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籍古巴。她象是一株漂亮而剧毒的热带植物。她和一个名叫吉尔贝的摩洛哥犹太人一起搞进出口生意。

吉尔贝是本巴尔卡童年时代的伙伴。他们曾一起在摩洛哥搞过政治。后来，本巴尔卡离开了摩洛哥，来往于东西方之间，并经常去古巴。他在那里筹备亚非拉人民团结会议。他帮了吉尔贝不少忙，使他和玛塞娅都进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身边人的圈子。

本巴尔卡每次来巴黎都住在他朋友吉尔贝那里，吉尔贝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有一大套位置适中的房间。摩洛哥反对派的这个头子就在那里进行一些政治性的会晤。

然而，引起我对这个三人小集团的注意的，并不是吉尔贝在本巴尔卡帮助下大量贩卖古巴蔗糖的投机活动，而是另外一件事。

一天，一位朋友给我带来一大包情报局整理的电话窃听材料。

这份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的一位重要部长同玛塞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而这位部长却受到戴高乐将军的绝对信任。

从表面上看，这位部长是一个最廉洁不过的人。他生活检点，严于律己，具有清教徒作风。但是，这位道貌岸然的人在与玛塞娅勾搭时却出奇地轻率。他毫不在乎地让这个可能威胁到机密的风骚的外国女人坐上他的DS型部长专车。专车两边有摩托车开道，后边还有警卫车保护。

我在接到达包窃听材料后，对我的朋友表示了我的惊讶：“为什么你们的机构不直接提醒部长注意？应该立即让他知道，与本巴尔卡身边的一个女人来往是多么时危险。”

“你是在开玩笑，”我的朋友回答说，“那些知情的警察没有这个胆量。他们可以在背后骂骂咧咧的，却不敢直接找部长谈，因为他们生怕遭到打击报复。”

“那么，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说，“帮助我们部长阁下擦亮眼睛这一可怕而光荣的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喽？”

我没有接到任何人的委托和命令。我只是出于爱国的责任感而采取行动。首先，我试着与部长身边的一些人，即他那些最亲密的助手取得联系，当我谨慎地把问题摆到他们面前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我发现他们心中完全有数，看来这个部上下都了解这一丑闻，但他们都不愿承担干涉部长私生活的责任。由于担心屋于里有暗藏的录音设备，他们甚至不愿谈论此事。

我终于找到了一位比其他人胆量稍为大一点的高级官员，一个布列塔尼人。我利用他会说方言的便利条件用布列塔尼语向他提出了问题。我们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了谈话。他向我保证说，他将作一番努力。

“不过，”他对我说，“这肯定将是我毕生事业中最艰难的时刻。如果下星期你看到我已离职，你会懂得这是为什么的！”

不久以后，那个最先向我报告情况的朋友又来看我。他说：“了不起，你干得真漂亮。标致的玛塞娅已从我的视野内消失了。”

然而，她并没有离开巴黎。每次本巴尔卡来法国时，她都在吉尔贝家里和他见面。在被绑架的那天早上，本巴尔卡也是先从奥利机场到吉尔贝家放下他的小手提箱，然后才去圣日尔曼林荫大道的。

10月30日傍晚，当我获悉本巴尔卡失踪以后，我就计划在万圣节之后，即在下一个星期二，提醒保罗雅基埃将军注意我们分别在5月l9日和9月22日呈送给他的两份简报。说不定从简报中能找到一些解释这一神秘事件的线索。

不管怎么样，我不负有进行直接干预的使命。我的职权范围规定得很明确，我应用各种可能的技术手段获取情报并转送出去，然后由局里的其它一些处采取行动。

洛佩斯在带着全家去贝勒加德的路上打开了奔驰牌汽车的收音机。关于本巴尔卡失踪的报道使他大吃一惊。他当然知道这件事，但却没有料到消息传播得这样快。可能是现场的目击者泄了密。事情有点不大妙，计划大概要改变了。

到了贝勒加德之后，洛佩斯把妻子和孩子留在那里，而自己却立即返了回来。

当他重新跨进他在奥穆瓦的别墅大门时，正是星期六晚上十点半。客厅里正在召开一个应付危机的全体会议。乌弗基尔和德利米都在那里，周围坐着摩洛哥警察侯赛尼以及流氓布什塞什、迪巴伊、勒尼和菲贡。

过了一会几，大家都走了，只留下侯赛尼和洛佩斯。

午夜十二点刚过不久，德利米从奥利机场打来电话，“洛佩斯，请来接我们一下。”

一贯俯首听命的洛佩斯在茫茫的夜色中驾车疾驰。他把乌弗基尔和德利米又带回他在奥穆瓦的别墅。

“现在，”乌弗基尔向他命令道，“你去睡觉，我们想单独呆一会儿，我们还有事要商量。”

尽管洛佩斯是在自己家里，但却要服从乌弗基尔的意志。他像仆人一样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现在人们暂时不需要这个仆人了，但要使唤他时，可按铃叫他。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家仆啊，他和衣躺在床上，呼吸着这个令人不安的夜晚的奇异的空气。他的神经保持着高度的紧张。

后来，他把眼睛贴在百叶窗上，从缝隙里窥见一些灰色的人影来去匆匆。有一刻，他还看到一辆车号前印有CD（外交使团）字样的404黑色轿车停在大门口。车上下来两个陌生人。德利米把他们迎进别墅，乌弗基尔在里面等着他们。

洛佩斯把耳朵贴在半掩的房门上，断断续续听到一些用阿拉伯语谈话的声音，似乎是谈到了“飞机”和“货船”。

所有这些都是洛佩斯本人后来讲述的。他是调查人员和法院找到的唯一证人。他可能是想把水搅混。

10月31日（星期天）早上五时，乌弗基尔下了出发的命令。

洛佩斯开车送乌弗基尔、德利米和侯赛尼去奥利机场。他既是摩洛哥人的管家，又是他们的司机，他对他们唯命是从。乌弗基尔乘八点钟的飞机去日内瓦，声称是去同正在瑞士逗留的家人团聚。

德利米、侯赛尼以及另一名摩洛哥警察什图基将乘九点四十六分的飞机去卡萨布兰卡。

这批摩洛哥人成功地逃之夭夭了。尽管前一天就传出了本巴尔卡失踪的消息，但却没有任何人拦住乌弗基尔和德利米，向他们提一些准以回答的问题。

在洛佩斯帮助下，摩洛哥人丝毫没遇到麻烦，如果“小滑头”真愿意通知我们的话，他本来还是可以在乌弗基尔和德利米离开后立即从奥利机场或从奥穆瓦打电话，即使那样做已经是晚了，已经是犯了罪。

但他并没有打电话。10月31日（星期天）早上，洛佩斯安排摩洛哥人离开后，又开着他那辆奔驰牌轿车去见勒加德与家人团聚去了。

这天中午，我在博齐奥街我的家里请雅克韦兰吃午饭。他是我在第七处里为数有限的几个密友之一。我的妻子把他当作我工作单位的一位普通同事。话锋不可避免地转到本巴尔卡事件上来了。现在，所有的广播电台都在谈论着本巴尔卡这个人。

我对雅克韦兰说：“我该给博蒙打个电话，他可能会给我们出个主意，或给我们传达一项命令。”

由于博蒙直接负责处理我在9月22日送交的有关绑架本巴尔卡企图的第二份简报，我想知道他所提出的进行调查的要求是否有了结果。我一个人跑到卧室里去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人。

她说“博蒙先生到乡下度周末去了，没法找他！”

我生气地回到客厅雅克韦兰正在和我的孩子们玩牌，我不客气地抱怨说：“这个家伙，每次找他时他总是不在！”

当洛佩斯从贝勒加德往我家打电话时，已是下午三点钟了。

从本巴尔卡被绑架起到此刻为止，两天已过去了，而洛佩斯一直没有直接与我联系。

而此刻，当他第一次通过电话与我接上头时，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呢?他谎称正在同家里人一起度几天假。他装出一付轻松自如、无忧无虑的样子，好象前一天就在那里休憩了。

“你听说本巴尔卡的事了吗？”我问他。

他说他和大家一样是从广播里获悉的。我提醒他：“乌弗基尔可能插了一手，你不这样认为吗？”

“很有可能。”他含糊其词地答道。

他根本没有提“唐比得罗向托马”作的口头汇报，即据他说在上个星期五绑架发生后一小时从圣佩尔街的俱乐部给我打的那个电话。

洛佩斯不敢触及这一问题。他没有问我是否收到了他给我的口信。也不问我对此有什么想法或是否希塑了解其它有关情况，他什么也没问。看来，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反而倒使他感到宽慰。

在那个星期天，人们本来还是有可能抓住那些参与了上述事件的流氓的。而洛佩斯并不想这样做。他知道布什塞什第二天(11月1日)要乘上午九点半的飞机去卡萨布兰卡。洛佩斯已经掩护了摩洛哥人，他现在要掩护那些流氓了。

谈话快结束时，他以漫不经心的口吻说道：“关于乌弗基尔，我正想告诉你，他昨天来了……”

我心里不由地一怔，这个巧合实在太离奇了。

“真是不可思议，”我说“他是几点到的？”

“下午五点。他是从卡萨布兰卡乘快帆式飞机来的。”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他诡称没找到我。

“好吧，现在要弄明白的是他究竟来干什么。现在他在哪儿？”

“我正想跟你说呢，他和德利米在奥穆瓦我家里呆过……”

“这是怎么回事？他到你家去干什么？”

“他在巴黎没找到住处，我就把我的别墅借给他用了。另外，他今早已去日内瓦了。”

哈桑国王的一位大臣在法航的一个稽察员家里下榻，这并不使我感到过分吃惊，因为我知道他们之间过从甚密，洛佩斯去拉巴特时，常住在乌弗基尔家，所以他在自己家里接待乌弗基尔也是合乎情理的，再说，乌弗基尔的孩子们在巴黎寄宿学习时，洛佩斯是他们的监护人。

如果洛佩斯对我们，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还保持一丝一毫的忠诚的话，他这时就应告诉我乌弗基尔来巴黎的真实原因。但是，他又一次企图以虚假的遁词来排除我的怀疑。

他说：“乌弗基尔来这里是为了主持摩洛哥地方行政官员训练班的结业仪式。”这个训练班是由法国国家保安总局组织的。

洛佩斯这一次给我打电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向我详细报告，而是为了给自己安排后路。一旦事情败露，他就可以说。“我事先已向我的上司——菲维尔作了汇报。我已打电话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我意识到这件事的复杂性，便要求洛佩斯星期二到康巴塞雷斯俱乐部来，把他还能记得起来的事当面告诉我。

“我们在星期二下午三点左右见面吧。”我对他说。

他同意了。第二天（星期一）是一个纪念死者的日子。我去布列塔尼给我的父母和我在抵抗运动时期结识的一些朋友扫了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