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洛佩斯调动的事过后不久，奥利机场行动小组组长、我的老朋友，解放斗争时期的战友米歇尔普兰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有办法打开本巴尔卡的手提箱了。

自从“智囊行动组”成立以来，摩洛哥反对党领袖本巴尔卡一直是我们注意的目标。我们感兴趣的倒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和第三世界革命派之间的联系。我们奉命详细了解在哈瓦那筹备的亚非拉三大洲会议的情况。本巴尔卡频繁穿梭于古巴、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瑞士等国。每当他在巴黎停留或过境时，我们就设法窃取他掌握的机密。

“谁提供的情报？”

米歇尔犹豫片刻后说：“洛佩斯！”

“我不是说过要回避他吗？”

“处长，我知道。可是，你就舍得放过这样的大鱼吗？洛佩斯认识本巴尔卡，同他关系挺好。到时候，洛佩斯能把他牵制住，我们就可以乘机打开他的手提箱。”

显然，我不能仅仅因为情报是洛佩斯提供的就放弃这次行动的机会，不管怎么说，洛佩斯虽然已归禁毒便衣警察大队领导，但他还想着我们。难道我们能为此责怪他吗？

我拍板同意了这一行动方案。我们的行动必须特别迅速，我们甚至连使用在停机坪上的流动工作室的时间都没有，必须分秒必争，尽量缩短“过境货物”和工作现场的距离。

我们选择的行动地点是在机场派出所附近特设的一个办公室里，当洛佩斯靠他那能说会道的本领把本巴尔卡拉到机场蓝天酒家边喝边聊时，手提箱已经拿到了我们临时布置的工作间。打开手提箱后，我们用缩微法拍摄了一大堆文件。

当摩洛哥反对党领袖本巴尔卡和洛佩斯从楼上下来时，手提箱已乖乖地在行李房等候它的主人。这一切都是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进行的，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经过对材料的分析，研究室主任表示满意。他认为，我们的行动有非常重要的收获。

尽管我本人对继续与洛佩斯联系一事有所保留，但我无论如何不能责怪洛佩斯。

“以后如果他再找我们呢？”米歇尔普兰问我。

“那你就听着，然后向我报告，”我对他说，“洛佩斯先生如今至多算个联络员，不同他多往来为好。”

难道我能怀疑洛佩斯，怀疑他是在设置圈套诱惑我们吗？

1965年5月19日，在每天例行的碰头会上，米歇尔普兰告诉我，刚从摩洛哥回来的洛佩斯向他报告了有关摩洛哥国王想与本巴尔卡取得和解的颇有价值的情报。

洛佩斯搞这些情报完全出于自己主动。过去，他为我们服务期间，我们也没有安排他收集有关摩洛哥的情报。他在奥利机场为我们工作，负责同非洲的一些航空联系、传递文件和情报。他与我们的合作是技术性的，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现在，他却突然向我们反映摩洛哥王宫里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他同乌弗基尔，甚至同国王本人都有良好的关系，所以，我丝毫不怀疑情报来源的可靠性，我决定同洛佩斯进行一次深入的谈话。

通过谈话，我了解到哈桑二世为了克服国内的某些困难，希望同他昔日的老师本巴尔卡会晤。他还打算让本巴尔卡在政府任职，期望通过此举同反对派和解。

国王的心腹、内政大臣乌弗基尔受命同流亡外国的反对派领袖在欧洲某地进行接触。国王的弟弟阿卜牡拉亲王正在西德，他也负责同本巴尔卡商谈和解的可能性。

洛佩斯用他那常挂在嘴边上的粗犷语言描述了摩洛哥人要逮住本巴尔卡的迫切愿望。

“他们是那么需要本巴尔卡，只要能诱使他回国，他们甚至愿意设法让布里吉特巴尔多①躺到他的床上去……”

我认为有必要尽快把这一切禀报法国领导人。因而，当天我就把所有情况告诉了我处的一位文书，让他起草上呈报告。

我手下有一个秘书小组负责拟写公文。他们准确、简要地把有关事项写在一种格式特殊的卡片上，编制成情况简报，然后转迸有关部门。秘书小组的每个成员主管一摊工作。例如，穆雄管黑非洲；肖塞管中东和阿拉伯事务；其他人分管美洲、远东等。

具体说来，这一回由莫尔旺宠爱的肖塞来填写有关本巴尔卡的

①一个娇艳迷人的法国电影女明星——译者

第一张卡片。

我感到，这一系列旨在把摩洛哥反对派领袖“遣送”回国的活动是非常离奇的。因此，我在5月19日的情况简报里提请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专家们注意，乌弗基尔和他的亲信可能采取“非常手段”迫使本巴尔卡就范或谋害他的性命。

鉴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分工明确，各个处之间有严格的界限，我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我没有下结论的权力，我的职责就是呈递原始材料，让其他人去分析，并负责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

我的那份关于本巴尔卡的情况简报直接进到了地区处负责阿拉伯事务的第三科科长里夏尔上校手里。这张卡片并未被扔进纸篓里，而是经过登记、译成电码，制成缩微照片等程序，列为BI类文件，即联络员提供的最重要的一类情报。那么，里夏尔上校对这份简报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如果里夏尔认为简报有用，他应该根据其内容另外准备一份文件呈送政府。如果他觉得情报极其重要，他还可以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譬如，他可以要求立即对这件事深入调查，密切监视主要有关人员的动向，特别是注意本巴尔卡是否面临什么危险。

如果他认为我们的情况简报没有价值，他可以立即将它归档，不予处理。即使是属于这种情况，他也应当通知我已收到简报。

可是，事情后来怎么样了呢？反常的是，我没有接到任何有关简报的意见和要求。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领导对这份简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看来，谁都不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发出的关于有人要采用“非常手段”对本巴尔卡下手的警告，根本无人置理。

然而，流亡在国外的摩洛哥领袖本巴尔卡已危在旦夕。5月到8月期间，洛佩斯未向我们请示和汇报，曾四次前往摩洛哥同乌弗基尔密谈。我在奥利机场的副手米歇尔普兰天天都能碰到洛佩斯。米歇尔普兰只是到了1965年9月22日，即他就此事向我作第一次汇报的四个月之后，才向我报告说；“洛佩斯又跟我说起了本巴尔卡。他向我透露，乌弗基尔将军指令一个特务队设法对摩洛哥反对派领袖下手。”

据洛佩斯说，已分别在开罗和日内瓦对本巴尔卡采取过两次行动，但均未成功。

洛佩斯在谈话中一一列举了那个特务队成员的名字。他提到了后来参与绑架本巴尔卡的大多数人的名字，如；领导“特务队”行动的摩洛哥保安局负责人德利米、拉巴特政府特派员什图基、法国记者菲利普贝尼埃和另一名他称之为“化学家”的法国人乔治菲贡等等。

洛佩斯还告诉我们“特务队”为接近本巴尔巾而策划的计谋：由贝尼埃把菲贡介绍给本巴尔卡，说他是电影工作者，希望这位亚非拉革命运动领袖协助他拍摄一部反映世界革命运动的影片。

洛佩斯认为，这一计划很可能使本巴尔卡上钩。从洛佩斯透露的秘密中，我们还掌握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后来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此人名叫勒马尔尚勒马尔尚协助贝尼埃和菲贡办妥了旅行手续，让他们前往日内瓦会见本巴尔卡。

我本人并不认识勒马尔尚，我的副手米歇尔普兰也不了解他的情况。洛佩斯也未作介绍，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勒马尔尚是个戴派律师，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时，他曾领导过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密探网。

我于5月19日发出了有关摩洛哥企图对本巴尔卡下手的第一份简报，但没有得到下文。我以为局领导对此事毫无兴趣。尽管如此，9月22日，我又迅速地编写了一份新的情况简报，内容包括洛佩斯提供的名单和其它情况，甚至还注明了贝尼埃和菲贡在巴黎的地址。

我的报告决不象人们在最近-1980年——谈到另一起众所周知的事件时说的那样，是一份不值得重视的“异想天开的报告”。恰恰相反，我的报告叙述了正在蓄谋中的悲剧的来龙去脉，点明了应对这一事件负责的某些人的身份。即使洛佩斯向我们隐瞒了主要内容，即使他在情报中弄虚作假，即使他为了掩护自己而留了一手（后来我们发现果真如此），报告提供的材料也还是充分的，据此完全可以做出反应。

1965年9月22日的那份情况简报写成后半小时就送到了研究室主任博蒙上校的办公桌上。一段时间以来，博蒙实际上已经取代了胆小怕事的保罗雅基埃，成了总部真正的铁腕人物。他要求所有报告必须首先送他过目，由他看过后再转给有关部门或者决定是否需要深入研究。

因此，博蒙在9月22日就拿到了我那份不寻常的情况简报，简报提到了一个由摩洛哥人和法国人组成的“特务队”正在进行可疑的活动，试图接近本巴尔卡。

除了第七处以外，博蒙还可以通过其它途径摸清简报里提到的贝尼埃、菲贡、勒马尔尚等人的真实面目，他可以要档案室提供补充材料，并进行调查和布置盯梢。

博蒙是一只十分狡猾的老孤狸，他不会忽视我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一事件引起了他的关注。按照惯例，他把情况简报送交有关的地区处进行分析。同时，他主动把我这份简报抄送给了局反间谍部主任德尔塞尼上校。

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德尔塞尼同警察局、司法警察局、情报局、国家保安总局、军事安全局、宪兵队等机关都有联系。他可以查阅这些机关的所有档案，从而更详细地了解简报上出现的勒马尔尚、贝尼埃、菲贡等人的真实面目和背景。他可以马上整理出这几个人的详细生平介绍并迅速报送研究室负责人。这些都是我无法办到的。

如果德尔塞尼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人们就可以发现：摩洛哥政治警察头子德利米是一个死心塌地追随乌弗基尔的家伙；贝尼埃注意着第三世界的革命左派；勒马尔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曾操纵过密探和流氓，人们就可以察觉，勒马尔尚的宠儿菲贡并不象洛佩斯介绍的那样是一个“化学家”，而是一个因枪击警察而被判过二十年徒刑的惯犯。出狱后，他同若阿蒂亚一伙勾勾搭搭。人们还经常看到他同布什塞什、勒尼、迪巴伊、帕利斯等人在一起鬼混。这帮无赖后来都参加了绑架本巴尔卡的行动。菲贡还与他们合伙多次诈骗过一些想把资产转移回国的旅居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侨民。

正当摩洛哥人处心积虑地设法接近本巴尔卡时，菲贡这么一位人物的出现为迅速发现布什塞什及其一伙人的行踪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法国流氓居然同摩洛哥警察串通一气，这样的怪事难道还不值得重视吗？

然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有权进行侦查的人又做了些什么呢？9月22日，即本巴尔卡被绑架前一个多月，局里有三个人直接有权利用我上呈的情报简报，他们是：研究室主任博蒙、反间谍部主任德尔塞尼和负责阿拉伯事务的第三科科长里夏尔上校。

可是，他们干了些什么呢？这一回，他们和5月19日那次一样，又是什么都没做，既没有采取措施，又没有下达命令或指示，也没有给我任何回音。

人们没有再同我谈起9月22日的情况简报，我便断定，有关部门显然对此事不感兴趣。

如果对5月19日和9月22日由我呈送的关于乌弗基尔将军指令一个特务队采用“非常手段”接近本巴尔卡的两份简报加以充分利用的话，那么一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可是，乔治蓬皮杜总理却在国民议会吹嘘，在本巴尔卡被绑架后，他曾指示对这些报告进行“详尽的调查”。他说：“从洛佩斯得到第一份情报的1965年5月起到可怜的本巴尔卡被害事件发生为止的这段时间内的全部文件，有关部门已逐个地作了分析研究。在此，我可以声明，所有这些文件都没有以任何形式提到过有关本巴尔卡先生面临某种威胁的任何迹象……”

让德布罗伊①也曾被一帮歹徒、昔日的密探和居心不善的警棍猎捕过，前后长达六个月。人们也得到过一些极其重要的情报，本来可以使血腥的结局避免。但是，情报似乎并没有得到重视和利用，也未被转里给最高领导人。内政部长博内信誓旦旦地断言，他的前任②事前对正在密谋的卑鄙勾当一无所知。从本巴尔卡到让德布罗伊，从圣日耳曼林荫大遭到达达尼尔街，历史竟重演了。这是一段不能自圆其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