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有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耳目比斯托，都只好顺水推舟，过来向我祝贺。佩雷斯的声音略带歉意，比斯托还厚着脸皮兴高采烈地招呼我：“你瞧，菲维尔，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总部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他这种令人肉麻的虚情假意使我不禁心寒。

洛佩斯和苏雄被判了七年徒刑。逃之夭夭的流氓和他们的摩洛哥保护人——象幽灵一样出没无常的什图基和乌弗基尔——则被缺席判处无期徒刑。

当我要求重返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时，由吉博将军主持的，完全由总部军人操纵的“领导小组”开会研究我的情况。司法机关能做出什么决定，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只有秘密法院的决定才是最后的判决。重罪法庭宣告我无罪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他们授予自己的权力超越国家的法律和规定。

那一天，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让我的律师让马吉亚尼代表我出席会议，我也不想再见到博蒙，我心里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进行报复。博蒙出席了会议，他象检察官似的端坐在上面。在这里，没有人会打断他讲话，他们都了解内情。博蒙指出我犯有违反纪律的错误，尽管司法机关宣判我无罪，但我依然是个罪人。而且还有更严重的：“菲维尔公开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他已置身于总部之外，他应该受到惩罚！”

吉博是个好斗的人，他边听边点头，法院没有动用的这把铡刀，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权贵却要用它铡人，这是比蹲监狱还要厉害的处罚，我作为和平时期特工人员和秘密工作者的新生活是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总部开始的，如今，他们却把我撵出了总部。

作为对残酷的惩罚的微不足道的报酬是，我有权要求赔偿和领取补助，我的前程就毁在吉博、博蒙和比斯托等人的手里，这些家伙早就拿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也不让我有任何选择。

过了一两天，我买了一张去地中海海滨科特达祖尔的机票。我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把他的别墅让给我住。我决定忘掉一切，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远离巴黎，远离总部。

把我搞掉，不仅是打击了一个人，而且还瓦解了一个处。和我一起工作并且赞赏我们作风的军官，大都宁愿回到他们原来的单位，领导一部分工作，还有一些军官在我们第七处受过特殊训练，带着他们学得的本领转到军事安全局去了。

他们中间有一个“罗伯尔”上校，他是军火交易科中最优秀的工作人员之一，后来当上了军事安全局的副局长。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些行动小组，很快就具备了第七处的形式，他还设法把原第七处某些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军火之役”中建树卓著功勋的特工人员和联络员招了去。

“罗伯尔”确信东方国家的特工部门曾利用本巴尔卡事件来瓦解第七处，因为这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中唯一使苏联人真正害怕的组织。

不久，军火交易科的其他成员也都纷纷辞职，成了真正的军火商。他们离去的时候也带走了他们的情报员和联络员。他们利用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的机构和联络网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当时留在第七处的我的那些最忠实的同事也陆续被清洗，他们的罪名是和我的工作关系过于密切，他们被调到其它处工作，彼此不得往来，有人监视他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他们生活在被人怀疑的气氛中，稍一走动，就有人跟踪，看他们是否和我恢复接触。

象雷蒙阿迈尔这样醉心冒险和秘密工作的人不久也“告老还乡”，到布列塔尼一个偏僻的地方定居下来。第七处还剩下什么呢？只存下几个能在大旅馆里采取行动以及负责掌握和指挥一部分联络员的科室。过去，我在巴黎一地就建立了二十来个专门开启外交邮袋的实验室和工作间，现在只剩下一个。所有我在首都周围设下的活动基地都被关闭或弃置不用。

在搞垮第七处的战斗中，博蒙获得全胜。他把他的一个宠儿——仪表堂堂的埃尔韦上校——安插在濒于死亡的第七处的领导岗位上。埃尔韦的特工生涯是在华盛顿开始的，当时他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反间谍部工作，他的任务比较简单：暗中监视他的上司蒂罗德沃若利，搞清楚此人究竟是狂热的戴高乐分子，还是秘密军队组织的支持者；了解他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是不是特别亲密。

有几年，埃尔韦在报告中对我的朋友德沃若利一直是颂扬备至。他在德沃若利身上嗅不出半点狂热的反戴高乐主义分子或伪装起来的美国情报部门特务的气味。

但是，蒂罗德沃若利在激烈反对美国人的戴高乐面前失宠了，从这时开始，埃尔韦便接二连三地接到了博蒙关于要其立即揭露德沃若利真面目的紧急指示。

埃尔韦开始时很天真，竟认真思索有没有可以揭发的材料。后来，博蒙让他明白这是命令，德沃若利肯定是戴高乐所唾弃的无可救药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这一点毋庸置疑。埃尔韦这才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自己职责之所在。于是，他在一份报告中“证实”德沃若利犯有“叛国罪”。

立下过一功绩后，埃尔韦便应召返回图雷尔总部。他受到了大家的祝贺，而且得到了上司的宠信，从此官运亨通。在找到适合其特殊才能的职位前，上司把他安排在博蒙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办公室里负责档案，卡片的分类工作。几年来，埃尔韦就是靠“搞垮德沃若利”这块牌子生活的。

我的职位空出来以后，博蒙认为终于可以安排埃尔韦了。这个面慈心恶的年轻人得到了与他杰出的工作成绩相称的一个职务。

经过清洗后的第七处，已失去了它最优秀的成员，因而埃尔韦上校接管的只是一个运转起来异常缓慢的机构。不久，他就忙得不亦乐乎，整天哀叹道：“我不懂菲维尔是怎么干这种活儿的！”

埃尔韦上校很快就打退堂鼓了，要求博蒙调动他的工作。博蒙想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道：“看来一个上校是不够的。为什么不委任两个上校试一试呢？”

这样，第七处的烂摊子就交给了两个上校负责，但结果也并不比埃尔韦上校一个人领导好多少。后来，人们又寻思，要治好第七处麻木不仁的弊病，或许需要开一付重药。那么，谁又比一位上校或者比两位上校加起来更具有战斗力，工作效率更高呢？

当然是一个将军喽。

就这样，后来又委派一位将军占据了我在图雷尔总部的办公室。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听人谈起过第七处。它已经成为一个被人弃置不用的机构。既然不能驾驭它，不能让它重新发挥作用，军人们就把它撂在一边。第七处曾经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最有效率、最有朝气的一个单位，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特工机构之一。对于第七处的消亡，后来这些军人用“改变方针”这种婉转的说法来加以掩饰。

遗憾的是，在各国不断进行秘密战的今天，在西方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威胁、更需要了解随时可能面临的危险的情况下，第七处却落到了如此可悲的地步。

如今，知道本巴尔卡是怎么死的人已寥寥无几。菲贡第一个离开人世。乌弗基尔颠沛的生活也于1972年8月结束。乌弗基尔的后任德利米现在是摩洛哥南部对付波利萨里奥的军队的司令，不可能到他那里去了解情况。那些流氓呢？布什塞什、他的伙伴帕利斯、迪巴伊和勒尼这四个歹徒都逃到摩洛哥去了。

事实上，没有人想解开这个谜，但这件事却一直折磨着我的心。我之所以咽不下这口气，倒不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现在已经习惯推销员和商人的生活；也不是为了总部，因为我已离开总部，同它毫无关系。但是，我冀望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想弄清楚，搞垮一个人和他领导的第七处并且震撼全国的这个致命的打击究竟来自何方。我在摸索，试图解开这个谜：我深信一定能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