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大规模窃取外交邮袋的最后一步，即将邮袋送回原处，也和猎取文件一样，要求十分细心。一切都要排好先后顺序，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而且我的责任更大。

我们象警察局和内政部一样，也有一张巨幅巴黎平面图，上面标出我们的基地、预计的路程、出城的路线。这是市内交通问题专家为我们搞来的一种设备。整个巴黎交通容易阻塞的地方，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和交通不便的地方，都用彩色大头针标明，使人一目了然·

为了护送“经过处理的”邮袋并按时将邮袋安全送回原处，我们使用两辆汽车。行动组长带着邮袋乘第一辆，后面总是跟着一辆保护它的备用车。如果发生意外事故·驾驶第二辆车的特工人员务必在救护队员和警察到来以前立即将邮袋取出。

要知道，我手下的人都是秘密工作人员。他们来来往往，坐的是用自己本名登记的汽车，汽车执照是真的，证件却是假的。

他们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告，既不向警察局报告，也不向行政机关报告，他们从来不会为了摆脱困境而声明自己是第七处的工作人员。第七处的“管子工”决不会责怪自己做出类似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那样的蠢事。

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避免有朝一日由于疏忽致使我们这个截取别国邮袋的令人生是的机构被报刊识破和揭发，从而弄得尽人皆知。因此，我就将我的时间用来专挑可能使我们的秘密工作受挫的小毛病。弗里茨·朗格①导演的一部影片中的某些画面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在这些画面上，可以看到主角驾驶汽车，飞快地运送十分重要的文件；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的车被另一辆汽车撞翻后着起火来，文件也化为灰烬。这部影片的结局还是好的，因为有一个人保存了上述文件的一套副本。但是，对我们来说，这种补救办法就不可想象了。我们窃取的信件都只有单份，没有东西可以代替。我们也没有复制的可能。因此，我关心的是增加预防措施。如果第一辆车出了事，第二辆车的司机就要跳下来，将邮袋转移到自己的车上，他的同伴则用无线电话要求立即再派一辆掩护车和他们会合。这样，始终就有两辆车负责运送与我们名誉有重大关系的邮袋。我们的汽车都有无线电话，我们有我们专用的秘密频率，和警察局通常使用的频率不同。

至于对手的特工部门，我也有些怀疑，因为当我们在巴黎来来往往时，它们完全可以跟踪我们。可是，不能让人干扰我们。

因此，我们每天都要变换路线，汽车至少每月刷一次漆，汽车牌照也要经常更换。

①弗里茨·朗格(Fritz Lang·1890-1976年)。奥地利电影导演，后入美国籍。——译者

上述规定得到了严格的遵守，因此很少发生差错。我们的驾驶员都是不可多得的能手，他们可以在交通拥挤的情况下穿来穿去，赢得几分钟的时间。有时，某些驾驶员开得飞快，仿佛在夜深人静的午夜一样！我清楚地知道，信件必须送走，这些该死的外交邮袋必须按时送回原处，但不能因此让人去冒丢掉生命的危险。

吕伊斯是高尔夫球冠军，曾任法国冰球队队长。此人瘦小干瘪，容易激动和发火，身上系着一根柔道运动员使用的黑色腰带，是最令人生畏的一个人。他驾驶他那辆阿尔法罗米欧型汽车，在车群中穿来穿去，仿佛正在参加竞赛似的。他来往于巴黎和奥利机场之间，其速度之快，可谓打破了记录。他取回邮袋就象射门一样；有时还把车开上了人行道紧贴着行人疾驰而去。因此，备用车往往被甩在后面，经常和他失去联系。

大家都断言，吕伊斯不可能在剩下的时间将邮袋进回原处，可他却能做到这一点。不过，我总觉得，开飞车终有一天会撞车，而且会造成死亡。那时，警察就会进行调查，会向我们提出问题。

“吕伊斯，别开飞车了！”我对他说，“我看你开得太快了。”

他在魁北克生活了两年，有点加拿大人的口音。他带着这种口音抗议说，“怎么啦！是你叫我开飞车的嘛！你还说过始终要和时间赛跑。”

“很遗憾，吕伊斯，”我说，“不过你也不能过多地冒险……”

可是，我希望避免的那场灾祸，有一天终于叫我们碰上了，因为有人忘记通知必不可少的备用车前来掩护他。

那天上午，快到十二点的时候，我看见我们最优秀的行动人员之一马塞尔·肖米安气喘吁吁地跑到图雷尔来了。

肖米安是一个久经沙场的特工人员，战前是空军士官机械师，后来在伦敦创立自由法兰西气象情报网，这是空投、轰炸、地下活动和准备大规模登陆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机构。解放后，肖米安已是空军少校，但仍然秘密地为调查局工作，后来又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工作。在谍报工作方面，他不是一个毫无阅历的新兵，而是一个经验丰富、熟悉情况和训练有素的老手。按理他是不应该出问题的。

但是，过一次，他也出了差错。他直接给我们处送来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一份非常特殊的资料——苏联关于研究美国飞机性能的计划。按照规定，肖米安本来是应该先通知我们的一个实验室的。

“但是，”他对我说，“刻不容缓嘛！一小时之内就得把这份资料放回信箱去。我可是马不停蹄地穿过巴黎城给你送来的。”

处理这份文件毫无困难，因为既没有封印需要启开和复制，拆封也不复杂。只要在实验室拍摄照片并保证照好就行。

拍照以后，肖米安上车飞快地开走了。看来，事情非常简单。

可是，这位少校刚走十分钟，我的一个特工人员就从莫蒂埃大街拐角上的一家咖啡馆给我打来了一个电活，当时他正在那里喝咖啡。

“肖米安出事了。”他对我说，“就在我眼皮底下出的事儿。一辆汽车撞上了他的汽车左侧。我是看见他的白头发把他认出来的。看来他被撞昏了。”

真糟糕！他可是带着必须立即送回去的资料被撞伤的！接着，我又获悉，肖米安单枪匹马，事先没有安排备用车。他没叫车掩护自己，他大概认为，开车穿过巴黎城，完全是小事，毫无困难。

我担心出现最糟糕的情况。要是他死了呢？要是警察局的人已经到了现场呢？

现在，只有一件事才算得上重要，那就是取回文件，以免酿成更大的事故。于是，我便通知总部保卫处。它那里有警察，有身穿军服的治安警察，专门负责这类紧急事件。

“请你们派一名警察到莫蒂埃大街去把看热闹的人驱散。”我在电话中说。

我飞快地赶到了出事的地点。我在十字路口下了车。时值中午，展现在我眼前的，好象是阿尔弗雷德·希区科克①导演的一场戏，真是白日做梦。人群汇集在两辆被撞瘪了的汽车周围，我们的那位警察想阻止好奇者围观，可是枉费心机。他实在是无法控制局面。

图雷尔警察分局的警察也闻讯赶到现场，正在仔细察看并记录汽车损伤情况。他们满脸显出不高兴的神情，上下打量着我们的这个特工人员，心想他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在潮水般的人群中间，我无法确定肖米安在哪里。他已经不在车上了。突然，我发现他躺在一副担架上·几名护士准备把他抬到救护车上去。

这时，我毫不犹豫地冲向人群·拼命地挤出了一条路，人群一面抗议，一面骂我。我已经智穷计尽，只剩下最后一招了。我必须取回那份资料。肖米安是把它放在车子里，还是藏在自己身上呢？

我终于来到他的身边了。在目瞪口呆的护士和惊得发愣的看热闹的人面前，我开始在肖米安身上搜索起来。突然冒出的这么一个家伙，居然堂而皇之掏起伤者的口袋，真是异乎寻常、难以置信。在场者鸦雀无声，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我。

肖米安的第一个口袋空空如也，我胆大包天，开始摸第二个口袋，又没有！他究竟把那份资料放在什么地方呢?我伸手在上衣底下摸来摸去，终于在他胸前摸到了一包东西。我很快地拿了出来，当时不可能检查信封在不在里面。我站了起来，往外走，担心人家会指着鼻子骂我，甚至把我抓住不放·我心想，也许会有人当头棒喝，大叫一声，使我陷入困境。可是，谁会第一个吼叫：“抓小偷”呢?

我正想设法脱身，突然看见我手下的人已经混入人群，朝我这边挤过来。必要时，他们会用武力把我接出去，或者伪装争吵

①阿尔弗雷德·希区科克(Alfred Hitchcock)，著名电影导演，1899年生于伦敦，原籍英国，后入美国籍。——译者

以转移视线，让我乘机溜走。这时，一部汽车开到我的面前。我认出里面坐的也是我的人，心想这一下可有救了！我低头钻进汽车，随手把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于是，我们便开动汽车，全建前进。

我在车上看了看刚刚拿到的东西，顿时如释重负：这就是要找的那份资料。现在，要由我自己来完成肖米安的任务：把这份资料放回原处。我们好不容易才避免了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