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考:枇里琶啦—从沈周说起 -- 烤面包的胖大叔

枇杷原产地在中国,具体来说,位于四川境内贡嘎山东南坡的大渡河中下游。研究论文发表在1990年的《园艺学报》，作者是章恢志等。文章我看不懂，就把结论抄一下，有兴趣的自己找来翻翻。

至于文献中的记载，就我所知，最早是出现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有人说《周礼》中已经有记载，这里可以小小讨论一下，《周礼》这本书在诸经中出现最晚，但这本书可靠不可靠，暂且不论，关键是《周礼》的原文中并没有出现“枇杷”的记载。《周礼》只是提到管理皇家果园的叫场人，原文是：“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实、异珍之物，以时敛藏之。”而在郑玄注周礼时，认为异珍就是“蒲桃（即葡萄）枇杷之属。”郑玄注此的依据何在，今天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确定一点就是，对枇杷的明确文献记载，《上林赋》应该是最早的。

上林苑里的枇杷树，据《西京杂记》卷一记载，“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其中就有枇杷十株。汉武帝时的上林苑，范围非常大，包括灞河，浐河，沣河，鎬河，潏河，涝河流域的全部及泾河渭河流域的部分。即所谓“荡荡乎八川分流”，其南以秦岭主脊为界，北至渭河北岸，东至临潼，西至周至县。周袤三百余里。汉朝皇家园林规模的庞大是不能用今天颐和园，园明园来想象的。汉朝在长安城内的宫廷面积大概是今天是紫禁城的二十多倍。而上林苑光一个昆明池，比颐和园，园明园什么的，加一起还大十几倍。《史记》上萧何有段话：“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云：“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后人看秦之阿房，汉之上林，多少有些穷奢极欲之感，其实一个文明当其方兴之时，莫不是带有几分指天立地，唯我独尊的凌栋万方的精神气概。其他文明的巴比伦塔，金字塔皆是如此。

除此之外，华夏文明造这些精美的大房子，也有其政治上的考量，这作为汉家天子威仪的象征，文化正统性的标志。再具体说起来，上林苑也有其特殊的功能，比如说掌上林苑的官叫“水衡都尉”。在汉代掌皇室财政的机构是少府，少府同时兼管盐铁事务，汉武帝时，将少府的盐铁管辖权划归大司农，少府专管皇家财政。而水衡都尉的设立看似架床叠屋，其实不然，上林苑相当于国家财政的后备。汉朝货币统一的过程一波三折，至汉武元鼎四年才将铸币权收归中央，铸币的机构就设在上林苑内，由水衡都尉直管。同时上林苑属官又设均输令，其具体职能和大司农下均输令有所不同，但是业务上也有衔接之处。如果简单点看，汉武时，国家财政掌管在大司农手中，皇家财政的一般用度由少府管理，上林苑主管皇家财政储备，也兼有国家财政后备的特点。

上林苑的枇杷种在什么地方呢，据我推测，可能是种在扶荔宫，扶荔宫据考古发现，大概是在今天陕西韩城境内。这里是上林苑内专门种植奇珍异果的所在。扶荔宫的得名是元鼎六年，汉武破南越，从交趾移植百株荔枝于上林苑，一直养不活，其中有一棵长得稍微好一些，汉武很珍惜，但这棵荔枝树一直没有开花结果，有一天还是萎死了，汉武帝于是迁怒养护人，一口气杀了好几十人。汉武帝为了吃到新鲜荔枝，专门开凿了一条路。一骑红尘的荔枝快递业务，就是始于此时。

汉武帝时，热带水果种植失败，但像枇杷，柑橘这样亚热带水果却长势喜人。汉朝时有个理论叫“天人感应”，这套学说来源和具体理论有点复杂，这里不全部展开。这套理论在具体运用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屈民以伸君”就是通过用天人感应这种类似宗教神学的理论来凸现朝廷的政治权威，另一方面就是“屈君而伸天”又想借助天意来规范朝廷的行为。简单点说就是，帝在做，天在看。帝做得好，天就会显示好的征兆，比如说“风调雨顺”之类。反之呢，帝做得不好，对不起，就会降下灾祸。

这套“天人感应”的理论呢，在今天人看来，多少显得有些唯心，很少有人会相信。当然也不一定，比如说汶川地震，不就有人把这套理论拿出来了吗？这里边据说还有什么以启蒙为己任的知名学者呢。

但是把这套理论的因果关系反过来看，多少还是有一点道理的，简单点就是说，在古代如果出现了天灾，政府就会有麻烦，天灾严重一点，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政权覆灭的因素之一。在对中国历朝政权的沿革研究中，气象因素已经成为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必须要补充说一下，气象因素的重要是毋庸置疑的，但重要到什么程度，还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决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别的因素，诸如文化，政治，军事，人事等也是一样。

中原文化以农为本，这从造字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周，周这个字在甲骨文中最初没有下边的口，田字的四格有四点，像插满秧的田，所以周也有“密”的意思。“周”字呢，口像城池，周围呢，都是农田，周呢就是“围满农田的城池。”后来周也由此引申出“周围”的义项。再比如说“秦”，秦字下边是“禾”，上边在金文中像双手举着杵，秦的意思就是，以杵舂禾。而古代农业的特点就是靠天吃饭，气候的变迁对古代农业的影响比现在要大很多。

关于秦汉时期的气候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论，但基本的趋同的观点是，关中地区农业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是气候条件，而政府行为比如说兴修水利之类，是次要条件。汉朝之所以强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赶上了好天气。从战国末期到文景时大概属于温暖期，汉武帝的时代是温暖期转向小冰期，这个转变过程，从汉武一直持续到汉元帝。元帝正式进入小冰期，到了王莽时代，低温干旱天气达到高峰。王莽传中记载，天凤四年的时候，八月莽亲南郊，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这里说一下，王莽用殷正，就是用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八月相当于农历七月，七月的天气出现了冻死人马的寒流。可以气温的下降是比较厉害的。伴随着气温转冷，干旱天气出现的愈发频繁，据统计，秦始皇十二年至汉景帝，关中地区总共发生了8次旱灾，大概是10年一次，汉武帝时期发生了11起旱灾，汉武帝之后，旱灾多发，其中“大旱”就有11次，而其范围也非常大，常见东西数千里的特大旱灾，至王莽政权，更是出现连年久旱。旱灾的出现一般伴随蝗灾。

在文献记载中，关中地区的植物和今天的也不一样，黄河流域当时遍布竹林。而柑橘，枇杷等果树也能在当地存活。考古也发现，今天的北京，洛阳等地有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区，《汉书·沟洫志》也有汉武时水稻种植的记载。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汉书·沟洫志》的记载也表明，汉朝时农田水利的大建设是汉武时为最，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气候对农业的威胁。但在天气的影响下，农业生产的重心向南转移渐渐成为趋势。在目前全球转暖的作用下，撒哈拉大沙漠渐渐变绿。而根据卫星的观测，自从1981年以来，从纽约、马德里延伸至北京的北纬40度线以上的植物生长得更加茂盛。研究人员还确认，这些植物的生长季延长了几天，尤其是在欧亚大陆更为明显。如此看来，或许有一天关中又能重现昔日“江南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