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蓬皮杜到马提翁大厦上任之后，风向起了奇异的变化，新总理对特工部门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在接见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当时的局长格罗森时间道：“眼下你们的窃听对象有多少人？”

新总理以为情报工作就是从事矛头针对法国人的政治间谍活动和便衣侦探活动。所以，当格罗森回答说特工部门的职能并不是去过问马尔罗称之为的“一堆无聊的小秘密”时，蓬皮杜感到十分惊奇，他不满地说：“既然如此，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还有什么用呢？”

格罗森从新总理的口气里听出，他决心政变一切，亲自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控制在手，把它变成为他监视政敌的工具。

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变为御用工具，这是许多领导人、派别和集团所追求的目标。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进入了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新时期。第四共和国时期，社会党人和文职官员在局里占据领导地位。现在，军人和戴派分子逐步将他们的权力夺了过去。

再者，头脑清醒，手段狡猾的戴高乐对那些地地道道的秘密活动专家并不信任。他担心这些人有朝一日会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反对他的某些重大政治抉择，尤其是在非殖民化，同美国“半绝交”，与苏联接近、“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等问题上和他作对。

早在1959年，戴高乐将军就通过免去罗歇维博本土警戒局局长职务的办法，使该机构起不了作用。在将军的心目中，罗歇维博权势过大，而且过分坚持维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存在。戴高乐认为，象本土警戒局这样由稽察和警官组成的循规蹈矩的机构，只要安插一个唯命是从的局长就可以了。

然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局里的许多部门都能给也制造麻烦，戴高乐将军尤其对第二突击队存有戒心，因为这个突击队是行动处冲锋陷阵的骨干力量。在格罗森将军的指挥下，它在阿尔及利亚频繁活动，战功卓著。戴高乐于1961年宣布解散第二突击队，其借口是队里的一些军官同叛乱分子有勾搭。

至于格罗森本人，当1961年他到达退休年龄时，也不得不离职，在戴派分子眼里，他是一名激进的共和分子、社会党人、共济会会员。尽管格罗森很有能力，精通行动处的各项业务，而且当时阿尔及利亚事态正值高潮，但当局并没有要求他继续留职。

“你今后打算干什么？”戴高乐这样问格罗森，意思是说他并不想挽留他。

格罗森答：“噢，到一家负责修筑埃斯特雷尔高速公路的公司去当个小小的董事长。”

“好啊！”戴高乐装出一副高兴的腔调说道。

其实，戴高乐将军的问话纯系烟幕弹，他心里十分清楚格罗森要去哪里，想干什么。

戴高乐逐渐甩掉了所有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秘密战争和情报工作中功劳最大的人，他吩咐言听计从的另一批人为法国撤离阿尔及利亚做准备。戴高乐知道，只有严密控制和监督国家的所有特工部门，才能对国家实行真正的全面统治，雅克福卡尔负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整顿工作，他奉命挑选格罗森的后任。

福卡尔看中了举止潇洒的伞兵上校亨利雅基埃。此人是虔诚、正统的戴高乐派分子，和工商界交往很多。他曾和让－罗见尔图坦以及制药业巨头罗歇贝隆台资经营，一度当过戛纳海滨棕榈餐厅的老板。

亭利和他的一些朋友——伞兵突击队的“强硬派“对行动处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这里说的不是格罗森在1957年以后为执行战争使命而改组和训练出来的那个行动处，他和他的密友福卡尔属于戴高乐的少数心腹之列，他们都是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元老，同戴高乐一起度过了“隐退时期”，他们盲目追随专横而粗暴的戴高乐。

他们成了那些企图利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反对秘密军队组织①，镇压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侨民的阴谋家的急先锋。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他们又想利用我们局从事政治间谍活动，使其沦为法国人之间互相清除仇敌的工具。

我和亨利彼此很熟悉，相互招呼都用亲昵的简称。在戛纳，我们有时共进晚餐，畅叙旧情。但我认为，他来当总部的头头可真够呛。亨利有不少优点，但他缺乏口才，局长必须用指挥官的口气讲话，要与各处的负责人经常碰头开会，还要向政府口头汇报。这样的工作亨利是拿不起来的，他讲起话来结绪巴巴……

聪明的福卡尔自有办法克服困难，他说：“亨利，你不能去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我真感到遗憾。你不是还有个哥哥呢？他去干也很合适。你可以通过他控制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

就这样，对谍报工作一窍不通的保罗雅基埃将军只因是亨利的哥哥，就青云直上，突然被任命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局

①秘密军队组织(OAS)是由一些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组成的用暴力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地下组织。——译者

长。

可是，保罗只有一个嗜好：打网球。他天天锻炼，从不间断，所以体魄健壮，令人羡慕。这也许就是他最大的荣耀。

在他和格罗森交接工作时他忍不住忧心忡忡地问道：“请告诉我，亲爱的朋友，你每天早晨几点钟来上班？”

格罗森深知他的继任非常喜欢玩网球，便巧妙地设法戏弄这个可怜的将军。他一本正经地对保罗说：“噢，每天早上不到八点我就来上班了，一直到晚上九点我还在机关。国际局势紧张或情况特别紧急时，需要的话，我就通宵达旦守在办公室。”

保罗雅基埃脸色变得灰白，问道：“那星期六呢？”

“星期六当然也一样。我还得告诉你，星期日也往往靠不住，工作高于一切吆！”

“可我不能这样把自己拴起来，我要打网球！”

“是吗？”冷酷无情的格罗森佯装刚刚听说保罗有此爱好，说：“依我之见，你必须呆在办公室。要是爱丽舍宫、马提翁大厦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有一个急件需要处理，它们就会打电话找你，你最好守在电话机旁如果你第一次不在，第二次又不在，他们就要说：‘保罗这个人倒是很不错，但就是靠不住！’他们就会另请高明，你办公室里的电话也就不会再响了，最后，他们就要考虑要你有什么用……”

格罗森的离去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失去了最后一个名符其实的局长。从那时起直至1972年的十年期间，担任局领导职务的都是些唯命是从的人，完全是政府的传声筒。

保罗雅基埃谨小慎微，毫无个性。对当局那种非分的要求，他既没有决心也没有愿望加以抵制。他在局里作不了主，实际掌握大权的是雅克帕托特。

帕托特原来是法国海外领地的一位行政官员。他从海外归来后，为了谋职曾四处奔波。最后他来到新总理乔治蓬皮杜的办公室，但对能否找到差事并没抱太大希望。当时恰逢总理周围缺乏人手，安排任务往往需要临时找人，帕托特正好赶上了。

人们一没有问他有什么专长，二没有问他想干什么，就说：“我们班子里还有什么空缺呢？啊，对了，还没有人负责同警察局和特工机构联系。你想干吗？好吧，就这样定了！”

事情就这样干脆利索地定下来了。说来也巧，帕托特完全符合人们对他的期望。他把头发精心理成短短的平头，给人以老军人的威严风度的印象。帕托特和他的上司蓬皮杜一样，蔑视情报部门。不过他认为，情报部门在刺探政界人士活动、对他人进行窃听等方面倒是一个理想的工具。

从帕托特在局里首次露面，让谦恭的保罗雅基埃给他一一介绍各处负责人之时起，我们就明白他将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真正的主宰。我惴惴不安地注意到，他仔细地，甚至是带着善意打量着我。后来我才了解到，我们处新调来的达尼埃尔普热曾跟他谈起过我，还向他详细介绍过第七处的工作效能非同一般。

普热和帕托特都是福卡尔的心腹。他们知道第七处是干什么的，并且了解我们的高超本领。他们贪婪地盯着我那个处，心想要是能使这些拆包开箱的能手都为戴高乐派的治安机构服务，那该有多好啊！

普热说帕托特非常器重我，他恳求我去和帕托特共进午餐。我天真地答应了，希望帕托特能拨给第七处更多的财力和物力，批准我们在国外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计划。我明显地感觉到，蓬皮杜的这位心腹对特工部门已形成了固定的看法，但我仍不失望，期待着能说服他支持我的工作，让他真正了解谍报工作的广阔领域和它在维护法国利益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

确实，最初阶段一切都很顺利，帕托特似乎理解我，他好像真的认为第七处为法国军队、政府、尖端工业和外交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情报。我曾多次和他会晤，从而在局里引起了一些不良反应：一个处长竟敢和总理的代表来来往往，打得火热，这成何体统？

“你不必担忧，”帕托特对我说，“我要让你步步高升，像你这样精通业务的行家理应受到头等的待遇。”

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明白，帕托特密切配合蓬皮杜总理来诱惑我，为的是达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惜，当我意识到这一切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帕托特企图诱使拥有最好装备的特工部门与他们合作，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让局里的某些专业组和小分队绕过传统的正常渠道而遵照总理下达的命令去执行任务。换句话说，按这个精神，今后就不必再通知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一旦他们在特工部门和警察机关内部物色到一些可以信赖的，既有工作能力而又行事谨慎的各处负责人，总理的命令就将直接、秘密地下达给效忠于他的人。他们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本土警戒局、情报局、军事安全局等机构都将采取同样的手法。

我也许是了解到他们打算让特工部门从事完全非法的活动，使其性质发生演变的第一个人。好几个西方民主国家的特工部门已经历了这样的转折。在美国，尼克松和他的助手就让有名的水门事件“管子工”越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直接为他们工作，结果水门事件最终导致了全国性的灾难。在法国，同样是由当局直接遥控的一些人造成的《鸭鸣报》窃听器事件①，却只落得个压在司法部档案堆里不了了之的下场。

帕托特是为了我好，局领导也完全同意这些改革而预感不到由此带来的极大害处。当初，我如果听从了他们两位的意见，就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急先锋。

事情是从1961年底开始的。当时，莫尔旺业已成为保罗雅基坎的办公室主任，他同我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

“菲维尔，”我的老上司对我说，“上边希望我们能对工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①有人在《鸭鸣报》新建的办公大楼里发现了窃听器，该报就此向政府提出了抗议，但政府予以否认，压下此事结果不了了之。——译者

莫尔旺的声音显得有些低沉，语气相当勉强。他的话并不使我感到惊讶。多年来，我就同一些腰缠万贯、不断资助马格里布甚至法国境内反法活动的美国工会干部打交道，并与他们作斗争。

我毫无顾虑地回答：“完全同意！你清楚，这帮人一到法国，我们就盯上了。”

莫尔旺烦躁地挥了一下手，仿佛是嫌我把事情搞复杂了似的：“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个。我指的是法国工会！”

我吃了一惊，凝视着莫尔旺，问道：“你是说要我们监视法国总工会、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工人力量等组织吗？”

莫尔旺低头不语。他作为一个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一个正统的共和分子，岂能向我下达这样的命令？

他知道，我一贯反对进行政治间谍活动，拒绝搞某些人津津乐道的“内部敌人”的情报。这些事，政府可以让它的情报局干，必要的话，还可动用本土警戒局。

我明白了，他们羡慕我的是我搞情报的方法、潜伏渗透的能力以及我的技术人员处理邮件的本领。局领导看到我的态度明显不积极，便在我们处安插了从行动处调来的一个名叫马赛尔克的空军少校。

我后来获悉，马赛尔克是公民行动队的一位要人，公民行动队这一治安机构实际上是为戴高乐派服务的类似警察局的一种组织。

马赛尔克给我带来了一份列有九十个“目标”的名单，法国所有大大小小的工会都包括在内，真是令人瞠目结舌。我告诉他，必须有一支由专门人员组成的小部队才能从事如此大规模的行动。我对他说：“我最多大概能接受十个目标的任务。”

少校大为不悦，但也只能让步。他向我解释，他是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工作结果要直接报送政府首脑，无需中间人插手。我领会了他的意思。

最初，我把少校托付给负责培训他的第七处的专家们，同时私下叮嘱他们说：“你们尽管慢慢来，拖长他的实习时间，我不想很快再见到他！”

几周之后，马赛尔克少校窜到我的办公室，愤怒地嚷道:“你的人把我当成了孩子。他们上课时没完没了地给我重复同一内容。我何时才能开始工作？”

我心平气和地回答他：“噢，不着急！你也许不知道，干我们这行的经常有假期。文职人员可以休假三十天，军人四十五天。你想不想先沾点光？”

他的两眼露出了欣喜的神色。进上门来的休假怎能拒绝？少校有十五天没露面。

他休假回来时，我热情地接待了他，并通知他说：“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已开始工作了。我们收集到了有关十个目标的不少材料。”说罢，我用手指了指放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堆影印文件。

他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站起来说：”我得把这些文件全给上边送去！”

“不，很遗憾，绝对不能这样做！这些材料要按正常手续填写登记，然后送有关部门使用，就是说，首先要送我们局法国科进行分析，然后进往情报处，由情报处决定上呈与否。你知道，我们这里一切都按系统，按规章办事。任何文件都不得逃避总部的检查。”

“这不可能，”少校结结巴巴地说，“事先曾商定文件由我直接上空。”

我和颜悦色地说：“我本人并没意见，要不，我们请示一下局长办公室主任吧。”

我当即给莫尔旺挂了电话：“还是关于前几天我们谈过的事。马赛尔克少校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他想不经过正常渠道就把第一批材料拿走。你的意见如何？”

莫尔旺用稍带吃惊的口吻说：“好吧，如果他身负特殊使命，我想我们可以咎应。”

“不过，”我对莫尔旺说，“我当然得先把材料进去进行分析。”

“什么？”莫尔旺叫了起来。

“一定要这样，莫尔旺先生。你知道，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所有材料无一例外都得经过总部各个处的鉴别。我不想犯错误，干蠢事！”

电话那一头的莫尔旺沉默了片刻，显然他在思索。最后，他谨慎的秉性占了上风；“对，菲维尔，你言之有理！照章办事吧！”

照章办事，这正是那些想拐弯抹角地利用我的“管子工”去搞法国工会情报的人所力求避免的。因为，如果材料按照正常手续经过局里各个处的检查，许多军官和技术人员势必会了解内情，这样就容易走漏风声，酿成丑闻。

欲使我们处偏离它的宗旨的企图刚刚冒头，我就依靠上述办法把它打了回去。我知遭，他们将另行建立一个偷拆工会信件的小组，在交易所广场夜间营业的邮局等单位窃取情报。但他们的小组和我毫无关系，反正在第七处我不同意搞这一套。

不久，长时间冷落我的帕托特又亲自来对我进行劝说。他向我提的建议表明谍报工作的某种道德观念正在破灭。

他说：“我知道，你在西班牙有一个情报站，它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工作得很出色。你清楚，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秘密军队组织的一些人在阿尔赫西拉斯附近和马略尔卡岛的帕尔马定居了下来。我们要彻底消灭他们……”

“战争不是已经结束了吗？那些人流亡国外，正在建立新的生活！”

帕托特不耐烦地挥挥手，意思是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说：“他们是潜在的敌人，不报仇他们是绝不会罢休的。他们肯定会再次策划暗杀戴高乐将军的阴谋！”

我冷冰冰地回答：“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想让我采取行动消灭或绑架这些法国人，对吗？”

“不！这些人既然走上了反对法国政府的道路，就已经不成其为法国人了。对他们应当穷追不舍，像捕杀害虫那样把他们消灭掉。”

“这是警察的事，”我说，“如果他们像你所说的那样，是罪犯，是叛徒，那就该由警方来管。我的任务仅限于在国外搞情报，而不是绑架或杀害法国人。为了让你放心，我还顺便提上一句，我并不同意这些人的主张！”

帕托特气得直喘粗气。

“实际上，你就差支持他们了！不过，亲爱的菲维尔，请允许我明确告诉你，我的话是命令而不是要求！”

“你应当知道，尽管我非常尊重你，但我只接受局长下达的命令！”

“我会设法让你服从的！”帕托特怒不可遏，满脸通红。

他要我跟他去马提翁大厦他的办公室。

“到了那儿，我再告诉你！”他说。

他带我走进马提翁大厦，穿过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办公室过道，猛然把我推进一间厅室。室内一个人起身相迎。我认出此人是蓬皮杜。

“总理先生，这就是菲维尔先生。我同他谈了我们所关心的那件事，可菲维尔先生竟然拒绝了！你也许不会相信有这等事。”

蓬皮杜十分惊讶，他凝视着我们两人。

“怎么？他拒绝了！告诉他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我跟他讲过了，可他回答说他只执行他们局长下达的命令！”

蓬皮杜的眼睛里闪现出讥讽和略显凶狠的光芒。

“菲维尔先生，你怀疑我的命令有充分根据吗？”

“我丝毫也不怀疑，总理先生，但我并不是能够立即从命的军人。我是一名受到纪律约束，必须服从我的顶头上司——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的文职官员。我等待保罗雅基埃局长亲自向我转达你的命令，然后再去执行任务！”

我一口气把话讲完，等着在几秒钟内被撵出总理办公室。然而，蓬皮杜却放声笑了起来。他又打量了我一番，随即耸了耸肩，带着感到好笑而又不大相信的神情摇着头说道：“他不干！他说他不干！他断然拒绝了我！太好了！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帕托特恶狠狠地瞪着我，低声对我说：“看你把总理先生气成这个样子！”

蓬皮杜打了个手势，示意我们可以走了。我退出办公室时，还听到他在独自哈哈大笑，仿佛是有人刚刚和他开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玩笑。

“他不干！他不干！……”

我寻思：蓬皮杜私下碰了钉子心里很不痛快，他决不会就此罢休。下一步肯定要难对付得多。回到总部后，我便把下属召集在一起，开始向他们告别。我知道，公民行动队的人已打入我的队伍，他们象“鼹鼠”一样，目前尚处在冬眠状态，还未开始行动。他们想慢慢来，而我则想给他们提供方便。

“诸位，”我对第七处各科科长和副科长说，“我今天拒绝了要我们处去围歼秘密军队组织的任务。你们知道，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只是为共和国服务。我决不同意把第七处拱手让给某个政党或集团，让他们以此为工具去向另一部分法国人清算宿怨。我采取了抵制态度，因此免不了要遭谴责，也可能会被迫辞职。”

我还表示，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自由地做出抉择。至于那些想和我疏远的人，只要他们提出申请，我立刻就可以放他们走。留下来的人显然就是和我站在一起的，我也可以心中有数。我感谢他们患难与共的情谊，同时又告诉他们，届时我也许无法使他们不被调往其它单位。

总之，那天晚上我预感到第七处的末日就要来临，一个霹雳般的打击将摧毁这个完美的机构。

当局长派人来叫我时，我猜想严峻的时刻到了。我向他的办公室走去，仿佛是最后一次应召登门。我发现保罗雅基埃的神情十分慌张。

“我刚接到帕托特打来的电话。他气得都快发狂了。你竟敢顶撞总理，菲维尔，你考虑到后果了吗？”

“局长先生，实际上，我只不过是提醒总理和帕托特先生必须逐级下达命令。我认为，这是避免发生严重违反规定和灾难性事件的唯一办法。鉴于他们要给我们下达的命令的性质，就更应该如此。”

我还指出，这类命令可能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深深卷进去，因此，必须用书面形式下达命令。

我对保罗雅基埃说：“我也是为你的后路着想。一旦发生丑闻，你手中又没有书面命令作凭证，谁出面来保护你呢？你将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其次才轮到我……”

保罗雅基埃目瞪口呆地注视着我，我觉察到，惶恐不安和犹豫不决的复杂心情缠绕着他。保罗并不是能够承担责任的男子汉。我只向他陈述了在没有上级保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危险性就赢得了一分。

“好吧，”他沉下脸说，“我们再研究一下！”

当天晚上，我在办公桌上看到两份离职申请书，两只“老鼠”想逃离它们以为是正在下沉的航船。但那一次谁也没碰我们处一根毫毛，两个申请者自觉献了丑，再也没有脸面返回第七处。其余的人都经受住了考验。

我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人们也不再坚持强迫我接受我不愿干的工作了。帕托特有些生我的气，但并不太厉害，因为他还想把我拉过去。

不久，他又来做我的工作，想必是来给我最后一个机会，好让我在他的主子蓬皮杜那里“恢复名誉”。

“菲维尔，”他说，“《一分钟》周刊对总理的连篇累牍的攻击和肆无忌惮的污蔑使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们了解到，该周刊的社长让－弗朗索瓦德韦把有关国家防务的文件藏在他办公室内的保险柜里了，因此，取回这些文件是完全合法的！对你们谍报专家来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