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外婆口述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 草纹
我们在《说说小木爷爷》(一)、(二)、(三)里说到,1933年年初,小木爷爷与靖任秋去甘南策动何戒僧团起义失败。5月,小木爷爷回到西安不久,冯玉祥在张家口发起筹建抗日同盟军。小木爷爷闻知,立即动身前往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在吉鸿昌部担任了营长。
张家口抗日同盟军,是中共北方特科策动冯玉祥发起的。
1931年,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后,陈赓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周恩来派他去平津,任务之一,就是设法在平津设立北方特科。在天津,陈赓物色到原北平市委书记吴成方负责北平特科,并告诉他,北平特科直属上海中央特科、也就是周恩来领导,不准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陈赓向吴成方交代了“特殊军事活动、特殊政治活动、特殊情报活动”等40多条工作任务。总之,特科干的就是特殊的活儿。
特殊的任务就要通过上层活动才能完成。可是,当时的党中央,执行的是“关门主义”、“打倒一切”的左倾路线,一切国民党或地方军阀的上层,都在打倒之列,而不可以结盟或者利用。甚至在兵运策反工作中,也提出并贯彻“要兵不要官”的口号。对此,吴成方提出了疑虑,不准与上层发生关系,如何完成特殊任务?
陈赓明确地告诉他,周恩来指示说,特科工作性质特殊,不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不搞“关门主义”。只要把工作搞起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事,利用一切可以团结利用的力量。只要不损害党的利益,采取什么手法都可以。
周恩来的指示,等于给特科摘去了脑袋上的紧箍咒,这就是后来特科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发挥了特殊的重大作用的根本原因。
北方特科建立不久,吴成方就派肖明去见蜗居在山西的冯玉祥。肖明是留苏党员,冯玉祥去莫斯科访问时,肖明给他当翻译。后来冯玉祥起兵参加北伐,肖明和邓小平一同被派往冯部工作,在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总司令部任政治部副主任。交谈中,肖明晓之以理,坦诚相告,中共完全有能力帮助他站出来领导抗日反蒋行动,说得冯玉祥非常动心。不过双方对于再次合作都有前提条件,北方特科的条件是“不得再次投蒋反共”,冯玉祥的条件是“里红外不红的西瓜”。
应该说,北方特科答应冯玉祥这个条件,完全是违背当时中央政策的。所以,1933年5月,当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后,北方特科在冯部建立的“特委”,与河北省委派来的柯庆施成立的“前委”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前委”执行中央的政策,提出要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内部发展红军,进而在华北创建新苏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特委”坚持执行冯玉祥当时接受的“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而不是里外都红的“胡萝卜”政策。两边吵得不亦乐乎。“前委”竟不顾战局,指责“冯玉祥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并发动群众罢工、罢市,举行反对冯玉祥的示威游行,进而公然喊出了“打倒冯玉祥!”的口号。
对于“特委”与“前委”之间的争论,上海临时中央当然是支持柯庆施的“前委”,严厉批评北方特科过去“争取冯玉祥做抗日同盟者是错误的”,“无条件拥护冯是军阀路线”,下令“特委”解散,吴成方、肖明调回上海,将“右倾分子调离张家口”。
本来蒋介石就蓄意取消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前委”大张旗鼓一闹,正好给蒋介石抓住把柄,调动了十五个师的兵力围剿“被共党利用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陷入内外夹击,孤立无援的境地,无奈宣布下野。十几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最后只剩下方振武和吉鸿昌所部一万五千多人,奋起向北平进攻,打到小汤山,全部溃散。
小木的爷爷随部队打到小汤山,突围来到北平,找到靖任秋家中时,裤子上还被打穿了好几个弹洞。这时,靖任秋已经与上海中央特科接上了关系。这样,1933年秋,小木的爷爷就去了上海中央特科,在王世英手下工作。
1933年秋到1935年秋,这是上海地下党最困难的一段时光。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反复打击下,到1935年秋,地下党在上海已无法生存,王世英组织大批地下党撤退到天津等地。这以后,王世英就是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小木的爷爷从1933年秋到上海特科工作,一直是王世英的主要助手。
1935年底,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很快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与宋哲元形成对抗,大批学运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捕。
从特科工作的角度和政策看,应该从上层展开工作,争取宋哲元站到抗日反蒋这一边来。为此,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直接与宋哲元面对面地进行对话。这个人不能有“共党嫌疑”,以免引起外人猜测,宋哲元就不敢接触;但他又必须绝对是“党的人”,才能代表共产党说话;另外,这个人还必须具有足够的地位,同时与宋哲元有所私交,才能见到人、谈的深。
这时候,小木爷爷向王世英推荐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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