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个造反司令的人生浮沉──观察文革的独特视角 -- 潇洒书生

我在“文革”中的错误，我毫不隐讳，我愿意接受批判并且作出深刻检讨，但是，对于别的一些说法，我认为是应该予以澄清的。

　　 北大的老教授季羡林最近出了一本《牛棚杂忆》，讲北大“文革”期间的事。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使然，和我自己的思想左倾错误，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对许多事情的盲目和无力，没有能够控制北大的运动局面，使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一批北大师生受到各种错误对待，受到大大小小的冲击和迫害，我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推诿，不回避，愿意在这里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的道歉。尽管说，我并没有亲自指示对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任何一个北大师生进行批斗和迫害，但是，那一段时间里，北大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应该作出深刻反省和检讨。

　　

　　 但是，季先生的回忆，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不仅是说，季羡林讲的很多涉及到我的事情是与事实不符的，还在于他回忆往事时对待青年学生的那种态度。

季羡林把新北大公社的群众做的事，都归到我的头上，口口声声是聂记校文革，这太不严肃，也不符合事实。虽然说，我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当时的那种局面，比较混乱，不要说是对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几千人，我都能管得了？他们做的事情就都应该归结到我头上？我犯的错误，我不推卸责任，但是，总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时期的一切，都要我来承担吧。反过来，季先生曾经担任过“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勤务员”，难道能就此推论，他在任期间，东语系那些反对我的学生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吗？

　　

　　 季羡林说他因为反对我而进了牛棚。群众整他，我并不知道。他怎么反对我，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反对我什么？是反对我写第一张大字报，还是反对我反江青反谢富治？他说北大的群众组织两派之间没有原则区别，他与我的原则区别在哪里？他也参与了北大的两派斗争，还是“井冈山”在东语系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一句自我反省的话都不愿意说呢？难道20年之后，还会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我这样的“坏人当道”，他那样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全然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