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保罗雅基埃将军11月3日在一八一一号通报中明确命令道：“在本巴尔卡问题上不要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可以向上汇报所收集到的情况，但不要让我们的情报员去专门寻觅这方面的情报……”既然如此，那末所有这些事情同我就更不相干了。

在我看来，这项命令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应该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即尽一切努力，动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把别人在暗中进行的调查向前推进一步。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挫败那些可能置我们于死地的罪恶的阴谋活动。但是，保罗禁止我们进行任何反击，而且更为不幸的是，他还被法官的传讯吓唬住了。

保罗对我说：“佐林格先生要在他的办公室里见我们。”

“我认为没有必要到法官那里去，只要把我们给警察的那些情报转给他就行了，难道你没有想到这一点？”

“但是他坚持要我们去，这是按规定办事……”

“我是一个秘密话动者，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给我照过相。十五年来，我为了隐姓埋名，费尽了心机。难道你想让我去法院抛头露面？”

“没有人会看见我们的。我们从边门进去！”

这一举动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在关系到这一机构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中的一个。倘若我们同意去法官那里，我们就会失击自卫能力而落入对手设置的陷阱中去。

卡伊懂得如何以巧妙的方式保护自己。当法官和重罪法庭要他作证时，他就故意拿出各种各样的要他卧床休息的医生证明来。最后，当他不得不出庭时，他就坚定地保持沉默：“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佐林格是一心软弱的法官。我满可以对他说，我没有必要回答他的问题；而且我还有更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我所有的行动都受到国防机密的保护，我只能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及共和国总统汇报。但胆小如鼠、一有风吹草动就想着保护自己的保罗却要我出面作证。

我把对戈达尔和松韦伊说过的话又向佐林格重复了一遍。然而，1月13日，却传来了苏雄和瓦托两名警察受到控告的消息。

人们得知警察局里有些人直接卷入了绑架事件。我放声大笑起来，并说道：“这可真够意思的，正是警察局的人企图使我相信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负有罪责！”

我可以想象得出帕蓬、松韦伊、卡伊和内政部长此时此刻的窘相。前一天，即11月12日，内政部长还在一项官方公报中“依据权威消息”，矢口否认“法国警察参与了本巴尔卡事件”。

也许我高兴得太早了，因为最艰巨的战斗刚刚开始。为了摆脱困境，警察局把矛头进一步对准特工部门，尤其是对准我。警方人士说，苏雄和瓦托这两位误入歧途的巡警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人员洛佩斯提供了帮助，他们还自以为做了件好事。洛佩斯是受其上司菲维尔指使的；这两位心地善良的警察显然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卑鄙阴谋的牺牲品……

一场新的反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运动开始了，而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来势凶猛，保罗是一个谨小慎微、不善领导、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那样，他在这种形势下显得惊慌失措，彻底败下阵来。他感到自己已成了靶子，自己的局长地位己摇摇欲坠。马提翁大厦和爱丽舍宫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于是，精神紧张、脸色苍白的保罗把我叫了去。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两份我写的简报，报告的日期分别为5月19日和9月22日。我在这两份简报中指出，一些流氓、无赖和摩洛哥人为绑架本巴尔卡已采取了初步行动，我还概述了我获悉的一切有关情况。

保罗对我说，“我要求你在记录员在场的情况下说明你是以什么方式搞到这些情报的。”

保罗确实有让人提供证词的怪癖。很明显，他想在蓬皮杜和戴高乐面前掩饰自己。

我同我在奥利机场的助手米歇尔普兰进行了联系，从他那里简单地了解到洛佩斯这几个月来的表现，然后我又回去见保罗。

在一位女速记员在场的情况下，我把我在洛佩斯提供的真真假假的情报的基础上撰写连两份简报的前后经过谈了一遍。

最后，我对保罗说：“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想指出一件令人费解的事：这两份简报虽然迅速转交给了主管人员，但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应，显然他们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

我冷静地列举了历次错过的机会：研究室主任博蒙把有关菲贡和勒马尔尚的简报交给局反间谍部后就不再过问了。而不起任何作用的反间谍部也没有查阅档案来核实这两份简报。最后，由里夏尔上校领导的第三科在看完简报后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也没有要求作进一步调查。

我认为我们本来是可以使本巴尔卡事件避免发生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安全措施，对那些同这位摩洛哥领导人有接触的人进行检查，并在他来法国旅行时予以保护，以防止发生绑架。

保罗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他暴跳如雷地说：“你在指责我们局！”

我对他说；“我只不过是说明一个事实：应该做的事没有做。”

保罗使劲儿瞪着我，大声叫嚷道：“好，不要再说下去了！你是否能向我担保你已在这个口头汇报中把你所掌握的有关这一事件的所有情报都谈了？你是否已讲述了你所知道的一切？”

“我可以绝对担保！”

他讲话的声音里爆露出他内心的不满和恐惧。保罗不能原谅我这样直截了当地挑明一些处长的渎职行为，况且这些人恰恰都是军人。我是一个文职人员，我这样做简直是大逆不道。

保罗嘟哝道；“好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切按时间顺序再回忆、思考一下！”

我回到办公室后叫纳内特从保险柜里把那本专用工作日志拿出来。本上逐日记载着我们同特工人员、情报员和联络员之间的所有联系，乃至一些最普通的接触。我和纳内特一项一项地查阅着。忽然，我的秘书高声念道：“10月l2日，与保罗法布尔在奥勃堪渡街吃午饭。”这时，我全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都凝住了。

我说：“我的上帝，我忘了这个碴了！”

顿时，我记起了那桩事：洛佩斯在我喝咖啡时突然露面。他跟我谈到了菲贡，他说，菲贡这个流氓声称，如果摩洛哥人胆敢不按原先的保证付钱给他，他就要对他们进行讹诈。后来我忘了这件事，因为我当时不认为有必要专门就这个问题写个书面报告。

我立即给纳内特口述了一份给局长的报告。半小时之后，这份材料就放到了保罗的办公桌上。

对保罗来说，这是意外的收获。他虽装出一副严肃的神色，但却掩饰不住满心的喜悦。他大声说道：“这太严重了！如果我们早知道菲贡进行威胁一事，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我有点惊讶地反驳说：“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局里对我就此事所写的简报一直就置若罔闻。我在5月19日的简报中指出，摩洛哥人正在采用‘非常手段’接近本巴尔卡；如果人们充分注意了这份简报，情况本来会有些变化。如果人们重视了我9月22日的简报——我在简报中举出了一系列名字，如：勒马尔尚、非贡、什图基和贝尼埃——那一切就会真的完全不同……”

“你为什么要对我们隐瞒这一情况？”

“可我什么也没向你隐瞒，我只是认为，轻信一个无赖兼牛皮大王①的话不符台我们的规矩。你该知道，有自尊心的情报部门的人决不能同密探和强盗同流合污……”

“这并不是问题的所在。我再重复一遍，你没有汇报那次会见的情况，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我也要向你重复一遍，同事们和上级在这件事一开始就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使我有理由认为，你们对本巴尔卡丝毫不感兴趣。你不应该指责我忘了向你汇报上述会见，而应告诉我，你是如何处理我向你转达的那些确切的情报的。应该请博蒙、里夏尔和德尔塞尼解释，为什么我的报告上去后就石沉大海，为什么没有提请总理办公室和戴高乐将军办公室注意此事。”

一般说来，重要的报告应立即转交特派员帕托特以便汇报马提翁大厦，同时转交雅克福卡尔汇报爱丽台官。我呈送的关于本巴尔卡的简报显然是被卡住了。但究竟卡在哪一级机构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故障呢②？

在离开局长办公室时，我遇到了莫尔旺。我把与保罗争执一事告诉了他。他现在名义上是第二把手，但并没有实权，他被博蒙和军人们孤立了。他只是疲惫地向我笑了笑，说道：“我的小菲维尔，冷静一点，大伙儿都知道你是无可指责的。”

我又回去搞自己的工作，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心里想，对于搞情报的人来说，唯有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奇怪的是，博蒙

①内政部长罗歇弗雷1966年5月6日在国民议会讲台上对已死的菲贡发表了下述看法：“他是一个惯犯，牛皮大王。他还有点疯，在精神病院呆过三年，除了胡言乱语和为了出风头而搞些新名堂外，他还能讲出什么值得相信的话来呢？”

②后来，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人为了给自己的疏忽行为开脱，便说什么我的“报告写得不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说法越发使我感到好笑，因为在德布罗伊事件中，为了掩盖情报被耽搁这一事实，人们也使用了这类荒谬的遁辞，当时，巡警米歇尔鲁提出的报告也被说成是“荒诞不经”而没有受到重视，因而人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让德布罗伊。

不再坚持那项在法兰克福采取行动的计划了。此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其它一些事情上去了。尽管戴高乐周围的人策划反对他的阴谋，但他还是在12月份经两轮选举后，又重新当选为总统。他感到自己地位坚实，可以找一些人算帐了。这样，有人就该倒霉了，但我根本没想到恶运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来。

保罗要我避一下风头，建议我在事情处于高潮时不要再去办公室上班，也不要外出。法院里的一些下级职员为了得到一些额外收入，出卖审问记录。新闻界得到这些记录后就在报上发表有关我的评论，而我虽呆在家里，却仍然关心着第七处的工作。

后来，我很快就明白，要我避风头的建议只不过是局领导为把我支开而使用的一个手段，他们想阻止我对他们的失职行为亲自进行秘密调查。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把我和我的助手们隔离开来。我的助手们被告知，他们不应该来看我或给我打电话。有人还放风说，一些同我有关的严重问题很快就会揭露出来，所以最好不要再同我来往。

保罗对我的指责根本经不起分析，相反却会使局领导十分难堪，因此趁我不在局里，人们就挖空心思整我的黑材料。一些财政监察员受托详细检查我从1947年以来的收支情况，并研究我购有股份的、用来为我的情报员作掩护的所有公司的资料，这些监察员还严格审查了第七处的财政预算，调查我经手的大笔秘密款项的用途哪怕能从中发现最细小的错误或一笔最微不足道的、无法说明来龙去脉的款项，对他们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收获。经过几周反复查对，专家们做出了结论，认为我的帐目无懈可击、堪称典范。在这一方面，人们无法置我于死地。

有些人在我负责的处的内部发动了一场进攻。他们对我的同事们不厌其烦地进行盘问，希望能最终找到一条裂缝，弗朗索瓦比斯托奉命对我的话动进行调查，他简直把吃奶的力气也使出来了。每天他都要向保罗汇报调查结果，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发现。

在我得势时，比斯托曾自称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曾恳求我让他到七处来工作，后来他还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将一些专门打头阵的戴高乐派分子和密探塞进我主管的处，以使把这个处置于他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它为公民行动队效劳。他最初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但现在他认为染指我主管的七处的大好时机终于到来了。

而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前，他必须把我整垮。但他缺乏进攻的炮弹。这时，比斯托的走卒肖塞提供了一个纯粹是胡说八遭的证词。

肖塞缔造了下列情节：

有一天，菲维尔来到秘书室交给肖塞一张卡片，上面写有四个摩洛哥人的姓名，他们要到巴黎来会见本巴尔卡。菲维尔这时给肖塞下达了命令：“把这放在洛佩斯的档案里，留待以后再说！”

过了一会儿，菲维尔又回到办公室对肖塞说：“把那张写有摩洛哥人名字的卡片还给我吧，它已没有什么用处了。这些摩洛哥人不愿意和本巴尔卡谈判，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收拾他。一切都变了！”

肖塞的这个所谓“证词”使比斯托心花怒放。这果然使一切发生了变化。难道这不足以证明菲维尔当时已得知本巴尔卡将被绑架和暗杀，但是却向领导隐瞒了吗？

于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领导就把肖塞找来大肆宣扬，要他立即向预审法官讲述他编造的那个情节。遗憾的是，肖塞把情况搞混了。其实，那张卡片上写的是在巴黎接受培训的四位摩洛哥地方行政官员的名字。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件没有什么意义的普通事务性情报，不值得搞情况简报，于是就收回了那张卡片。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肖塞说了那句话：“一切都变了！”我的意思是：这一问题没有多大搞头了。

肖塞可怜巴巴地坚持自己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的确是说到了杀害本巴尔卡的问题！”

现在就只能询问那一天在秘书室的路易穆雄以及几年来一直在第七处工作的两名警官卡特里纳和尼古拉。他们三个人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从未听到菲维尔说，摩洛哥人是为了收拾本巴尔卡而来的。如果他谈论这样的事，我们一定会竖起耳朵听的……”

但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不让这三个人像肖塞那样出庭作证，而只允许他们送交书面证词。

肖塞与我为难的企图遭到彻底失败，他的证词成了众人的笑柄。比斯托的这个走卒表演得实在太差劲了，局里只能把他送回原单位——财政部。

但比斯托仍不肯罢休。1966年1月的某个早晨，即在菲贡神秘地死去后不久——他的死在舆论界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比斯托这个“负责安全事务的督察”跑到保罗那里，得意忘形地嚷遭：“这一次，我要剥下菲维尔的画皮！他向你撒了谎，实际上他知道本巴尔卡被绑架的事！”

比斯托临时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证人：雅克布瓦泰尔。

雅克布瓦泰尔是一个孱弱、拘谨、畏蒽的人。他讲话的速度极慢，说一个字得犹豫半天。1940年，他负了重伤，动过手术，他被德国人抓去流放过，后又奇迹般地回到法国。他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得了很严重的头痛病。他记忆力极度衰退，常因发觉自己忘事而感到沮丧。

莫尔旺出于同情，给布瓦泰尔安排了工作。在接受处里工作时，我把布瓦泰尔留了下来，让他担任行政秘书工作。他的办公室与我的办公室紧挨着。他负责审查开支的单据，兼搞一些会计工作，当我不在时，他就接接电话。另外，每天晚上，他负责检查我们的保险柜和我们楼道的大铁门是否关好了。我得知洛佩斯曾说过这样的话：“10月29日，在本巴尔卡被绑架一小时后，我打电话给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想让菲维尔知道此事，他当时不在，但我让他的一名助手把唐比得罗①通过电话向托马②所作的口头汇报记录在一张纸上……”

因此，我曾力图找到接洛佩斯电话的人。我询问了我所有的助手及那天在办公室值班的人。

没有一个人接到过洛佩斯的电话。布瓦泰尔也与其他人一样斩钉截铁地说：“真的没有，我是最后一个走的，洛佩斯没有来过电话！”

我早就听说布瓦泰尔身体有点毛病，就建议他说：“再好好想想，明天给我答复。你可能会回忆起来的。”

到了第二天，布瓦泰尔还是像前一天那样坚定地说：洛佩斯没来过电话。

后来，布瓦泰尔又在局长面前重申了这一证词，他的证词被转给了法官。

几周后，处心积虑寻找薄弱环节的比斯托又重新开始盘问布瓦泰尔。他死死缠住布瓦泰尔，连珠炮似地向他发问，终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使一个记忆力衰微的人“重新有了回忆的能力。”布瓦泰尔到局长面前低头认罪：“我在前几次的声明中讲错了。10月29日，我确实接到过洛佩斯的电话，由于知道菲维尔晚上要回到局里来取他的汽车，我就把电话记录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简短的电话记录上写着：洛佩斯报告说，与摩洛哥人的约会是在丰特内勒维孔特进行的……

保罗立即组织了一个有许多人出席的对质会，他以为自己终于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抓住了我的把柄。

“菲维尔，你在星期五发生绑架事件的那天就获悉一切情况了，你不会对布瓦泰尔留在你办公桌上的电话记录一无所知吧。”

“什么电话记录？”我问道。“几个星期来，布瓦泰尔一直向我

①洛佩斯的化名。——译者

②勒鲁瓦的另—个化名。——译者

保证说，他没有接到过洛佩斯的电话。现在怎么又跟我谈起电话记录来了呢？”

我又补充说：“那天晚上，我是和雅克韦兰一起到我在楼上的办公室的。我们两人在办公室里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正如局里的守则所明确规定的那样，办公室里整理得井井有条。此外，局长应该知道，所有文件都应在办公室锁门前收藏起来。从来不允许把什么文件或记录留在桌子上。”

布瓦泰尔消瘦、痛苦的脸上淌着泪水，“我确实在你的桌上留了一张纸条！”他疲惫地，慢吞吞地逐字说道。

我说：“布瓦泰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只能说明你自己的失职，因为你的任务恰恰是保证没有任何东西留在桌面上……”

他并不听我讲什么，而是继续结结巴巴地说：“不，请你相信，我的确把电话记录放在你的桌子上了。”

“那么，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纸？是大的还是小的？你在上面压了东西没有？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不给我家里打电话？我可能不回办公室，而打电话是人们在紧急情况下所应该做的事，难道不是如此吗，布瓦泰尔？”

我不再往下说了。我后悔用这种态度对待一个不幸的人，他把充满悲痛神色的脸转向我，带着哭声说道：“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太可怕了！我紧张得夜不能眠，我老婆总是问我：‘你能肯定吗？你真的有把握吗?’……”

布瓦泰尔今天的证词同他过去对保罗雅基埃所说的完全相反，保罗不顾布瓦泰尔犹犹豫豫和前后矛盾的态度，还是要他到法官那里去再次作证。与此同时，保罗向我宣布，我已被停职。

莫尔旺不肯向我提供任何帮助。他佯称身体不舒服，在家休息。许多人前去看他，要他出面进行斗争，阻止在局里发生如此卑鄙的事，但他们都被莫尔旺用客气的言辞一一打发走。现在已不是抵抗运动那个时代了。

精神濒于崩溃的布瓦泰尔事后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医务室主任博默拉埃：“大夫，想到我对菲维尔所做的一切，我几乎痛苦得要死去。”

比斯托不惜一切代价，终于赢得了胜利，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领导的苦涩的胜利之果是建立在一个病人被迫做出的证词的基础之上的。军人和维希政权残余分子组成的帮派集团正好利用这一机会，摆脱当年参加过抗击德寇斗争，后来转入局里工作的最后几名文职官员。

在1966年1月19日的内阁会议上，戴高乐向各个方面发泄了他的怒火。八天前，他终于下达了逮捕菲贡的命令，但是两天之后，警察只找到了菲贡的尸体。

戴高乐将军埋怨道：“在这件事上，人们把我当傻瓜来欺骗。这样的事是决不能容忍的，必须进行处理，以伸张正义。”

由于戴高乐针对警察和司法部门说了些十分刺耳的话，因此有关的两位部长——内政部长罗歇弗雷和司法部长让富瓦耶——都站起来为自己辩解。

情绪不佳的戴高乐打断了他们的话，讥讽道：“在内政部长先生看来，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但我并不感到这种看法在我们的内阁会议上占上风。”

当时，在政府内有一帮人希望内政部长罗歇弗雷下台，那些老牌戴高乐派分子已联合起来对付弗雷那样的“蓬皮杜分子”，但蓬皮杜却巧妙地保护了他的内政部长。

米歇尔德勃雷在暗中亲自调查本巴尔卡绑架事件，并向戴高乐提出了他的初步结论：应该立即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摆脱马提翁大厦的控制，而由国防部长来领导，这就间接地使蓬皮杜和他的手下的人受到了凌辱。

为了杀鸡给猴看，戴高乐首先拿保罗雅基埃将军开刀，解除了他的职务，并在一月底任命吉博将军接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