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什么是在劫难逃--怀鲁迅（-） -- gb2312

1957年，毛泽东确实谈论过“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但谈话的时间、地点、场合、人物，特别是内容，都与《我与鲁迅七十年》所述迥然相异。

1957 年3月上旬，具体说是6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规模浩大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提议召开这个会议，目的是为了解决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以后思想理论和宣传文化领域出现的各种情况。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外，主要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宣传文教部长和各界知识分子的代表，共有八百多人。值得一说的是，本来是党内会议，毛泽东特意提议邀请了不少党外文化人士参加。会议先是印发了陈其通等人1月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篇闯了点祸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被毛泽东视为以“卫道士”的面目来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又听了毛泽东2月27日的那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录音，同时，中宣部还以中宣部办公室名义印发了一份题为《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会议材料，其中编入了33个人们特别关心并用于讨论的问题。这样做，无疑是要宣示此次会议的目的是“放”而不是“收”。

在随后分成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教、科学几个组座谈讨论中，其气氛之热烈可想而知。如参加文艺组讨论的茅盾就发言说：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把文学界出现的问题估计的太严重，有些惊慌失措，给读者一个印象， “双百”方针好处少坏处多。是一篇教条主义文章。而陈沂的《文艺杂谈》颇有不革命就等于反革命的味道。而巴金则反映：“双百”方针在下面阻力大，不少人不赞成。现在要“鸣”出来不容易。讲公式化最容易，要“鸣”就要讲自己的话，很多人不习惯甚至害怕“鸣”，作家要有独立思考，有胆量。

毛泽东自然也利用这个机会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从6日至10日，他分别邀请了宣传、教育、文艺、科学和新闻出版五个组的部分代表进行座谈，差不多每天座谈一次，直接倾听他们的反映，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正是在3月10日召集的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会上，毛泽东直率地谈起了“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

据这次座谈会的文字记录稿，参加座谈的人中，有人提到现在的报纸上的东西太硬，还有人反映了最近上海讨论办报问题时提到的一些意见，例如说，“思想性多了，报纸就不活泼”，应该“软些，软些，再软些”。毛泽东直接引用鲁迅的写作来进行了回答：

你们赞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这段话，早在1983年，就完整收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社联合编选、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不过，在这篇座谈记录稿上，并没有记载“鲁迅活着会怎样”这样的话题。

事实上，在3月8日毛泽东召集文艺界代表座谈时，便已经谈到了鲁迅，同样也是回答人们的提问。当时，参加这个座谈的巴金对毛泽东说：“我们大家这次讨论‘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比方说，描写官僚主义，大家都觉得难办，写谁谁都不高兴。还有杂文，上海有人说要全面，有人说杂文就不能全面，鲁迅的杂文，只讲一件事。”毛泽东回答说：“恐怕要来大民主才行，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没有展开。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哪种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还不一致。要整风，那时就好批评了。现在刚刚批评一些，马寒冰、陈其通就发表声明，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接着，毛泽东又谈起了鲁迅：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时候讲一讲，这33个题目（指此前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会议材料，其中编入了33个人们关心的问题——引者注），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很明显，这段话也是在回答“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假设，不过是以毛泽东自己提问的方式说出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确认：“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悬念式的设问，最晚是1957年3月上旬就出现了，而且与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后思想文化界的活跃气氛有关，与毛泽东在1957年1、2、3月间大力推动“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反复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有关，但与稍后的反右确实没有关系。

关键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内容同《我与鲁迅七十年》所述也是迥然相异。且不说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说出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不合常理；且不说以毛泽东对鲁迅精神一以贯之的理解和推崇（1937年就说鲁迅是“圣人”，到1973年还重申鲁迅是“圣人”，而自己只是“圣人”的学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合常理；就以毛泽东谈论这个话题的背景和目的来说，他也不可能萌生出鲁迅被关进牢里或识大体不做声的设想。当时，他一心破除贯彻“双百方针”的障碍，给那些担心写批评文章让人抓着辫子挨整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打气鼓劲，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是“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如果搬出来的是一个在牢里写作的鲁迅，有多少人还愿意向鲁迅学习呢？如果搬出来的是一个“识大体不做声”的鲁迅，又有什么必要呢？显然，这两种假设当时都会同毛泽东谈论鲁迅的初衷南辕北辙。

当然，毛泽东也设想了，“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鲁迅）也会不写的”，仅此而已。谈到这个设想的用意，显然是指称那些被毛泽东视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人弄出来的气氛，诸如他当时反复提到的陈其通、马寒冰等人的文章，以及文艺界对王蒙小说的批评，特别是各级干部中比较普遍的对贯彻“双百”方针的观望犹豫等等。毛泽东提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澄清这种气氛。所以，1957年4月5日在杭州召集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还回忆起3月8日在北京同文艺界代表座谈时巴金和他的对话。他说：“巴金对我说杂文难写，我说有两条，一条是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批评的环境了；还有一条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 正是基于对“彻底的唯物论者”的战斗精神的期望和呼唤，毛泽东才搬出了鲁迅，并坚信在新中国成立后“大概是文联主席”的鲁迅，“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因为“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毛泽东对自己这个判断的自信，并具有那样浓厚的感情色彩，是不难体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