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原创】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系列终结篇） -- 思炎

哈哈，你说你不看那种马路货的报纸，请问你贴中文字的来源？

还

笑话！我这里也给你照片看看！

首先，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另，您还没有给大家：美国没有动用细菌战的论证呢！请返回完成

关于志愿军战俘的接收工作，中国方面从战争初期就已经开始与美国方面进行接触了。援引美援朝时期担任志愿军第六十五军一九三师政委的贺明的回忆：1951年12月，朝鲜战场停战谈判进入第四议程——关于遣返战俘问题。中方谈判代表团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即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中“战争结束后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和遣返”规定的办。

但美方代表却未公开反对中国和朝鲜的立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载：如果把包括投降在内的战俘送回“铁幕”，将来发生大战，无人逃亡。他还认为，战俘一旦不再回到共产党阵营“是对共产党有威慑作用”的。美方不愿意遣返战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把这些人补充到朝鲜李承晚和台湾蒋介石的军队里去，以加强他们的兵力。

由于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立场不同，谈判漫长而艰难。在双方提供战俘资料时，美国方面在战俘数字做了四次变动，最多时11.6万人，最少时7万人（含朝鲜人民军）。从1951年12月1日谈判进入第四议程——关于战俘遣返问题，到1952年11月，在将近1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战俘问题因此成了停战谈判的难点。

第四议程后，双方又经过一年半多的谈谈打打，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这一天签定了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各方面应将其收容下的一切坚决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各方应将未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从其军事控制与收容下释放出来，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此项规定，中美双方将采取自愿原则让志愿军战俘自行决定去向问题——战俘们可以自由选择回大陆或去台湾，而这项工作由中立国——印度来主持，以确保任何一方不得采取胁迫手段，所有战俘的选择确实是出于自愿的。

　　1953年9月9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正式成立。印度的蒂迈雅中将为主席，捷克斯洛伐克的衔西莫维茨上校、波兰的衔加耶夫斯基、瑞典的斯坦斯特鲁、瑞士的邓尼克为委员。

　　按照规定，在印度代表主持的解释营帐中，战俘们将按照顺序进入解释营，分别聆听中共代表与美军代表的解释，最后战俘们做出决定，回大陆的由中共代表的这边出口出去，去台湾的则由美军代表这头出去。

但关于“解释”的过程显然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此前后，美国方面都采取了一些小动作。据《文史博览》（2005年第9期）记载，到了1953年9月6日，双方直接遣返战俘“交换完毕”，但是，美军手上尚有14235名志愿军战俘未被遣返，美方称这些战俘自己拒绝返回共产主义阵营。当时，板门店附近的军事分界线南北两边都设立了“不直接遣返”战俘营，在分界线以北的“北营”尚有359名联合国军战俘；分界线以南的“南营”有22604名中朝军队战俘，其中中国战俘14704人，多出了四百余人。

　　9月21日，朝鲜和中国方面提交美方一份98742人的朝中被俘人员名单，要求对方交待这些人员的下落，但美方一拖再拖，经再三催促，直至1954年5月13日美方才交待，其中27000人在停战前“逃亡”，22000余人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37900余人已作为平民处理。朝中方面表示不能接受，并要求美方对此作出诚实的交代。此后，一直没有下文。

　　根据规定，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解释工作应在9月25日开始，但由于美方拖延修建解释营场，致使解释工作推迟到10月15日才开始。朝中方面坚决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隔离战俘解散特务组织，将经过解释的战俘与未经过解释的战俘隔离看管。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解散特务组织有困难，“战俘代表”拒绝隔离等理由，拒绝了朝中方面的要求。

　　据《战俘营纪实》记载，朝中方面的解释代表利用广播，播送《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告被俘人员书》、《朝中解释代表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讲话》，打消被俘人员的顾虑，使他们知道有行使遣返的权利。但这项解释工作所收到的效果并不明显，其中当然有美国方面的阻挠甚至恐吓，但也不乏有些志愿军战俘鉴于当时的形式希望投靠台湾方面。

而美国方面直到12月2日才开始进行解释工作。战俘们平静地听取美方的解释，没有任何暴力的表现。但美方不肯给予战俘更多的解释，拒绝回答战俘提出的有关他们回家过和平生活的问题，并对战俘进行侮辱和威胁。

　　12月11日，战俘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美方改变态度前拒绝走出营场。美方不能为战俘的和平生活提供保证，因而，经过解释后，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部队看管期间，仅有10名战俘改变决定要求遣返，2名南朝鲜战俘希望到中立国，绝大部分战俘拒绝遣返。于是，美方解释工作遂于12月12日起停止。

　　不久，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顾朝中方面的反对，于1月22日午夜撤出印度部队，放弃对北营战俘的看管，致使北营战俘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次日，中立国遣返委终止了对战俘的看管，并很快解散。

　　1954年1月20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将南营重新移交给联合国军看管，由联合国军负责把这一万多名志愿军战俘运送往台湾。当年任职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赖名汤负责该次行动。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终止看管工作后的1954年1月23日，1.4万多名志愿军战俘全部换上国民党军装，于凌晨3时许分乘225辆美军大卡车，离开中立区印度村。上午8时起由韩国仁川港搭上16艘美国军舰，浩浩荡荡地驶向基隆。惟一显示与台湾相关的是台湾出动海军5艘中字号登陆舰。

　　为了迎接这一刻，国民党动员了许多欢迎群众，开启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并将1月23日这天定为“自由日”。能成功策动1.4万多志愿军战俘来到台湾，对当时的台湾蒋介石政权的确是一件大“喜事”。志愿军战俘交由蒋经国领导下的一个辅导组织负责，逐个审查后，补入“国军”基层监视使用。

　　至于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志愿军战俘选择去台湾的问题，后人有诸多解释。但对于那七千多名返回大陆的志愿军当时的状况，大陆方面的各项记载都对美国多有指责，称这些志愿军被俘人员，不仅个个精神上经历过无数的磨难，而且大多数人的肉体也遭到了极大的摧残。“6000名被遣返的志愿军被俘人员中，有1609人是严重的病、伤、残者。在1172名外科病历中，有840人或说71%的人被截肢而致残。在261个被截肢者中，共截下来360截肢体（上、下肢），那就是说，有半数人被截下两截肢体。最为残酷令人不忍睹的是，这1172人中，竟有十多人是只剩下躯体没有四肢的全残人，其中多人原来不过只有一点冻伤而已。”

来源：万名志愿军战俘选择去台湾之谜

志愿军战俘去台是否自愿？全身被刺反共标语

一名流落台湾被刻了一身反共标语志愿军战俘的凄凉回忆

还有，被逼去台湾的赵英魁的口述

刺字

在我们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总数一万多人的志愿军战俘当中，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这批假战俘里头有一个叫黄效先的人，他是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兵败自杀的国民党军将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混迹朝鲜战俘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为身份掩护，表面上是宣传联合国政策，实际上在跟我们洗脑上大课，宣称共产党暴力统治如何如何，国民党在台湾积极建设如何如何，目的是要诱使我们去台湾。

中国战俘里边，有不少是原国民党军四川邓锡侯、刘文辉的部队，里头有不少出身国民党军校的成员，也有不少原国民党党员，在联军默许和台湾方面积极运作之下，这批人摇身一变为中国战俘营的管理干部，分别被任命为联队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等职衔。

上完大课，组织好干部，接下来第三件事就是发起刺字，就是在我们战俘身体上刺青纹身，刺上各种反共标语和政治口号。战俘起初都不愿意刺字，有好几个态度坚决的战俘，先挨了小队长一顿耳光，到了晚点名吹熄号以后，那几个态度强硬不肯刺字的人，被个别叫到营区暗处，他们被干部围住恐吓：“你们究竟是要吃软还是吃硬？要吃软，就乖乖刺字。我们是受上级命令，你们不刺字我们就要受处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小队长，也是原国民党军军官。他除了劝我们刺字，还派一个和我们年龄相当的班长，威胁我们：“关公不吃眼前亏，你们如果不刺字，害小队长交不了差，那么就不要怪他不客气，在这里，我们要打谁就打谁，要干掉谁就干掉谁，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可以把尸首扔进毛厕粪坑。”在威逼恐吓之下，战俘们迫于无奈，绝大多数人被迫接受刺字命运。

刺完字不久，好戏高潮上演。某夜，集合晚点名的时候，干部上台宣布：“明天联军就要开始审查啦！你们愿意回大陆的人举手！”好多战俘思乡心切，纷纷举手。晚上趁大家上床睡觉以后，举手表示要回大陆的人，全被干部带到营房黑暗空地，施以痛殴，有的战俘当场被打断腿。挨了打如果还是拒不合作，就当场被活活打死。我们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倾听从海滩方向传来的阵阵哀号声，那凄厉的哀鸣，今天回想起来，还令人不寒而栗。

干部们的威胁绝非虚张声势，接下去的几天当中，有好几个战俘不明不白失去踪影。我们深信这些失踪的战俘，是被国民党干部杀掉了。

最后阶段，他们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避讳地将不从命的战俘活活打死。一九五二年春天，我就亲眼看过他们拿着固定帐蓬的钉钻子，活活打死两名战俘，处死的理由就为了处罚他们不肯刺字。当局残杀了战俘之后，还迫令战俘派出代表，到现场观看战俘的尸首。他们对观看的战俘说：“你们看，这就是不刺字的下场。”

我认识一个战俘，原来是解放军排长，就在一天晚上被他们打断腿，动弹不得。我悄悄告诉他：“你怎么那么傻，你要回去何必现在讲出来呢？”他无奈地说：“我哪里知道他们诱骗我们上当？”最后这位排长仍然如愿返回大陆，只是他的瘸腿已经永远无法康复。

战俘的手臂上、胸膛上、背脊上被刺上类似“反共抗俄”之类的字眼。还有些战俘营干部基于报复心态，竟然在战俘下腹部刺上不堪入目的污秽字眼，辱骂共产党的领导人。刺完字以后，干部们对战俘说：“刺了这些字，你们回去吧！你们敢回去吗？”

刺字纹身之后，我们被转送到距离南朝鲜海岸更遥远的巨济岛，战俘插翅难飞。巨济岛战俘营有二十余万北朝鲜战俘，我们中国战俘一万多人。进入巨济岛战俘营，中国战俘的灾难并未就此结束。

我们的手臂上，胸膛和背部，都已刺满反共标语。某日，一位干部跳上讲台，手上拿着一本杂志，猫哭耗子假慈悲地宣布：“各位，这里有一份香港出版的《新闻天地》，刊登了一篇报道，我念出来给你们听听……”他煞有其事地声称，凡是身上刺了字的战俘，回到大陆以后，就会遭到公审批斗，战俘会被罚站在台上，被迫用刀子把刺了字的肉，鲜血淋淋地挖掉。念完杂志的报道，这个干部问我们：“你们回去就会被批斗，会被当众强迫把刺青的肉挖掉，你们还敢回去吗？”

这么一讲，战俘们真的被吓得面面相觑，这一招确实管用，战俘们在心理上软化了想回大陆老家的坚定决心。威吓之后，进而利诱战俘。台湾派遣“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会长方治，“军人之友社”社长江海东，连袂到朝鲜，对战俘提条件，故示优待。江海东说，只要战俘肯去台湾，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假如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像是印度)，悉听战俘尊便。

在国民党官员甘言诱惑之下，战俘们不知不觉入其彀中。战俘们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误以为国民党当局会让战俘来去自由，可以先到台湾，再转往想去的中立国家。

牢狱

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军与国民党连手把我们运往台湾。

船抵达台湾基隆，战俘们直接被解送台北市南郊的林口，一个叫苦苓岭的地方。苦苓岭有一个军方单位，它隶属国民党军“总政治部”辖下的“心战总队”。被威逼利诱送抵台湾的战俘，总人数号称一万四千人，被编成两个联队，后来，我们又被安上一顶高帽子：“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

到台湾之初，连续发生好几宗战俘上吊自杀悲剧。战俘原本深信国民党当局会尊重他们的意愿，送他们到别的中立国家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到台湾后，立刻失去自由，被集体送往“心战总队”，形同关押。还施以密集课程，强迫这些“反共义士”上课，灌输党国思想教育。台湾当局又发动所谓“请缨从军运动”，强迫战俘签名附和。有一位我熟识的战俘，因为不愿意当兵，干部不断纠缠，逼得他最后走上自杀绝路。

我被强制分配到嘉义民雄国民党军“教导营”后不久，1955年3月8日，突然几名武装军人将我逮捕，罪名是涉嫌“叛乱”！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弄得惊慌失措。

这桩“叛乱案”和一位名叫李国安的战俘有关。李国安在韩国战俘营里，曾经参加话剧队演话剧，台湾还发了一纸奖状，表彰他为台湾宣传的功绩。李国安就向战俘营干部反映他的意愿，希望去台湾后能进军中康乐队。到了林口“心战总队”，上面却不理会李国安想去康乐队的申请，直接分发李国安到部队当兵。几次向上头反映，却得到“没有办法，这是上级命令”的答复。李国安心里十分气愤，频频抱怨上了国民党的当。

分发部队服役后，空闲时间，总和李国安等四、五位战俘朋友凑在一块谈天说地。李国安不管旁边有没有人，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

某日，李国安牢骚满腹，高声大骂：“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好，我们从前被共产党俘虏，人家还不曾欺骗过我们呢！国民党是骗子！还在我们身上刺了那么多字，将来有机会回大陆，身上刺了这许多反共标语，我们是两头不讨好。”当时有人提议，大家在台湾举目无亲，何不结拜兄弟，以后兄弟有难或者遇有病痛时，也方便彼此有照应。

可能是李国安讲话口无遮拦，遭军中特务“政治战士”向政治部检举，李国安首先被政治部逮捕。受不住刑求逼供，李国安供出我们结拜兄弟的事。不久，我们五人全部被抓捕。政治部完全不理会我作的任何辩护，硬栽给我一项莫须有的重罪：“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第一审，我们五个人有两个被处死刑，三个人被判无期徒刑，我被判无期徒刑。

审讯过程中，我们都有受刑被拷打的经历。我双手被捆绑在吊架上，我不肯招供，特务启动铰盘，把我高高吊起，他大声吼叫：“你到底承不承认？”我摇头表示不承认，他就再把我往上吊上。这时，我的手腕痛彻心腑，两手几乎脱臼，实在痛得受不了，只好被迫低头认罪。

我们五个人里头有一个是山西洪桐县人，恰巧第二审的军法官也是山西洪桐县人，他详细审阅了全案的档案数据，军法官很同情我们的境遇。他轻声说：“你们五个人文化水平都不高，有人甚至不识字，怎么可能‘组织叛乱团体’呢？”他当场训诫：“以后你们这些孩子讲话要当心了，不要再乱讲话。”

我的无期刑期，经军法官改判成有期徒刑五年。但是，我被关押了五年期满后，因为没有人敢保释我，所以又被送到“游民收容所”，和一群流浪汉、和疯子关在一起好多年。算算我前后被监禁长达十年，其间，还被关到火烧岛(绿岛)一年。最后，幸蒙一位在韩国战俘营当过我们队长的退伍军官出面作保，我才终于获得自由。刚到台湾时我才二十三岁，出狱时，已经快要三十好几了，大好青春岁月，一大半在牢里蹉跎。

记得在我出发上朝鲜战场前夕，曾经往家里寄了一封信，说我要去朝鲜打仗了，希望家里捎一张全家福照片给我。之后音信渺茫。家里没我的消息，以为我打仗打死了。我家大门口挂上一只“烈属”木牌，大陆政府按月送钱给我母亲。“烈属”木牌，保护我家两老未受文革之苦。直到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我才一偿回乡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