异的是，中共中央事实上对文艺政策，在开始并没有一个通盘全面的考虑。而更像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从37年的大众文艺讨论开始，直到1942年文艺整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布，中共才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政策。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指出陕甘宁边区的文化传统除了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化，还有红军时期的文化活动经验：即用戏剧和歌谣的形式来对民众进行宣传。在“讲话”发表之后，中共展示了很高的执行力，几乎所有的党政领导都对文化政策或写文章或讲话表示支持，所有的宣传机器全力运转，“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为绝大多数延安知识分子的共识。

而延安知识分子的身份的转变，除了权力话语的干预，其本身也对原来的身份进行否定，他们否定自身的原因首先是我在续二里提到的大的历史背景，作为一个文人无法像战士那样在前线杀敌，在这个需要行动的年代，长于思考，短于行动的职业特性使得一些文人产生了自怨自卑的心态。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边区开展的“下乡运动”。深入群众，改造自己，以前不过是说说而已，现在可就是玩真的了。而且下乡运动在形式上具有长期普遍的特点，和送温暖是不一样的。

下乡运动使得知识分子设身处地的生活在农民中，亲身体验到农村的艰苦和面临的困境，同时下乡运动也是行政改革的一部份，下乡的知识分子担负起普及教育的任务。这里顺便提一句，普及教育和开支在边区政府中始终占重要地位，从40年到45年，这类开支占到整个政府开支的25%。下乡运动在使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荡然无存的同时，也使得知识分子在对农村的改革方面的思考更加有的放矢。

具体到本文，《白毛女》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

不过还是要再提一句，延安的下乡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了，虽然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依然可视为是场几乎无法被复制的运动。

====================================================

深刻反省，废话真多，写到这才兜回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