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外婆口述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 草纹

平津学生喊出拥护宋哲元和29路军抗日的口号，对宋哲元触动很大。于振瀛乘热打铁，动员宋哲元派出他的亲信刘子青去了陕北，找中共中央联系。8月，毛泽东派张经武（长征时是红一方面军二科科长）持亲笔信来见宋哲元。毛泽东在信中说：

明轩主席先生勋鉴:

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专此，即请

勋祺

弟毛泽东拜启

了解了前面叙述的各种情况，我们就能看出，毛泽东字字句句都说在宋哲元心坎的节骨眼上。

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宋哲元签字释放关押在军人反省院履行了手续的共产党重要干部六十一人，前面说到3月5日与魏宜娴一同被捕，被判死刑的王其梅也被释放。

9月，宋哲元邀请于振瀛到冀察绥署宣传处任处长。表面上叫“宣传处”，实际上宋哲元让于振瀛在宣传处内秘密设置了一个调查组，受中共特科领导，秘密派人去东北、热河、冀东、绥东等地，调查日本的动向，并设法打入了日本华北特务机关内部，取得日本在华北的重要情报资料，一方面提供给宋哲元，另一方面提供给中共。科特派舒曰信担任于振瀛的机要秘书，负责将收集的情报整理后转给北方局情报部。

可见，通过特科和于振瀛的工作，并与中共中央接上直接联系之后，宋哲元与中共的统战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所以，宋哲元在接到北平警察局密探多次报告后，对于“民先”组织在西山举行的游击战军事训练采取了敷衍的态度。他在冀察绥靖主任公署训令中不疼不痒地说：

查该项组织分子复杂, 设如任其筹设, 难免不无逾越常规之处, 据报前情, 除指令外, 仰即伤属注意取缔, 以免滋事, 影响治安为要。此令。宋哲元

关键是一句不说这事跟共党有关，不过事关治安而已。既然上峰都这么说，警察也就乐得睁只眼、闭只眼。李昌回忆说：最初几次，军警还出动干涉，但是我们的队伍采取化整为零、分进合击的方式，军警根本控制不住。后来，他们就习以为常，不大管了。

好吗，军警如果真的要管，就像2月29日晚上，29路军出动几千人，沿着清华的墙根，几步站一个，把清华大学包围的严严实实，然后警察冲进去按名单抓人，还有管不住的？

1935年12.9运动爆发之前，北平地下党屡遭破坏，北平市委已不存在，由市团委的几个学生组成的北平临时工委代替市委职能。整个北平，能够联系到的党员只剩十几人。刘少奇曾经说，1936年4月他作为中央代表到天津时，华北局能联系到的党员，也只剩下30多人。12.9运动爆发后，通过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展一批爱国学生入党，北平地下党组织有所恢复，重建了市委和各级组织。但是，从2月底到3月底，遭到冀察绥靖公署多次逮捕和破坏行动后，大批党员、学运骨干被捕，林枫、郭明秋、姚依林等地下党领导不得不被迫撤出北平，调往天津。李昌回忆说：当时，“一些人消沉了，民先队的组织也松懈了，大队、小队的会也开不起来了。”

然而，在特科派遣于振瀛去做宋哲元工作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到草纹外婆他们在西山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大批被捕的学生和学运骨干被释放，彭真、薄一波等重要的共党干部出狱工作，平津“民先”组织迅猛发展到几千人，其骨干进行了游击战军事训练。由此可见特科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中大作用。当时，特科进行的上层统战，不仅宋哲元一人。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撤销，王世英将特科大部分人员从上海撤出，仅留下由丘吉夫负责的一个办事处。10月，上海特科办事处再次破坏，丘吉夫被捕。从党史上说，到这个时候，中央特科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就不存在了。之后这些被打散的特科人员，我把他们称为“最后的特科”。正是这个“最后的特科”，从1935年底开始，到草纹外婆他们在北平西山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协助陕北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共与几乎所有地方实力派的秘密统战关系。其实还应该包括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战关系。区别在于，在西安事变之前，地方实力派都同意了中共中央“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与中共中央达成了秘密协议；蒋介石则坚持要求中共，必须先“放下武器”，才能“联合抗日”，因而不可能达成协议。

那么，对于中共地下特科人员，通过各种关系与地方实力派们（包括张学良、杨虎城、宋哲元、刘湘、李宗仁、阎锡山等）建立秘密统战关系，蒋介石是否知道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知道的，至少是有所耳闻的。比如，1936年3月4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举行会谈，3月13日，蒋介石就接到戴笠的特务密报：匪中央派伪外交部长李克农来洛川，窃视伪李部长与匪中央之电，内云‘略有协定，彼此不互相攻打…’等语。看看，蒋介石的特务，连李克农从洛川发给陕北中央的电文都能看到，蒋介石的耳目有多灵通，可见一斑。但是，蒋介石万万想不到的是，最后居然会发展到张扬为联共抗日把他给抓起来的程度。西安事变最终让蒋介石认识到，共产党与地方实力派们以及国民党内抗日力量建立的统一战线，已使武装剿共不再可能。

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游行。

李昌回忆说：“这次游行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 充分运用了游击战军事训练学习的战术。清华、燕京头天都派了先遣队员进城以接应大队。各校学生为避免一出校门就和军警打“遭遇战” , 也不在学校集合, 而在好几个地方分别集合, 最后汇合在东皇城根。我们租用了一辆漂亮的小轿车, 杨述和女一中的魏宜娴坐在车里, 一方面在队前队尾进行联络, 另一方面在队伍旁边忽前忽后地散发红红绿绿的传单标语。军警看到这一情况,感到莫名其妙, 一个个瞳目结舌。游行队伍采取了更机动灵活的‘穿插战术’, 遇到军警阻拦, 立即分散做宣传工作。一声集合信号, 分散的队伍又立即集中起来。”

游行的队伍在西单商场边的东槐里胡同遇到宋哲元的汽车。学生们围着汽车，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拥护宋将军领导抗日”的口号，并要求宋哲元接见，答复学生提出的抗日要求。宋便开车门向学生要了传单。学生们告诉他这次游行示威的意义。好一会，他才坐车走了。

下午一时, 游行队伍在北大一院操场集合, 传来通知, 宋哲元要在景山会见学生。

下午2时，游行队伍开到景山，宋哲元没来，派了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宋哲元讲话，秦德纯说：今天的示威是民气的表示，有了这样的民气，足以保证中华民族的复兴，29军一定本着光荣的喜峰口战役的英勇精神，适应全国民众的要求，和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合作，担负起解放民族的责任。

当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完）

小木爷爷推荐的这个人，就是后来解放战争时，草纹外婆在南京潜伏时期的直接领导于振瀛。外婆“营救余心清”、“去上海传递重要情报”，都是于振瀛交代的任务。

于振瀛是国民党左派。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就在李大钊领导下，在北平地区开展反帝、反军阀活动，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活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与李大钊一同被张作霖逮捕，由于使用了化名，幸免遇害，于7月被释放。

小木爷爷知道，1928年，冯玉祥的部队驻在陕西，宋哲元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于振瀛被任命为陕西省国民党指导委员兼党训练部长。当时，冯玉祥、宋哲元在大革命失败后投蒋，也逮捕了一批共产党。于振瀛得知后，四处活动，积极营救。在他的努力下，宋哲元将这批共产党释放。于振瀛在陕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度不满。1929 年3月18日，国民政府命令宋哲元以“反中央”、“反地方”和“引用共产党员”三大罪名将于振瀛逮捕。于振瀛在狱中被关押了两个月之后，特务拟将他装入麻袋沉到黄河，恰逢蒋、冯、阎爆发中原大战，宋哲元乘机将于振瀛秘密开释。

需要说明的是，于振瀛当时并非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内“坚持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左派，也有的称之为“改组派”，既遭到当权的国民党右派的狠狠打击，也不被“关门主义”的共产党组织所相容。“三民主义”到底能不能救中国，于振瀛陷入迷茫之中，只好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日本求学期间，于振瀛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及唯物辩证法。他的这些活动，引起了中央特科的关注。1935年，特科通过地下党员潘怡如（曾经给于振瀛讲过马列主义课）电请于振瀛回国，希望他加入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回国后，于振瀛到南京，利用过去的关系深入国民党内部活动，为特科提供情报。 1936年春，于振瀛出任国民党外交部条约委员，特科派舒曰信（就是沈安娜的姐夫）与他联系。

这么一看就知道了，于振瀛是特科派去做宋哲元工作最合适的人选。

于振瀛与科特分析：宋哲元处境尴尬，地位微妙。很明显的是，日本人是利用他自保29军地盘防范蒋介石吞并的心态，搞华北自治；而蒋介石则要利用他挡头阵，维持华北不战不降的态势，“务须忍辱负重, 委曲求全”。而宋哲元当时的心态，正如他给冯玉祥的信中所说：“哲元受任于大势已去风雨飘摇之秋, 屈服既有不甘, 抗战力又不逮。”内心还是想抗战，就是没有信心，所以就左右摇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给他一个支持，拉一把，就能把他推上抗日的道路。所以，特科和于振瀛都认为，劝说宋哲元抗日一定能成功。

果然，于振瀛来到北平找到宋哲元，经过一番劝说，并且告诉他，决不能与爱国学生民众为敌，自能得到中共支持。宋哲元就在4月中旬释放了之前逮捕的数百名爱国学生和教授。除了“证据确凿”的共党分子（比如王其梅），黄华、魏宜娴、刘清杨等学生教授都被释放。

与此同时，于振瀛成功地劝阻了宋哲元与日本签署防共协定。

前两年出版的黄华回忆录中说：我和第一批同学于4月13日被释放出狱。当时我只知道是由学校保释出来，许多年以后在延安同王世英同志谈起，才知道他当时在北平地下做地方军政当局上层人士的工作，我们那么快就出狱，实际上是因为北平地下党暗中派人向宋哲元做了许多工作。

这个时候，陕北中央派刘少奇到了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得知特科派于振瀛劝说宋哲元生效的情况，写了《告北平同学书》，号召爱国学生团结宋哲元和29路军共同抗日。

另一方面，宋哲元的所作所为惹恼了日本人。时任日驻南京武官矶谷廉介赴华北考察后, 致电陆军大臣说“ 宋哲元完全不能行使我方之自治工作,事态诚可寒心（因为日本人认为宋哲元是他们扶上台的）。” 表示“ 欲使我方之自治工作恢复轨道, 有压迫宋哲元使彼听从吾人之必要” 。井建议军部迅速增兵华北, 以实现“ 驱逐宋哲元代以其他人物。”

5月1日，日本天皇批准了增兵华北方案。很快，日本华北驻屯军由2000余人增加到1万余人。同时，日军在天津秘密修建工事，并在完工后，将抓来修工事的民工杀死抛入海河。当时，从上游通过金钢桥的河里，时常发现壮年男尸漂浮着顺流而下；有时两小时一具，有时还一起发现两具，昼夜不停。几百具尸体，不明来源，无人认领。平津各报，对于海河浮尸事件，噤若寒蝉，默不作声。

5月底，刘少奇和北方局组织天津学生发动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要求清查“ 海河浮尸”，严惩凶手，6月13日，北平学生起而响应，上街游行示威。这一次，学生们喊出了“ 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哲元将军领导抗日”的口号。而军警们虽然沿途阻拦, 但已不像以往那样毒打、抓捕学生了。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说说草纹照片后排右三的邵冠祥（穿短大衣者）。邵冠祥是天津河北水产学校的学生，他是个年轻诗人，20岁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海河事件”发生后，邵冠祥写了长篇叙事诗《白河》，“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1937年7.7事变前，邵冠祥出版诗集《白河》，汇集了他的爱国抗日诗篇。1937年7月21日，邵冠祥买好了船票，打算回老家，简戎和黄白萤来送学校他。正在这时，来了两个自称是天津警察局的人，将邵冠祥带走“问话 ”。简戎和黄白萤追到校门口，听老传达说，进学校的是高丽人，车上坐着日本人。简戎和黄白萤觉得事情不好，赶紧去找校长。校长打电话到警察局询问，警察局回答，人已经被日本宪兵队“引渡”走了。后来，据同样因报道“海河事件”被日本宪兵队抓捕的上海《申报》驻津记者王研石狱中日记记载，邵冠祥“渠本今年卒业，定七月廿一日乘海轮南旋；在就道前一小时，经天津市警察局捕去，竟解送日宪兵队。渠虽拘留十余日，业已耳聋失聪。”12月15日“邵冠祥于午后三时被提出……”，此后再也没有回来。

• 【原创】草纹照片中的人物都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