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肯尼迪回台”范畴内的这次会议对于欧洲货币的前途，对于开始隐约出现疲软征兆的法郎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诚然，法郎的信誉尚未下降到1968年11月那样令人惊呼的严重地步（到了1968年11月，连戴高乐将军手下的部长们都试图说服他宣布法郎贬值），可当时已能看出事情不妙的端倪。

显而易见，华盛顿方面在和我们作对。戴高乐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执意和美国人抗衡，力图使欧洲人团结在他的周围。他把赌注押在黄金上面，以此来削弱作为参考货币的美元的地位。

在这次决定性会议的前夕，不光是最高层，更主要的是特务机关，都在进行准备。与会各方无一不在设法摸透伙伴们的意图，争取自己在谈判中尽可能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不这样做，如果坐到谈判桌旁时对人家预先作的准备一无所知，那岂不等于束手待擒，等于自杀？

起初，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试图采用通常的手法，在各国首都收集情报。同时，它还对其它国家驻法国的外交官的活动进行窃听。我本人不同意这样做，我认为窃听外交使节的活动不会有什么收获。有识之士一向避免在电话交谈时涉及机密内容，他们甚至可以利用电话来“泄露”假情报，蒙骗搞窃听的人。

我们安插在法国驻外大使馆的随员以及国外的联络员们发回的报告没有什么油水。我们也曾企图破译某些外交电台的密码。我们局机要室的人费尽了心机，但结果枉然，始终未能破译对手的密码。

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吉斯卡尔德斯坦①在里沃利街焦躁不安。眼看会议开幕的日期已经逼近，可是自己手头却还没有一份确凿的材料可供研究参考。他怎能不忧虑？在局领导小组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保罗雅基埃俯身对我说：“菲维尔，财政部长吵着向我要情报，可是我什么也交不出来。你必须亲自抓有关肯尼迪回台的情报工作！为此，我授予你全权，你可以调用一切人力和物力。”

离会议开幕只有八天的时间了。看来，我只能“火中取栗”，等与会的各国部长和他们的顾问团、警卫以及他们装满文件的提包抵达戛纳时，在现场动手。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是异乎寻常的，好比吉凶难卜的赌博，危险陡然要增加好几倍。

我制定了计划。首先，可以充分利用下述有利条件：各国部

①吉斯卡尔德斯坦当时任财政部长。——译者

长和他们率领的代表团都将下榻于美琪大饭店，我对那儿的情况了如指掌。我手下那班专门在宾馆和旅馆执行“诱鸟笛”任务的人马，曾经在“美琪”活动过。另外，我在“美琪”上上下下都有可靠的内线，他们会向我提供所需的客房和套间，让我安置特工人员、操作设备以及无线电台。旅馆普通工作人员中也有我的人，我还可以另外再安插一批人充当侍者，司机，门房等勤杂工。

我准备调用我班子里最优秀、最能干的人马投入这一空前的行动中去。首先就是雅克韦兰，这是不言而喻的。他是我患难与共的老战友，穆罕默德五世返回摩洛哥的那一天，我们俩曾一起死里逃生。雅克韦兰先动身到戛纳去察看现场。他将同美琪大饭店的几位已经知道内情的负责人联系，由他们安排住到准备留给美国代表的客房里，即将到会的美国代表是副国务卿乔治鲍尔。他是肯尼迪一家的朋友、金融问题专家。

雅克韦兰在那套客房里呆了两天，没有出门。房间内有哪些障碍物，地板上何处踩上去会发出细微的声音，衣柜是否吱嘎作响，他都摸得一清二楚。夜间，他躺在那里侧耳细听，注意有什么动静，嘈杂声来自何方，间隔时间多长……他反复练习在房间里悄悄地摸黑走动，不碰翻任何东西。他在门锁和铰链上抹了油，取下了所有钥匙的印模，并确定了安装窃听器的位置。象以往一样，我们将窃听器安在窗帘杆上，这种办法十分妥贴。我们选用的窃听器与窗帘杆的颜色相同，有厚厚的窗帘遮挡，很难发现。帘杆和窃听器都是金属制品，纵然有探测器也无法区分。美国副国务卿抵达以后，他的保卫人员肯定要对套房进行周密的检查。为确保万无一失，我们打算在最后一刻，即在美国人检查完毕之后，再安装一台由我们自己实验室研制的定向窃听器。它朝向天花板，我手下的一位特工人员在楼上对应的房间里监听。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偷听乔治鲍尔的私人电话，因为打电话时不可能谈什么实质性内容，我们指望窃听器能帮助我们掌握鲍尔的时间安排，进而了解什么时候可以潜入他的房间搜寻情报，同时判断能在里面逗留多久。

有些文件可以在套房里用米诺克斯照相机当场拍摄，但也有一些文件必须偷偷地拿出来，送到秘密工作间里用缩微法拍摄，然后乘副国务卿尚未回房之机赶紧放到原处。

以前，每当采取这类行动时，我总配备一个安在小型卡车上的流动工作间。卡车经过伪装，带着“洁净洗染店”的标记，停在美琪大饭店后面。我们的人无须穿越旅馆大厅，只要从一扇普通人不知道的便门出去，很快就能到达流动工作间。可是，这一次的行动非同小可。我们必须就近冲洗胶卷，根据底片清晰程度，确定是否需要重拍。有了效果理想的底片，还得洗印成照片，然后立即把情报送走。我自然希望在最良好的条件下工作。出此，我决定把美琪大饭店的一间客房改成工作间。

时间如此之紧，是由于吉斯卡尔德斯坦要求尽快看到材料。他本人在肯尼迪回台谈判的最后几天才来参加会议。他强调，到那个时候，他务必掌握最充足的分析材料，做到胸有成竹。他特地向戛纳派遣了一名副手，负责同我们保持经常性联系，他在克鲁瓦塞特海滨林荫大道的费利克斯旅馆等待我们的情报，财政部派来的密使身材瘦小、神态拘谨，他对于自己能扮演特工人员的角色感到受宠若惊。他来去巴黎均乘坐专机。事关重大，情报不宜通过电话渠道传达。再说，通过专机，我们准备窃取的文件就可不失时机地送至巴黎。

财政部的官员们心急如焚，一再催逼我们。为了能再争取一点时间，我吩咐局里的实验室研制一种能即时冲冼胶卷的超速显影剂。

我交代任务时说：“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取得成功。”

然而，尽管泰斯老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连数天通宵达旦地苦思冥想，最后却未能如愿以偿。

“你们的部长实在太着急了！”他埋怨说。

由于没有所需的显影剂，行动小组联络员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我必须物色一位能干的人，他善于在旅馆里上下左右来回奔波，在交接一批又一批文件时，还要审慎等候，若无其事地停下来装着和别人闲聊。所有这些，他都应该处之泰然，不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为什么不挑选一位漂亮时髦，擅长交际的女郎呢？她会使接触的人着迷。大家不会对她的行踪产生怀疑，相反会赞美她、向她献殷勤。这样的“奇才”，我手下就有，就是那个伯爵夫人，一位体态轻盈、真正的贵妇人，一位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女间谍。

自从美琪大饭店建成以来，她的家人就是这里的常客。每次来“美琪”住宿，她总是象王后一样受到款待。她一身珠光宝气、妩媚窈窕、雍容华贵。她的外表和打扮能起很好的保护作用，服务员见到她都点头哈腰，男人们则为之倾倒。她可以轻松潇洒、自由自在地在旅馆走廊里行走。谁敢怀疑她、搜查她、逮捕她呢？

我向她面授机宜：“你还得施展诱人的本领。我手下的伙计们行动时，你尽量设法把有关国家的代表和警卫的注意力吸引到别处去，譬如酒吧间。”

我不知道这话说对了没有。其实，她一到美琪大饭店，就把各方的所谓注意力都吸引住了。

她对我说：“你老是等到最后一刻才通知我。眼下，我连辆车子都没有，我的家小和朋友都到索洛涅打猎去了，我只能坐飞机去戛纳。我到那里以后，你得想办法给我找一辆与我的身份相称的汽车！”

我明白她的意思。如果我不愿意惹她生气，如果我希望她的工作卓有成效，那我就必须满足她的要求。于是，我通知让－玛丽科伊东，吩咐他担任伯爵夫人的司机。此人是一位了不起的开保险柜专家，就是他和我结伴成功地偷窃了一台苏联图式喷气发动机。

我对科伊东说：“你到罗密欧汽车行去一趟，租一辆最豪华的高级小轿车。不要吝啬，吉斯卡尔德斯坦会出钱的！”

戛纳罗密欧车行里有的是漂亮阔气的美国汽车，大多是那些运气不好的赌客廉价拍卖的。憨厚的科伊东喜出望外，运用我授予他的全部权力，选了一辆最奇特、最招眼的费尔莱500型轿车。车身又宽又长，犹如救护车，里面共有六个座位。更恼人的是，它那浅绿带黄的颜色非常难看。我要是预先考虑得周到一点就好了！

当我到达戛纳时，科伊东得意洋洋地向我吹嘘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一辆。”

闻此言，我火冒三丈：“你马上把车给我退回去！”

可惜，已经太晚了。车行里已租不到台适的轿车。要不要，就是那辆费尔莱500轿车。否则，什么车也别想弄到。我渐渐消了气，结果却出现了奇迹！伯爵夫人兴冲冲地坐进去，“怪车”的面貌马上就大为改观。她的容貌使镀铬的瓜形轿车似乎变成了一辆华丽的马车。伯爵夫人头藏阔边软帽，婀娜多姿、妩媚如画，颇象保罗莫朗①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看来，那辆费尔莱50O型轿车配她正合适！

可是，她的司机却要为此受罪。鲁莽的科伊东虽然是最优秀的赛车驾驶员，但他从来没有开过带自动变速箱的汽车。在整个“肯尼迪回台”谈判期间，只要科伊东开着他那辆“费尔莱”，变速箱总是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其它机械部件随着震动发响，经常惊动饭店门口的侍从和过路的行人。

此外，开着这辆车身很长的轿车进出美琪大饭店停车场或前往旅馆门口等候主人时，都得费尽牛劲，完成一系列复杂繁琐的驾驶动作。与此同时，其它车辆等在后面，排成了长长的车队，大家纷纷围上来观赏超级“怪车”，并对花枝招展的伯爵夫人品头论足一番。对于特工人员来说，这未免太招摇过市了。也许有人会提意见，奉劝我让伯爵夫人步行出门。可是，这在美琪大饭店

①保罗莫朗(1888-1976)系法国现代小说家。——译者

行不通，富裕阔绰的住客总是召唤车子开到门口接送。否则，人家就会嗤之以鼻，另眼相看。

众人围着伯爵夫人团团转，盛况空前，颇象“夏纳联欢节”时的情景。这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掩护条件，正中我们的下怀。

她偷偷地传送大批秘密文件的复制件，可笑的外国代表团保镖们却大献殷勤，为她效劳，给她开路。她的举止宛如艺坛明星。她如此引入注目，谁还会怀疑她在从事神秘的特务活动呢？因此，我们通过她传递情报就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大的一项秘密战行动即将在美琪大饭店展开，我是唯一掌握这次行动的全局的人。美琪大饭店的整个一层楼，全被与会的外国代表团及其顾问团和警卫班子包下来了。

我们对这层楼的所有客房，包括乔治鲍尔的套间，都秘密作了布置。考虑到这次谈判的重要性，我决定冒冒险，不放过出席会议的任何一国的部长。但对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的部长手下留情，不准备搞得太厉害，简单迅速地探测一下就罢手。然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等国的代表，特别是美国副国务卿这样的头面人物，将始终受到我们的严密监视。

我们的班子由特工人员和技术专家组成，总共有十五人，均安置在上面一层楼。我们专门搞了一套房间，作为窃听站，配有通晓各国语言的特工人员昼夜值班，监听楼下每个房间里窃听器传来的声音，另外一个房间临时改成照相冲洗室，有关人员可以在里面冲胶卷、迅速洗印和放大照片。还有一套房间辟作我的指挥所，一旦发生危险，各路人马就来这儿集合。

这样，美琪大饭店内同时存在着迥然不同的两层楼；其中一层住着各国部长；另一层则包给了监视和窃听他们的法国特工人员。

在大名鼎鼎的美国政治家、民主党要人、法国人让-莫内①的

①让莫内(JeanMonnet)，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欧洲统一的倡导者，曾任法

国计划总署第—任主任。——译者

密友乔治鲍尔抵达二十四小时之前，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①的特工人员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对副国务卿即将下榻的套房进行了检查。身穿轻便服装的美国特工人员一个个体魄魁梧、皮肤黧黑、面带狡诈的笑容。他们在房内仔细搜索查验。结果不言自明，当然是一无所获。等他们搜查完毕，我们的一名特工人员便装作旅馆服务员，伺机把微型定向窃听器安到窗帘杆上。

所有外国部长居住的套房无一例外，都按此办法进行了处理。一切部署完毕，整个那层楼就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不过，当我看到乔治鲍尔的保镖在走廊尽头能够察看整个楼层动静的一个房间安顿下来时，我不禁又忧心忡忡，忐忑不安。他们会不会始终把门敞着，监视进出副国务卿套房的每个人呢？

不，他们把门关上了。看来，他们什么也不怕，只担心副国务卿在旅馆外活动时的人身安全。只要乔治鲍尔一外出，全体保镖就迅速跟上主人，紧随左右，简直是一步不落。

第一天晚上，我自己装作旅馆的住客，从远处察看拥挤的人群，只见身材颀长、举止端庄、两鬓斑白的鲍尔走出房门准备去参加为会议开幕而举行的宴会。强悍凶狠的贴身警卫前呼后拥地圈着他，俨如一支强大的巡洋舰队护卫着一艘航空母舰。先是在走廊里、电梯厢周围响起了一阵碎步紧跑声，接着楼下大厅里又熙熙攘攘，人声鼎沸，长官命令下属的吼叫声和步话机刺耳的杂音汇成一片。其它国家的部长也一一离开自己的套房，如同美国副国务卿一样，由许多保卫人员簇拥着前去赴宴。

随着他们的人影消失，闹剧结束，一切都恢复了平静。没有一个代表团认为有必要留下警卫值勤，大家只是把房门锁上了事。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下手的好机会。每当代表们前去参加肯尼迪回合谈判的冗长的会议，或者外出到海滨棕榈餐厅、

①隶属美国财政部的谍报机关。——译者

市长家里、古尔德府邸、穆甘烤肉店赴宴，我们就溜进他们的房间里工作起来。只要负责望风的密探通知我们这些阁下、要人已经上路返回旅馆，我们就退出房间，锁上房门，撤回到自己的套间里去。

这简直是一出奇特的芭蕾舞剧，一出精稽戏。它的诀窍就在于要精心掐算，绝对避免同回房的部长迎面相逢。否则，来人会劈头盖脸提出一大堆问题，侦探们会进行一系列调查，事情闹糟了甚至会酿成丑闻。

然而，我的伙计们毕竟积累了十多年的窃密经验，行动起来神出鬼没，毫无声息。当年抵抗运动时，我藏身巴黎，每天早晨看着小贝尔纳去上学。如今，他在旅馆里充当打扫房间的服务员。

他面貌英俊，但是髋关节轻度萎缩，走起路来稍有点瘸。他扮演的佣人角色真是维妙维肖！实际上，他却是善于使用米诺克斯微型照相机的摄影大师，在黑暗中准确无误地偷拍文件乃是他的拿手好戏。

雅克韦兰专门负责乔治鲍尔的套间。美国副国务卿粗心大意，把书信摊在桌上。在一个角落里，韦兰还发现了一个锁着的文件包。打开公文包，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包内放着各种文件，其中有鲍尔抵达后，华盛顿方面通过美国驻巴黎大使馆转交给他的电报和一份引人注目的厚厚的报告。

二十分钟以后，韦兰离开了鲍尔的套间。在空空荡荡的过道里，他迎面碰上了正在与罗歇多兰闲聊的伯爵夫人。想当年，我曾经和罗歇多兰一起潜入埃及驻法国大使馆窃取机密文件。现在他也冒充住客在旅馆内执行任务。

擦肩而过时，韦兰迅速把胶卷塞给伯爵夫人，由她送往楼上的照相洗印室处理。

伯爵夫人向我汇报，美琪大饭店内各方面的联络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同时乘机恬不知耻地对我说：“我总不能老当配角。我已经把西德部长迷住了。他是个美男子，我能不能下手？”

“很抱歉，我的美人儿，计划中可没有这一项！”

“真可惜！”她狡黠地撅了撅嘴。

不到一小时，我们已经洗印出了放大的文件照片，我没有时间阅看文件的内容，何况这又不是我的任务。我的使命是把原始文件搞到手，不必加以分析，甚至可以不看内容。我只需保证印出来的文件照片清晰易读，如不舍要求则吩咐重拍或重印。

我把第一批影印件交给吉斯卡尔德斯坦办公室的专员。他睁大眼睛，低声读了起来。顿时，他惊呼：“好极了！摸到的情况真不少！明天还有没有？明天可是会议的第一天，乔治鲍尔说不定会作笔记……”

在其它一些国际会议场合，我们曾留心观察过鲍尔的习惯，他与许多外交家一样，当别国代表发言时，总喜欢信手拿过本子、信封或者什么纸条写写画画，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记在上面，然后塞进自己的口袋。

纸上有速写，有草图，不一而足；还有当时作的分析、准备给手下人下达的指示以及争取达到的目标等等，必须仔细分拣，才能找到有价值的情报。可是，怎样才能把副国务卿衣兜里的纸片、纸条搞到手呢？

这就需要采取异常微妙和冒险的行动，趁副国务卿熟睡之时，偷偷潜入他的房间。韦兰机智灵活，熟悉现场，兴许能完成这项任务。然而，万一他被当场抓住，后果将不堪设想，旅馆领导肯定会出面告发，指责他是混到工作人员行列中的坏人。当然，韦兰可以诡称自己是溜进旅馆行窃的小偷，并不知道闯进了一位美国部长的房间。但我不相信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会对这种遁词感到满意。

“试一试吧！”向来热衷于铤而走险的韦兰说。

我带着不太乐意的口吻对他说，“就算你能走运，也只能干这一次，下不为例。”

安装在房间里的窃听器里传来了副国务卿缓慢、平静而又均匀的呼吸声，这说明他已经处于酣睡状态。韦兰用万能钥匙打开鲍尔的房门，悄悄地溜了进去。他穿着特制的绉胶底鞋，行走时没有一点声音。与此同时，楼上另一名特工人员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楼下的动静。

我本人守候在部长楼层的电闸箱旁边，紧张得心里直扑腾。

万一行动中发生意外，只要一听到信号和呼叫声，我就马上弄断保险丝。普通旅馆，乃至高级宾馆、饭店，电路发生故障是难免的。这一手说不定能蒙混过去。遇到紧急情况，韦兰就可以抢在美国保镖闻声赶来之前，趁着黑暗和混乱逃之夭夭。

奇迹！韦兰在房内活动并未惊醒鲍尔。不一会，他又安然转身走出套房。由于无法在离睡着的部长两米近的现场照相，他只好把龅尔上衣口袋里掏出来的手稿塞进自己的口袋，纸片和纸条被立即送往我们的临时工作间用缩微法拍摄下来。然后，韦兰又蹑手蹑脚地溜进鲍尔的房间，把手稿放回他的衣袋里。此时，副国务卿仍在梦乡邀游，酣睡不醒。

巴黎财政部的专家对送去的手稿、摘记，特别是鲍尔的那份报告，作了分析，这些情报引起了一番极大的忙乱。吉斯卡尔德斯坦看过以后，马上去请示戴高乐将军。窃得的文件表明，鲍尔确实在煽动欧洲人反对我们，而且他的企图行将取得成功，一个旨在反对法国关于金本位的立场的阵线将在戛纳组成。

然而，在巴黎，事态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吉斯卡尔德斯坦认真分析了我们呈送的文件，对美国的威胁感到忧虑。可是，象帝王那样威严的戴高乐将军却不愿相信。他认为，欧洲各国已坚如磐石般地团结在他的周围。他讨厌任何动摇他这种信念的言论和事情。

由于我的报告不合他的心意，他根本不予置理。古时候，克娄巴特拉①曾经杀死过带来坏消息的信使，为的是往后再也听不

①克娄巴特拉是公元前51年－公元前30年的埃及女王。——译者

到坏消息。

“欧洲人吗？”在内阁会议上，戴高乐用傲慢的口气发问，“他们是不敢这样做的！必须先搞清楚，你们那些所谓的外交会议记录是从哪儿弄来的？”

吉斯卡尔德斯坦解释说，文件都是由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在戛纳会议现场搜集到的。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戴高乐大发雷霆，“你们瞧瞧，多不严肃！谁敢向我保证这些文件是真的？你们知道是怎么搞来的吗？”

吉斯卡尔德斯坦不知所措，把脸转向负责特工机关的蓬皮杜总理。蓬皮杜耸了耸肩。蓬皮杜是不会出来解围的。

吉斯卡尔德斯坦对戴高乐将军说：“你要不要问一下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负责人？有关文件的可靠性，他们一定会向你汇报详情，让你放心的。”

“叫他们来吧！”戴高乐嘀咕说。

局领导办公室陷入了一片混乱。保罗雅基埃不愿去见戴高乐。他说：“我不了解这件事。”

他的办公室主任莫尔旺也推托说不了解情况。

“菲维尔，”莫尔旺对我说，“还是你去吧！你去向将军作解释。”

我这个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管子工”和“盗贼”头子无法违抗命令。我被扔进了虎穴，孤身前往爱丽舍官。吉斯卡尔德斯坦托人转告我，要我顶住。他在戛纳如何行动均取决于我的这场戏演得是否成功。

可是，戴高乐会相信我的话吗？我知道他对特工机关抱有成见，把我们视作是强盗，是十恶不赦的歹徒，是浑水摸鱼的小人。他曾多次取消了我们的重大行动计划，因为他认为，这有损于法兰西的名誉。有一次，格罗森将军前来向戴高乐请示，要求他批准破坏或击沉投机商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运送武器的船只。戴高乐反问格罗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