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高耀洁也去美国了。。。 -- 歌行者

谢谢您为我的发言提供了完美的论据。事实上，感染数字和增幅不能简单的进行横向比较。举个例子，如果你仔细观察UNAIDS网站上（http://www.unaids.org.cn/en/index/page.asp?id=178&class=2&classname=Key+Data）中国HIV携带者的数据，你会发现2005年的感染率比2004年有所下降。如果直接比较数据，就会得出“HIV感染者大量死亡”，或者“中国研究出了新型抗艾滋病药物，成功清除了部分患者体内的HIV病毒”。但实际的原因是什么呢？按照Science的意思，是因为新的数据和统计方法的引入，修正了原来的偏高的估计。这个改变，涉及到调查设计，规模，样本选择，采样方法，判断标准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流行病学知识，这些东西，没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不一定非要流行病学的文凭，毕竟教材在书店里，文献在网上，一个志愿者只要有毅力，是可以掌握相关知识并作出评判的）怎么能作出有效的评价呢？至于最近泰国HIV疫苗的三期临床结果，大众媒体的记者看到了“感染率降低30%”，而Nature编辑则看到了三个统计检测两个无差异，Science编辑看到了0+0>0，这个例子恰恰反映了专业知识的匮乏往往会得到不正缺的结果。

艾滋病的防治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HIV相关研究和对于流行病学的研究，这方面包括对于致病机理，新药物，新检测方法的研究，新的流行病学方法的开发和新的流行病学资料的收集。第二方面的内容是依据第一方面得到的知识，通过深入社区宣传，组织实施各种互助组织等等方式，改变人们的高危险生活习惯，降低病毒传染概率，并且对于感染者和其他受到影响的人群进行人道关怀。在第一个方面，专业知识是绝对必须的。您的问官僚做决策时怎么办？至少在国家层面，很多决策还是参考了专家的意见。我见到过教育部艾滋病研究专项计划的部分形成过程，整个文件是由国内各子领域内的专家和他们的研究室人员讨论而成的。至于国外NGO，如果想在第一方面有所建树，必然要在技术上有所依仗，要么主要成员本身具有过硬的专业知识，要么依靠专家委员会来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引导。在第二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宏观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是NGO活动的有利空间，广大NGO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弥补政府部门的不足。但是无论国家的政策还是NGO的弥补也得建立在科学基础上。

目前，国内的NGO工作集中在第二个方面，但是国内的HIV活动家们往往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任意打扮科学结果，以期达到自己的宣传目的。我本科学校有一个教授上一门被大家很喜爱的称为“三宝”的性教育课，她在课上公然说：“HIV没有免疫。”虽然她的本意是吓唬大家不要进行不洁性接触，但是这会被任何了解HIV抗体知识的人嗤之以鼻。高奶奶的“带套无用论”比这更恶劣一些，因为这对于艾滋病防治可能造成不利影响。她的宣传实施工作做得很有成效，但是不代表她可以在没有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就进入研究领域，要求人们接受她的观点，甚至据此进一步影响公共卫生政策。真有数据支持的话，请发《柳叶刀》，这样国内自然有人验证你的claim。任何有这种依靠自身影响力来改变科学结果和公共卫生政策的想法的人，都得有面对失败的勇气。

全世界研究艾滋病的科学家据说有十万，每年被枪毙的proposal千千万，没见过谁大叫“金主就会说假话，捂盖子，不给我实施我IDEA的机会！”在国外P3工作，摄像头，抽样监控，背景检查都得接受，在P4甚至有可能享受搜身和检查车辆的待遇,没见过谁愤而出逃他国的。学术观点错了就错了，承认就好，别玩场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