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智囊行动组”

一天早晨，我信步来到办公宣。尽管我稍感头晕目眩，但心情却十分舒畅，因为我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窃取了大量文件和情报。现在，我脑子里萦绕的还尽是些在巴黎来回奔波的情景，眼前浮现的依然是各种包裹、卡车的影子以及沉默而灵活的特工人员小心翼翼地搬运箱子的场面。这也许是老生常谈。然而，我们处确实是一部准确无误，迅速运转的机器，一个亲密无间、团结友好的集体。它好比一个芭蕾舞剧团，演员们动作协调，配合默契，能够永远优雅自如地反复表演同样曲舞剧。这一切是多么令人兴奋啊！

我暗睹思量：我们这个处真是无与伦比的，的确是“只此一家”。它创造了协同配合的奇迹！但是，我们也应注意，绝不能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小小的纰漏都会使这部机器卡壳。

在走廊里，莫尔旺突然把我截住，一下子打断了我的思路。

在我的一生中，他总是这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搅乱我的平静生活，把我引入别的轨道，驱使我去冒更大的风险！

这一次，他非常神秘地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环视了一下四周，一见没有他人，便转过身对我说：

“小菲维尔，我的老伙计，待会儿要在会议室召开一个非常重要的绝密会议，有大人物来参加。我和特劳特曼认为，你代表我们参加会议最合适。”

我惊诧不已。第七处的人因工作过度，早已精疲力竭，我觉得很难让我们再接受新的任务。

莫尔旺低声说：“目前只是一个碰头会，具体内容还没有定下来，根本谈不上给你下达什么新任务。”

莫尔旺知道我讨厌局领导主要头头举行的这种碰头会。我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总是尽可能躲避上边召开的会议，因为这类会议往往是高谈阔论，而从来拿不出什么锦囊妙计。

可是，我今天察觉，莫尔旺不仅仅是在坚持他自己的意见，他实际上是在给我下命令。他自己不愿参加会议，局情报部主任特劳特曼也想溜之大吉。

我不满地嘟囔：“说实话，我真看不出我参加会有什么用。”

莫尔旺气得说不出话来，仿佛是碰上了一个不愿出席学校授奖大会的赌气的小男孩。

“菲维尔，过可是抬举你，而且也体现了我们对你的绝对信任。”

那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去呢？为什么把苦差事推给我？我真想向他提出这两个问题，但话到了嘴边，我又忍住了。想必莫尔旺和特劳特曼已经了解到这次会议的内幕。他们竭力逃避会议，这就表明会上不会有什么好事情，有的只能是意想不到的打击。

“好吧，”莫尔旺象谈妥了似的最后说道，“我让人给你开通行征！”

这意味着，尽管会议在局总部举行，但仍然采取了特别严格的保卫措施。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进入会议室。我们局本来就是机要部门，可在局里竟然还要采取非同寻常的安全检查措施！

显然，莫尔旺蒙骗了我。如果真是举行一个交流情况而无具体内容的会议，那么戒备决不会如此森严。我感到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

我闷闷不乐地走进会议室。第一个反应是，我并不感到太陌生，围坐在桌旁的许多人是我的相识或局里其它各处的同僚，如行动处处长鲁西亚，副处长富尔－博利厄、反间谍部主任迪蒙以及负责各个技术处的一位上校。我在他们身旁坐了下来，心中对莫尔旺刚才动员我来这里的那副诡诈神态感到暗暗不解。在我看来，会场内的一切没有什么不正常，气氛安宁、亲切，甚至令人宽心。难道我最初的胆怯和忧虑是多余的吗？

我们利用会前的十来分钟时间互相开玩笑，就像在教室里等着老师来上课一样。似乎谁都不太清楚我们要干什么。过了一会儿，布尔西科走了进来，后边跟着他的办公室主任路易拉朗纳。拉朗纳是个骨瘦如柴但行动敏捷的人。布尔西科则身材魁梧、威风凛凛。他很讲究排场，每次露面都近乎舞台上的“亮相”动作，使人难以忘怀，回味无穷。在战时，我在克拉马同他首次见面，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至今未变。他握有实权，处事坚决果断、言谈辛辣尖刻。

布尔西科并非独自一人到会，他旁边还站着一个身穿便服的人。此人神情开朗，脸庞清秀，皮肤细嫩，我一见便为之愕然。我认出了这位不速之客。他平时穿的不是这种裁剪合体的便装，而是袖口上缀有四颗金星的飞行员的蓝色制服。他就是莫里斯夏尔将军。他光临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有何贵干呢？

据我们了解，夏尔当时是深得摩勒政府信任的一位军官。他虽不是社会党人，但却以其共和主义思想以及对民主原则的酷爱而受到众人的敬佩。在占领时期，他领导了一支以情报活动为主的抵抗力量队伍，工作十分出色。夏尔在l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前夕，巧妙地截获了德国空军在大西洋前线作战的一系列命令。丘吉尔曾因此亲自向他表示了况贺。

由此可见，夏尔是一个相信情报工作具有巨大威力的军界负责人。他不像吉博等极端蔑视特工部门的那些将领，吉博将军虽负责印度支那地区的谍报工作，但却没有相信他部下提供的有关越南人于1954年初向奠边府周围集结兵力的报告。然而，他的偏见并未影响戴高乐在1966年本巴尔卡事件后任命他为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

戴高乐这样做又何尝不可呢？让一个根本不信任谍报工作而且又是唯唯诺诺的外行去负责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岂不是破坏它、永远制服它的最好办法吗？然而，1957年，夏尔秘密来到我们的会议室时，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尚未落到这种地步。在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问，夏尔曾任国家最高当局和以色列总参谋部之间的联络官，自始至终都了解西奈战役的进展情况。他坚信，如果纳赛尔倒台后埃及建立一个温和政府，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将失去它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从而陷入被扼杀的境地。

由于莫斯科和华盛顿相救，纳赛尔才有今日。现在，他不仅继续帮助而且还加倍支持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夏尔正在寻找就地取胜的方法。

布尔西科向我们介绍了夏尔将军，接着便严肃地对我们说：“先生们，我并不想向你们隐瞒，阿尔及利业的形势越来越令人担忧了。政府认为我们局能在战斗中起重要作用。夏尔将军将向大家介绍上级对我们的期望。我很清楚，在这里开的会都是机密的，但我还是要强调指出，今天的会是特别机密的，而且是往后要开的一系列会议中的第一个。你们不要写任何与此有关的报告，也不要向你们的助手泄露点滴情况，否则，后果自负。”

在布尔西科向我们发警告时，夏尔一边悠然自得地装着烟斗，一边仔细地打量着我们。然后，他开始用平静的声调向我们讲述战场上相当黯淡的形势。

“我大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你们，因为政府是靠你们的报告了解情况的。但是，我得承认，叛乱规模庞大，组织十分严密，外界也多方支援，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

夏尔解释说，法国军队业已改变战术，适应了敌人的游击战。曾转战印度支那沙场，同残酷无情、神出鬼没的敌手交过锋的军官们取代了在阿尔及利亚作战的传统军人。使用的武器也改变了；火炮、装甲车已毫无用处，如今需要的是直升飞机、轻装部队、伞兵以及能够徒手格斗，能够适应自然环境的突击队，还需要能够吃苦耐劳……

他一字一句详详细细地作报告，这并未使我感到惊讶。我还搞不清楚，按照新调整的部署我们究竟应该执行什么任务。眼下，我们已经向军方提供了大量情报。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我使动地抽着烟，感到一丝睡意悄悄向我袭来。正好在这个时候，夏尔的讲话内容却变得有意思起来了。

我充满倦意的目光不期遇上了布尔西科愤怒的双眼。我一下于清醒过来，竖起了耳朵。这时，夏尔开始讲笫二部分。

“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取得的成绩往往因一些外界因素而受到影响。叛乱分子借助投机商提供的武器，依靠马格里布一些政治家的活动以及他们在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组织机构，可以承受最沉重的打击，医治创伤，迅速重整旗鼓。”

夏尔讲道：“我国政府决定不再容忍外界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援，而且决定要对此采取行动。这些在外国首都进行活动的敌手夺去了无数法国年轻战士的生命，可法国军队却无法监视并消灭他们。”

“我们想，”夏尔说，“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能助我们一臂之力。”

听了他那冗长的开场白和婉转的谈话之后，我们终于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夏尔告诉我们，政府已建立了一个“作战部”。这个人数很少、极端机密的军事机构负责确定我们今后的行动目标，它将编制一份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知名人士和格外仇视法国的社会活动家名单，“作战部”希望制止这些人的有害活动或干脆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我们将组织一个“智囊行动组”，其任务是遵照“作战部”根据需要陆续下达的命令，随时准备去逐个“处理”或除掉列入名单的人。

夏尔问我们有没有问题。会场上鸦雀无声，谁也不想表态。

但是夏尔坚持要了解我们的看法，收集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我们之中级别最高的迪蒙首先打破了沉默。这位反间谍部主任当然是不会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的。他说，反间谍部的军官都将全力以赴帮助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战友。

行动处处长鲁西亚的态度则比较强硬。他曾在印度支那看到他在特工部门里的一些朋友因法国国内政策的变化而得不到承认甚至被抛弃，这使他十分难过，因此，鲁西亚这回要求政府给予明确的保证。

“你要求我们为国家的利益去搞暗杀活动，要求我们为了崇高的事业违背起码的道德标准去犯法……”他对夏尔说道。如果政府提出要求，鲁西亚将同意贡献出他手下的人，但他不愿让他们去送死。政府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援救可能在国外遇难的行动小组。届时，法国领导人可再也不要说“我们不认识这些人”一类的话了。

我对夏尔讲话的内容更有保留。首先，我根本反对从肉体上消灭敌手。一个社会党人总理竟会同意由国家操纵杀人凶手，这使我大为震惊。即使是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不能这样做。

我本人也是社会党人，而且一贯同居伊摩勒及其家属友情甚笃。然而，这不能使我改变看法。我并不相信谋杀可以解决问题。

社会党高级领导人对我耿耿于怀，并不是因为我这样想，而是因为我在大庭广众之前把这种想法讲了出来。

“至于我们处，”我说，“我们决不干这种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情报……”

布尔西科打断了我的话说：“但是，除此之外，你们还要执行特工任务，而且你也强调过要把你的人培养成多面手！”

此时此刻！他跟我讲话已没有往日的幽默感和亲切感了。

“是的，局长先生。但是，我们处秘密行动的目的只是窃取情报，而从不是杀人！”

然后，我转向鲁西亚说：“据我所知，这种工作由你们行动处负责……”

话刚一脱口，我就后悔了。因为，我根本就不信行动处的人能够悄悄地去搞谋杀而不招来任何麻烦。行动处主要由第二突击队的好斗分子组成，他们受过袭击、徒手格斗等专门训练；行动处里还有一些是潜水员、工兵、伞兵、滑雪运动员。他们都缺乏保密观念，不善于从事秘密活动。

问题在于不是把人杀死就万事大吉了，因为击毙一个人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困难的是要伪造现场，让人相信这是自杀，是自然死亡，或是由车祸、事故造成的死亡。执行谋杀任务的人，事毕要注意不留下任何痕迹，不让警察抓住把柄，以免闹成一件对总部甚至对法国政府不利的丑闻。

这该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吧！但是，事到临头就可以发现，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某些小分队对秘密工作的常识毫无所知。

布尔西科在抵抗运动的岁月里，以及在担任国家保安总局局长期问积累了丰富的特工活动经验，他肯定也在考虑这些问题。

他对我说：“当然，你要和行动处密切配合，向他们介绍有关打击对象的所有情况，提出建议并讲明注意事项……”

总之，布尔西科寄希望于我，以防行动处捅漏子。

参加“智囊行动组”的第一次会议之后，我就有了不祥的预感：正在酝酿的一切决不是好事。我现在明白，为什么莫尔旺和特劳特曼都溜之大吉，避不出席会议。八天之后，夏尔拿着一份二十九人的名单又来找我们。列入名单的有前面提及对的某些德国和瑞士投机商、积极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外国知名人士，以及在突尼斯和西德居住的阿尔及利亚领导人。

有关这些人的情报工作全部落到了我的肩上。换句话说，我必须给行动处准备二十九份档案。每份档案上都不写姓名，只有一个秘密代号。档案里装着有关此人的全部材料以及追逐或打击，他的具体行动计划。我还要随时更新和补充档案的内容。

所有档案都准备得有条有理，随时都可调阅。按照规定，每次行动只与一份档案有关。这份唯一的材料在“智囊行动组”内部传阅但任何人都不得摘记。如对材料有意见，也只能用口头表述。

马提翁大厦“作战部”的命令也是口头下达的。在我们的档案中，无论是行动记录还是其它任何材料，都不应以任何形式提及国家最高领导人秘密判处哪些人死刑的命令。

只有我才能保存全部行动计划。我把二十九份档案都锁在保险柜的一个大帆布文件夹里。随着工作的进展，这一堆材料逐渐减少了。每除掉一个目标，有关材料便付之一炬。

有时，由于政府更迭或政策发生变化，某些“合同”就被废除。这样，有些人连同他们的代号就都从“被判处者”的名单里消失，但他们的名字说不定在几周或几个月后又会在名单里出现。

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战略和情绪，但最终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厄运……

这种犹豫不决的做法，在摩洛哥左派领袖本巴尔卡的问题上体现得尤为充分。本巴尔卡的名字曾出现在夏尔将军的第一份名单里，后来就被去掉了，不久又被加上去了，接着又第二次被勾掉了……

“智囊行动组”是由社会党人政府建立的，但第四共和国解体后，它仍然继续存在。所不同的是，从此不再由马提翁大厦，而是直接由爱丽舍宫发号施令。因此，那些外国政治家、军火投机商以及法国视为敌人的两面派人物的命运将操在戴高乐将军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