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洛佩斯把关于本巴尔卡和菲贡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告诉我是想要我干什么呢？我是一个尽心尽职的人。为了问心无愧和不放过任何情况，我早已让人就本巴尔卡一事写了报告给上级，但迟迟得不到批复。好在这些无聊的小事不在我的本职工作范围之内，与我毫不相干。我担负着一些比这严重、复杂得多的使命。

前不久，我就曾接受过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戴高乐标榜独立、中立和第三条道路。他想把这些主张落实到行动中去。于是法国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戴高乐对保罗雅基埃说：“我希望我国的谍报话动不再是单向的，即只针对为东方国家。美国也应成为我们要经常注意的一个目标。”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从事“全向”谍报活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特别是富尼埃－费雷尔负责的那个第六处，开始对一些大学生和技术人员进行训练，准备让他们打入加利福尼亚的一些研究尖端技术的实验室。这个代号为“大钟”的行动计划后来失败了，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快就摧毁了这个“业余”间谍网。

戴高乐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某些成员同美国的谍报机关勾得太紧。他认为法、美情报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应该到此为止。于是，我的朋友蒂罗德沃若利——我们在华盛顿的谍报组长——被责令就他向我们的盟国提供有关俄国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报一事做出解释。

德沃若利在哈瓦那掌握着一批出色的谍报人员，特别是其中有一位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床睡觉的年轻妇女。他通过这些人成功地搞到了一些照片。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到，苏联人正在卸下装有导弹零件的箱子。他的情报是千真万确的。

戴高乐怒吼遭：“德沃若利背弃了自己的职责。他先为美国人送情报，而后才给我们打报告！”

这就是德沃若利横遭清洗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德沃若利把他获得的全部材料都送回巴黎了。这点我是清楚的。他只是在发觉法国当局违背协议、没有把在古巴发生的事情通报给美国人时，才决定直接向他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朋友们发出警报的。

为什么德沃若利送来的情报被压下了呢？根据我的调查，这是因为地区处的那位高级负责人根本没有把这些情报当作一回事，一直把它们锁在自己的抽屉里。他一点也不相信这些情报，所以认为没有必要转报马提翁大厦和总统府。

这在政治上是一起重大的“故障”。由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的军人们帮派思想严重，所以他们一方面为那个渎职的地区处负责人多方开脱，另一方面却对德沃若利横加指责。后来，在本巴尔卡事件中，我也吃了这类玩忽职守和毫无责任感的人的苦头，被那些真正犯有过失的人以同样的方式“暗算”了。

不过，在这个有关古巴的事件中，还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情况。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人责令德沃若利说出他掌握的那古巴情报员的名字。他们声称这是为了对他进行审查。他们还说：“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信任你。“

德沃若利对此极为不满，但人们强迫他这样做。后来德沃若利得知，他的那些情报员都被卡斯特罗的特工部门逮捕了。

这真是太过分了。德沃若利不能容忍这一情报“故障”和这一不可饶恕的泄密。他大胆地找他的上司算帐，可是，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即使有些人知道他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也爱莫能助。大家都害怕受到戴高乐将军的怒斥。德沃若利感到自已成了牺牲品，便决定留在美国，拒绝返回巴黎。

我知道他是无辜的，因此我向头头表示愿去美国找他，不管

他本人愿不愿意，我也要把他带回法国。

我说：“如果他不跟我回来，如果他真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个叛徒，我发誓，哪怕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一定亲手打死他！”

我心中明白，我根本没有必要开枪打他。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不同意派我去美国。人们并不想让德沃若利回来，因为如果他直言不讳地为自己辩解的话，那就会令许多人狼狈不堪，德沃若利后来告诉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曾派了一些人去美国杀害他，但这些人都被悄悄地赶走了①。

我是为他辩护过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而没有任何人感谢过我的这一举动。在开展“全向”谍报活动的时期，我被怀疑为亲美派。我之所以暂时没有象德沃若利那样被彻底搞掉，那是因为我的那班人马于得非常出色，而且也由于我事必躬亲，以身作则。那些从不出现场参加直接行动的官僚们清楚地知道，没有我，第七处就会解体、垮台。

此外，我的上司还这样考虑：“既然他那样顶事，不正好可以让他去执行针对美国人的任务吗？”

我承认，当研究室主任博蒙让我接受这项任务时，我的心情很矛盾：难道我应该对那些在战争后期曾和我并肩作战的人、对曾向我赠送军装以便我去执行解放使命的部队搞间谍活动吗？这是一杯苦酒，我却不得不喝下去，因为这是我的职责之所在。我必须服从我国政府，而不能有别的什么考虑。

“任务是这样的，”博蒙对我说，“我们要对法兰克福附近的美国军营采取一项重大行动。我们本来可以让那些由我们常驻法兰克福的情报人员控制的德国间谍来干。但事情一旦败露，这种作法会在外交上招致极其严重的麻烦。于是我就想到了你，因为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通常，在采取这类重大行动前，局长本来都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会议进行讨论、研究，有关处还要在会上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可是，这件事却只在博蒙和我之间进行讨论，这是前所未有的。我猜想这是最高情报委员会，即戴高乐将军本人的特殊安排。

我甚至不知道保罗雅基埃是否了解这一情况。

开始时，博蒙没有向我明确说明任务的性质。这只是为了谨慎起见呢，还是想要考验我，看我是否会立即把计划透露给美国人呢？

①德沃若利后来同美国人利昂尤里斯合写了一本书名为《Topaz》的著作。他在书中揭露说：戴高乐的亲信中有一名俄国间谍。

不管怎么说，从1965年4月起，博蒙开始象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地告诉我某些有关情况：军营的规模、营房的位置、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人数、军营的保护措施和警戒系统等。

这个军营是美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主要基地之一。所有入口处都有宪兵把守，因此只能从别处潜入，也就是说，只能从军营四周的栅栏或铁丝网的某处钻进去。幸好在四米高的围墙上并没有电网。

我们研究了类似的栅栏和铁丝网，并作了试验，从而找到了理想的解决办法：在栅栏上开一个对角线的口子，这比切开一个垂直的U于难以察觉。夜间，可以在尽可能远离哨兵和探照灯的地方剪出一个三角形的口子。白天，用肉眼是发现不了这个切口的；待到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的人只需轻轻推动栅栏，就可开出一个入口。

“但我必须了解要弄出来的那件东西的体积和重量，以便研究用什么车子来运。”我对博蒙说。

他的态度依然那样神秘。他指了指办公室的一个卡片箱说道：“差不多就这么大，估计有五十公斤。”

他根本不提那件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我曾设想骑自行车潜入军营，因为自行车是不会发出响声、也不易被发觉的运输工具。但是，用自行车运送这么重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用小汽车吧，这在一个设有巡逻哨的军营里肯定是太显眼了，我们很快就会被发现并受到追踪。我立刻想到一个好办法：用摩托车。

这个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当我对一位当建筑师的朋友说我想出去兜兜风时，他很痛快地把他那辆漂亮的BMW牌摩托车借给了我。如果这个热心人知道他的摩托车最终将用来干什么，他该怎么想呢？

在我的班子中，只有一个人能胜任用摩托车运输的任务，这就是雷蒙阿迈尔。他不但摩托骑得很漂亮，而且还是一个溜门撬锁和开保险柜的能手。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在布列塔尼。当时，他象新约中一名骑在冒火的铁马上的骑士那样驾着他那辆屁股后直放炮的摩托车全速飞驰着。

我的这个老伙伴办事极为能干，所以外交部把他从我这里“借”走了。几年来，阿迈尔率领着我们的安全小组走遍了法国驻外使馆。这位超级“管子工”熟谙侦探、窃听、偷开保险柜和外交邮袋的技术，因为他一切都亲自干过。没有任何人能象阿迈尔那样出色地保护我们的大使馆不受间谍的侵犯。

我对博蒙说：“为了很好地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得把雷蒙阿迈尔调回来。”

“没问题，”他回答道，“他将回到你的身边。”

就这样，阿迈尔和我再次合作，共同执行我们干这行以来所承担的最富有冒险性的使命。博蒙终于透露了某些实情，这就使我明白究竟要我们从法兰克福搞回什么东西了。

部署在德国的美国导弹并没有装上弹头，因为人们始终担心由于某些人鲁莽从事，或由于发生偶然事故，或由于某一位极右派将军一时头脑发热对俄国人采取福拉穆尔式行动①而造成一场灾难。不过，只要华盛顿发出第一次警报就可以给导弹安上核弹头。在平常情况下，这些弹头都被锁在法兰克福基地中心的一座营房底层的一些非常坚固的仓库里。

因此，从栅栏的缺口进去后，首先必须穿过到处是美国军人，警卫以及吉普车日夜川流不息的营地。抵达仓库后，就要打开用密码锁锁着的大门，然后进去撬开保险柜，偷出一个弹头。最后应把仓库门重新锁好带着弹头向栅栏的缺口冲去。

①《福拉穆尔博士》是斯坦利库布里克创作的一部电影。影片主人公是一位美国将军，主要情节是：他于1964年派出一架原子轰炸机去莫斯科，意欲挑起一场核冲突。——译者

“你看，”我对阿迈尔说，“我在摩托车尾部给你安了一个特别装置，可以承受七十公斤，这就绰绰有余了。还装了一个钩扣，可以自动钩住放在车上的东西。不过，你还得防止这玩意儿翻下来，谁知道到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给我多少时间跑完这段倒霉的路程？”阿迈尔没好气地问道。

“三分钟。”

“胡扯！”

很遗憾，这是我精密计算的结果。我还打算安排一个小分队去掩护他。在阿迈尔到达现场前，小分队就得在那里等候。他们负责保护阿迈尔，必要时还要制服美国的哨兵。小分队由一些英语和德语讲得非常流利的小伙子组成。他们穿上军装后会被误认为美国兵。

我甚至在巴黎附近的奥利机场找到了一个旧军营，与法兰克福的美国军营一模一样。这是戴高乐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后，美国人撤离法国时留下来的。白天，有些航空公司在这个军营里办公。但到了晚上，我们就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去，一遍又一遍地演习我们将在德国采取的行动。

在第一次演习中，阿迈尔花了十分钟。他确实已是够敏捷的了。

从那一次起，我们每天晚上就搞几小时的演习，一秒钟一秒钟地缩短行动时间。我们还努力压低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我在每所房子里都安排了人，让他们用秒表计算阿迈尔经过的时间，并将车子发动时以及加速和减速时的噪音分贝记录下来。

我们应尽量压低摩托车的声音，以免引起美国人的警觉，每次试验后，我和阿迈尔总是象准备参加大奖赛的运动员那样，对取得的进步进行仔细研究。

与此同时，其它各组的成员也在进行训练，以便更好地协调行动。我决定在美国军营内不使用步话机联络，因为步话机易受干扰，而且很可能被人发觉。我们将使用我们实验室发明的袖珍轻微发声器。这就必须制定一套精确的密码在关键时时刻使用。

此外，为了实施这项极为危险的行动，我只挑选了一些布列塔尼人作助手，我感到自己仿佛又重新组织起了我曾领导过的抵抗运动小组。我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们是老相识，是生死之交。

而且还因为在情况严重时，我们之间可以用方言交谈，而窥伺我们的人绝对听不懂我们的话。

每天晚上，雷蒙阿迈尔都比前一天缩短了行动时间，从而赢得了珍贵的几秒钟。急不可待的博蒙每天都打电话来问，“到什么程度了？六分钟！好，不过还要缩短！”

当本巴尔卡事件爆发时，我们已把行动时间缩短为五分钟，这就是说，再经过几星期的艰苦努力，我们就可以进行冒险了。

但是，就在这时任务却一下子被取消了。博蒙甚至没有设法去挽救他曾执意要执行的这项计划，而雷蒙阿迈尔则又回到外交部去了。

不仅击法兰克福的使命被取消，而且连第七处本身也保不住了。

在审理本巴尔卡一案时，当佩雷斯庭长问我在阴谋反对这位摩洛哥政治家的期间到底在干些什么时，我是否应回答“我在准备为戴高乐将军偷窃一枚美国核弹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