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弟弟的故事 -- 老光
父母生下我们，原本是五兄妹，不知咋的，最后只剩下我们三兄弟。
在家中，我是领头的老大，我下面的大弟弟是老三，最小的幺弟呢，实则是老五。真正的老二，则是个妹子，两岁多得病夭折去；排老四的是个弟弟，和老爸一起，死于60年的那场饥荒。正如老娘所说：无娘的儿哟，天保佑！剩下来的我们三兄弟，能躲过那场大饥荒，长大成人，真的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
大弟弟生于1952年的冬月间，所以，长大后有些“冻”手“冻”脚的。我下放农村的那年，他正读小学五年一期，看到老母亲身体有病，家里无人，洗菜做饭，挑水捡柴都不方便，就放弃学业，缀学在家挑起了大梁。
那时，母亲在路旁摆个小烟摊，熬更守夜，做过路人的生意，挣个块八毛的，来维持全家的生活。
到了64年，我下放农村后，这每日里出摊收摊，炒菜做饭等杂七杂八的大小事儿，便全靠大弟弟一人承担了。不仅如此，这小子心猴（贪），每天帮娘出了摊 ，还下河捡木皮供灶眼，捡得多了还卖给人家，换几升米钱。
那时，隔壁二往的邻居都羡慕俺娘：“生养了两个好儿，一个比一个懂事！”
我娘的病是60年受了风寒后，无钱医治而落下的病根，到后来越拖越严重，以至于转成哮喘，最后因这病而送了终的。
父亲死时，娘才三十多岁，为着我们弟兄三人不受欺侮，一直守寡，没有下堂（嫁人），所以，娘在我们弟兄几个的心里，不仅是守护神，更是一座泰山，我们尊敬她，孝顺她，也不容许别人亵渎她。
我们居住的小镇是沅水木材的集散地，一年四季，尤其是发洪水的季节，沅水上游的洪江，沅陵等地，便要漂流下无数的木排来，湾泊在河岸边。上游运来的这些木排，再由本地的排古佬拆散后重新编扎成大型的木排，然后，再运到汉口，南京，直至上海等大城市去。
木排上有很多的杉木，尾梢部还存留着一些树皮。这木皮中有油质，晒干后不仅是做烧柴煮饭烧水，还可以当作瓦片盖房顶。用杉树皮盖顶的房屋，冬暖夏凉，可管用几十年。因此，那些年里买木皮盖房屋的人家不少。
因为有这些好处，故而，杉木皮很畅销。当年，小镇上有不少的小伙伴便以此谋作生计。
一回，大弟又下河去剥木皮。
一到堂口（扎排的地方），便占了个地方。剥得正起劲时，谭家两弟兄跑了过来，也要抢占这地方。争来吵去，不消说，两下里就动手打起来了。大弟那时正是长个儿的时候，很有一把蛮力气。打来打去，谭家两兄弟反占了下风。
两兄弟打架没劲，可嘴皮子不饶人，于是，俩人便对着大弟大喊起“喉[hou阴平]包”二字来。我们当地把哮喘称作“喉包”。大弟一听，心知这话是影射咒骂我娘的，一下子，便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顺手抄起手边的小抓[zhua阳平]钩，一下抡过去。
这小抓钩是大弟平日里常用的一件工具，无事时便拿出来磨砺几下，磨得是锋快锋快的。这一下抡过去，当即把谭家老二左小腿的腿肚儿扎了个对穿。
谭家老二低头一见腿肚子在冒血，当时就晕了，两腿一软，瘫在了木排上。
谭家的父母闻讯后，赶紧送到医院包扎。然后，谭父找到我妈，由我妈付了医药费。
谭父说：“我看你孤儿寡母的，也不容易，以后的医药费，我就不麻烦你了。只是你要好好地管管你的那个儿，这回得幸是扎在腿肚子上，如果是扎在身上，头上，那不就出了人命？”
天黑的时候，大弟挑着木皮回来了。
母亲一见面，便结结实实地把他骂了一餐。母亲说：“你晓不晓得，你这一抓钩幸好是扎在了人家的腿上，如果是扎在脑壳上了，又怎么开交啊！”
“扎在脑壳上该他背时！哪个要他喊“喉包”的呢！”
娘说：“你叫他莫不喊啦！我本来就是个喉包沙！你就是让他喊几声，也不要紧沙！”
大弟说：“我不准他们喊！我的娘谁也不准侮辱！”
“那今后还有人要喊的话，你又制止得了哇！”
“今后只要有人敢喊，我就敢打！俺娘又不是吃他们的饭，得的喉包病！关他们一筒卵事！为么得要他们管呵！”
从此以后，大弟的同伴们都晓得骂不得他的娘，尤其是喊不得“喉包”二字，这是大弟最忌讳的一个字眼。如果是有人敢于揭这个疮疤，准定会招来一餐痛打的！
大弟十三岁那年，居委会成立了一个搬运队，为的是解决闲散人员的就业。当时，他也报名要参加，好多人嫌他年龄小，不要他。他却一本正经说：
“我总比一头叫驴子强得多啵！转弯的时候，起码会不要人吁！吁！吁地叫唤几声啵！”
众人一听，笑得是前仰后合，腰都直不起来。内中有个姓龙的老头，年近六十岁了，听得大弟这么一说，觉得这伢儿年纪虽然是不大，说话却有板有眼，一副蛮懂事的样子。于是，便点名要了他。
这龙老头和大弟结伴后，每天都比别人拖得多，跑得快，自然，收入也就比旁人要高得多。
当初那些瞧大弟不起的人，这时便后悔不迭。有人想挖龙老头的墙脚，私下里劝大弟离开，跟他干。
大弟却说：“当日前，你们都瞧不起我，只有龙老头肯要我。如今我又成了个“俏麻花”了。对不起，除非是龙老头不要我了，只要他不开口，我哪里都不会去！”有人把这话传给了龙老头，老头越加受感动。逢人便说：“想不到这伢儿小小的年纪，有这样的侠肝义胆，便晓得如何做人的道理！”
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但凡伟大领袖有最高最新指示发表，镇上的造反组织便要搞庆祝集会游行那一套。
那年，大弟满十四岁，正是人生似懂非懂的年纪中。
运动一开始，整日价跟着些大人屁颠屁颠的到处贴大字报，刷浆糊，贴标语，觉得挺有趣，忙得是不亦乐乎的。
过了几个月，群众组织分化成两大派了，大弟加入了“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总部”这一派，事儿更多也更忙乎。
那个时候，无论娘怎么说，也劝止不住。直到有一天，他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家，这才当着娘的面发誓，以后是再也不去了。
娘觉得挺稀奇的，用她老人家的话说：大弟像孵小鸡的抱鸡婆，走火入了魔，淹在水里面也淹不醒。这会儿是吃错了么得药，怎么会一下子拐过弯来了呢？娘以关心的名义，七问八问，这才探听出究竟来。
原来这天，造反派为了庆祝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的发表，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
会后，又举行游行。小镇本来就不大，一条直街，上下也就二公里。为了要显示造反派的威风，沿着大路游了，头头们又要求沿着小路游一圈。
游行的时候，刮起了老北风。大弟举着一面大红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风儿呼呼啦啦地一个劲儿地吹，红旗迎着风，哗啦啦地直飘动，张力很大。大小圈连接起近十来里路程，双手要高高撑起实在是受不了。途中，大弟找了好几个人，要求他们帮忙替换一下，好歇口气。不料，这些“战友”们都不肯。
那个年代里头，红旗要举得端端正正的，如果举得东倒西歪，轻者会遭致众人的唾骂，重者被上纲上线，提升至路线高度，扣上一顶帽子，开大会遭批斗。所以，尽管顶风举旗既苦又累，没人接替，大弟仍然还得撑着，而且，还得端端正正地举着，歪不得半根纱。
待游行结束后，两个胳膊已经肿痛得不行了，一双手肿得充了血，活像两个熟透了的馒头。回到家，饭也不想吃，倒在床上如同一滩泥，一动也不动，累得够呛啊。
打这以后，无论大小会议，他再也不参加了，当起了“逍遥派”。娘曾问过他，怎么不去了。他说：“那些人把我当小厮，喝来唤去，好路子从来没我的份。那天游行打旗子，我叫他们换一会，让我歇口气，找了好几个人，都不干，游了好几个钟头，一双手肿得像包子，一想起这事儿，我屁眼纳纳里都冒火。我看穿了，都不是些好东西！”
到了1968年的初冬，《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各地的造反派为了“立新功”，纷纷仿效，把对立的，异己的，吃闲饭的。。。。。。，不分男女老少，不管老弱病残，统统一棍子，一齐赶到乡下去。
当初和大弟要好的一些派头头，这时也立场鲜明，不管大弟如何诉说，如何哀求，都表示要坚决地按原则办事。这事着实使他感到寒心。
从此，我们一家便离开这祖孙居住了三代，上下将近百年的小镇，又回到原先的祖居地。
这一别，便是四十余年了。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先花再回復。
如若是各位河友感兴趣的话，那以后俺就接着写吧！
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俺正在动笔写，年纪大了，无论记性，手脚，反应等等，都比不得你们年青人了，只能慢慢地来，一天写一点。
这次下乡活动，是全国范围的，应该是由政府组织落实的吧？68年底时造反派是秋后的黄叶，没有这个能力。给您一个网上的参考资料外链出处。
这次下乡，对很多人反倒变成了好事，下了乡是知青身份，后来招工回城成了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或干部，因祸得福。反而是当时留城未下的一直呆在街道或城镇自办小企业里，没有国家正式职工或干部身份，也就没有了向上发展的余地。
也有一些下乡的，或是自我选择、或是受经办人员强迫，就此转成了农业户口，在乡下一无祖屋，二无劳动技能，三无人际关系，吃了不少苦头。后来又因为没有知青身份，招工招干也没份儿，结果比较惨。但也有些地方政府考虑到实际情况，在招工招干时把这些人当知青待遇的。
俺这一代人，活得是真不容易呵呵！孬事全给咱赶上了！能指望的，也就是身体争口气，多活个几年，从时间上赚点本了！老朋友，借河里这块宝地在此给您拜个迟年！虽然是迟了点，也算是俺的一点心意吧！请您也多保重！！！
是由新生的红色政权——各地的革命委员会执行的。文章中提到的是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里头的造反派头头们。这些家伙为了表示自己和从前的那些当权派不同，革起命来，左得不同！本来下放也就是安置城市人口的就业，解决社会稳定问题，可到了造反派手里，就变成了“一棍赶”，把些老弱病残，根本没力气的人也赶到乡下去了！年青的以后陆续招进城来，老的，呆在乡下，纯粹是给农民添乱嘛！结果，到了79——80年那几年，为了落实政策，又统统把这些人收回来，于人于党于国家，那是好大一笔损失呵呵！
按当时的说法是三结合组成：造反派、革命干部、军代表。这“革命干部”实际上是顺着造反派的。
下乡的知青身份户口一样要迁到农村，与农民的区别大概只是在公社有份档案。
文革中后期下放的基本上有五种身份：（文革前也有下放的，有所不同）
1、下放干部，一般是被“打倒”后没有被“解放”，没有被结合进革委会，而又没有大“错误”的，下放时带生活费（比文革前本人工资少，但比一般工人多一些）。这些人因为岁数较大，基本上都是四十岁以上，有生活费吃饭不愁，多数在下面也不怎么干活。到七0年前后部分人在下放当地安排了比打倒时职位低的工作，再后来就是回城复职。
2、插队知青，这大家比较熟悉，下放头一年有生活费和安家费。俺当年插队时是每人四百元，其中有一套被服（一套棉衣、一床棉被），第一年的生活费和盖一间房的钱。第一年口粮是国家供应，我们第一年是每月四十三斤。第二年钱就靠劳动分配所得，口粮是与农民一样。知青因为大多数父母在城里有工资可以接济，生活还将就能过得去，父母也下放的如果在集体户大家一起吃也还将就。
3、回乡知青，单独回老家去的中学“毕业”生叫回乡知青，这因为我没有接触不大了解，表面待遇可能与插队知青一样，应该也有第一年的生活费和安家费。他们因为环境比较熟，社会关系可能好些，多数也有亲戚帮衬，但他们回城好象困难一点，也许是档案不同的原因。
4、兵团战士和农场，这两者差不多，兵团的发“军服”，都拿工资比城里一级工少比学徒工多。我们一开始对兵团很羡慕，至少能过过穿军服的瘾，也算半个当兵的。后来发现兵团战士还不如我们，主要是“管理”太严。而他们已经算国家职工，对知青招工时没有他们，直到八十年代大回城时才有机会回城。
5、下放户，这就是象老光家一样的了，所谓在城里没（正式）工作的都要全家下放，参照知青头一年生活费应该有的。相对老光家能回到老家还算比较好的，有的下放户一家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多数还是比较穷的地方。家里没劳力又不会干农活挣不了几个工分，村里又不熟指望不上别人帮忙，一年以后要靠工分了那真是苦不堪言。下放户回城也比较迟，而且回城时因为是一整户住处也难解决。
这五种人下放时都需要把户口迁到农村去，回城时再迁回来。
到七0七一年以后基本上只有插队知青和建设兵团的下放了，（那时已下放的才刚开始招工回城），这时插队知青多数在近处插队，也多数只把户口迁下去，本人还在城里打流混尸，直到回城风刮起。
njyd 兄这个解释对下乡知青、回乡知青、兵团知青，及下放户的解释和描述和我们那里的实施情况是一样的。
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对于那些未被结合进革委会而暂时靠边站的干部的使用，不是把他们下放回乡劳动，而是把他们组织起来，两到三个人组成一个工作队，分派到农村大队常驻蹲点，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和农田基本建设。效果还不错。这些干部的工资待遇不变，人事关系和组织关系仍留在原单位。
俺71年就目睹过这样一组蹲点干部在农村推广杂交玉米和农村用电的过程。这些未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在城里是靠边站干部，相当失落，但作为工作组在农村蹲点，是受组织委派的“钦差”，相当有权威，经常把那些工作怠慢、或保守抵触的的大小队干部尅的灰溜溜的。这些驻队干部一般见识广、有政策水平和领导经验，上下联系广泛，使得杂交玉米和农村用电在当地得到迅速推广。虽然他们有时候也会因对行距株距要求过分严格死板，引起生产队干部的抵触甚至被当成笑话，但总的来说是对农业进步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比如说，当地玉米的平均亩产量从两百来斤一下子提高到七八百斤，高产地块能到千斤以上。
当地的农民直到现在提起他们来还在念想他们的业绩，这些干部自己当时也颇为这些工作成绩感到自豪。到了文革以后，他们总结这段历史时，都是说----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到了他们退休以后，不用再考虑政治上和上级保持一致了，又开始把那段历史当作个人功德来吹了。
这历史呀，真是一时一个“真相”，一人一个“真相”，最后还会有真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