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弟弟的故事 -- 老光

老光:大弟弟的故事 ( 下 ）

父母生下我们，原本是五兄妹，不知咋的，最后只剩下我们三兄弟。

在家中，我是领头的老大，我下面的大弟弟是老三，最小的幺弟呢，实则是老五。真正的老二，则是个妹子，两岁多得病夭折去；排老四的是个弟弟，和老爸一起，死于60年的那场饥荒。正如老娘所说：无娘的儿哟，天保佑！剩下来的我们三兄弟，能躲过那场大饥荒，长大成人，真的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

大弟弟生于1952年的冬月间，所以，长大后有些“冻”手“冻”脚的。我下放农村的那年，他正读小学五年一期，看到老母亲身体有病，家里无人，洗菜做饭，挑水捡柴都不方便，就放弃学业，缀学在家挑起了大梁。

那时，母亲在路旁摆个小烟摊，熬更守夜，做过路人的生意，挣个块八毛的，来维持全家的生活。

到了64年，我下放农村后，这每日里出摊收摊，炒菜做饭等杂七杂八的大小事儿，便全靠大弟弟一人承担了。不仅如此，这小子心猴（贪），每天帮娘出了摊 ，还下河捡木皮供灶眼，捡得多了还卖给人家，换几升米钱。

那时，隔壁二往的邻居都羡慕俺娘：“生养了两个好儿，一个比一个懂事！”

我娘的病是60年受了风寒后，无钱医治而落下的病根，到后来越拖越严重，以至于转成哮喘，最后因这病而送了终的。

父亲死时，娘才三十多岁，为着我们弟兄三人不受欺侮，一直守寡，没有下堂（嫁人），所以，娘在我们弟兄几个的心里，不仅是守护神，更是一座泰山，我们尊敬她，孝顺她，也不容许别人亵渎她。

我们居住的小镇是沅水木材的集散地，一年四季，尤其是发洪水的季节，沅水上游的洪江，沅陵等地，便要漂流下无数的木排来，湾泊在河岸边。上游运来的这些木排，再由本地的排古佬拆散后重新编扎成大型的木排，然后，再运到汉口，南京，直至上海等大城市去。

木排上有很多的杉木，尾梢部还存留着一些树皮。这木皮中有油质，晒干后不仅是做烧柴煮饭烧水，还可以当作瓦片盖房顶。用杉树皮盖顶的房屋，冬暖夏凉，可管用几十年。因此，那些年里买木皮盖房屋的人家不少。

因为有这些好处，故而，杉木皮很畅销。当年，小镇上有不少的小伙伴便以此谋作生计。

一回，大弟又下河去剥木皮。

一到堂口（扎排的地方），便占了个地方。剥得正起劲时，谭家两弟兄跑了过来，也要抢占这地方。争来吵去，不消说，两下里就动手打起来了。大弟那时正是长个儿的时候，很有一把蛮力气。打来打去，谭家两兄弟反占了下风。

两兄弟打架没劲，可嘴皮子不饶人，于是，俩人便对着大弟大喊起“喉[hou阴平]包”二字来。我们当地把哮喘称作“喉包”。大弟一听，心知这话是影射咒骂我娘的，一下子，便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顺手抄起手边的小抓[zhua阳平]钩，一下抡过去。

这小抓钩是大弟平日里常用的一件工具，无事时便拿出来磨砺几下，磨得是锋快锋快的。这一下抡过去，当即把谭家老二左小腿的腿肚儿扎了个对穿。

谭家老二低头一见腿肚子在冒血，当时就晕了，两腿一软，瘫在了木排上。

谭家的父母闻讯后，赶紧送到医院包扎。然后，谭父找到我妈，由我妈付了医药费。

谭父说：“我看你孤儿寡母的，也不容易，以后的医药费，我就不麻烦你了。只是你要好好地管管你的那个儿，这回得幸是扎在腿肚子上，如果是扎在身上，头上，那不就出了人命？”

天黑的时候，大弟挑着木皮回来了。

母亲一见面，便结结实实地把他骂了一餐。母亲说：“你晓不晓得，你这一抓钩幸好是扎在了人家的腿上，如果是扎在脑壳上了，又怎么开交啊！”

“扎在脑壳上该他背时！哪个要他喊“喉包”的呢！”

娘说：“你叫他莫不喊啦！我本来就是个喉包沙！你就是让他喊几声，也不要紧沙！”

大弟说：“我不准他们喊！我的娘谁也不准侮辱！”

“那今后还有人要喊的话，你又制止得了哇！”

“今后只要有人敢喊，我就敢打！俺娘又不是吃他们的饭，得的喉包病！关他们一筒卵事！为么得要他们管呵！”

从此以后，大弟的同伴们都晓得骂不得他的娘，尤其是喊不得“喉包”二字，这是大弟最忌讳的一个字眼。如果是有人敢于揭这个疮疤，准定会招来一餐痛打的！

大弟十三岁那年，居委会成立了一个搬运队，为的是解决闲散人员的就业。当时，他也报名要参加，好多人嫌他年龄小，不要他。他却一本正经说：

“我总比一头叫驴子强得多啵！转弯的时候，起码会不要人吁！吁！吁地叫唤几声啵！”

众人一听，笑得是前仰后合，腰都直不起来。内中有个姓龙的老头，年近六十岁了，听得大弟这么一说，觉得这伢儿年纪虽然是不大，说话却有板有眼，一副蛮懂事的样子。于是，便点名要了他。

这龙老头和大弟结伴后，每天都比别人拖得多，跑得快，自然，收入也就比旁人要高得多。

当初那些瞧大弟不起的人，这时便后悔不迭。有人想挖龙老头的墙脚，私下里劝大弟离开，跟他干。

大弟却说：“当日前，你们都瞧不起我，只有龙老头肯要我。如今我又成了个“俏麻花”了。对不起，除非是龙老头不要我了，只要他不开口，我哪里都不会去！”有人把这话传给了龙老头，老头越加受感动。逢人便说：“想不到这伢儿小小的年纪，有这样的侠肝义胆，便晓得如何做人的道理！”

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但凡伟大领袖有最高最新指示发表，镇上的造反组织便要搞庆祝集会游行那一套。

那年，大弟满十四岁，正是人生似懂非懂的年纪中。

运动一开始，整日价跟着些大人屁颠屁颠的到处贴大字报，刷浆糊，贴标语，觉得挺有趣，忙得是不亦乐乎的。

过了几个月，群众组织分化成两大派了，大弟加入了“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总部”这一派，事儿更多也更忙乎。

那个时候，无论娘怎么说，也劝止不住。直到有一天，他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家，这才当着娘的面发誓，以后是再也不去了。

娘觉得挺稀奇的，用她老人家的话说：大弟像孵小鸡的抱鸡婆，走火入了魔，淹在水里面也淹不醒。这会儿是吃错了么得药，怎么会一下子拐过弯来了呢？娘以关心的名义，七问八问，这才探听出究竟来。

原来这天，造反派为了庆祝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的发表，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

会后，又举行游行。小镇本来就不大，一条直街，上下也就二公里。为了要显示造反派的威风，沿着大路游了，头头们又要求沿着小路游一圈。

游行的时候，刮起了老北风。大弟举着一面大红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风儿呼呼啦啦地一个劲儿地吹，红旗迎着风，哗啦啦地直飘动，张力很大。大小圈连接起近十来里路程，双手要高高撑起实在是受不了。途中，大弟找了好几个人，要求他们帮忙替换一下，好歇口气。不料，这些“战友”们都不肯。

那个年代里头，红旗要举得端端正正的，如果举得东倒西歪，轻者会遭致众人的唾骂，重者被上纲上线，提升至路线高度，扣上一顶帽子，开大会遭批斗。所以，尽管顶风举旗既苦又累，没人接替，大弟仍然还得撑着，而且，还得端端正正地举着，歪不得半根纱。

待游行结束后，两个胳膊已经肿痛得不行了，一双手肿得充了血，活像两个熟透了的馒头。回到家，饭也不想吃，倒在床上如同一滩泥，一动也不动，累得够呛啊。

打这以后，无论大小会议，他再也不参加了，当起了“逍遥派”。娘曾问过他，怎么不去了。他说：“那些人把我当小厮，喝来唤去，好路子从来没我的份。那天游行打旗子，我叫他们换一会，让我歇口气，找了好几个人，都不干，游了好几个钟头，一双手肿得像包子，一想起这事儿，我屁眼纳纳里都冒火。我看穿了，都不是些好东西！”

到了1968年的初冬，《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各地的造反派为了“立新功”，纷纷仿效，把对立的，异己的，吃闲饭的。。。。。。，不分男女老少，不管老弱病残，统统一棍子，一齐赶到乡下去。

当初和大弟要好的一些派头头，这时也立场鲜明，不管大弟如何诉说，如何哀求，都表示要坚决地按原则办事。这事着实使他感到寒心。

从此，我们一家便离开这祖孙居住了三代，上下将近百年的小镇，又回到原先的祖居地。

这一别，便是四十余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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