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近代人物】蒋介石为何刀下留张_一句不愿剿匪让蒋心惊肉跳 -- 阿康

蒋介石为何刀下留张

青石 摘自【明报月刊】 2000/12

从冠英兄的【世纪行过----张学良传】(凤凰卫视播映) 中看到已逾百岁的张学良还能大谈西安事变，不免突发奇想：为什么蒋介石没有杀掉张学良？读鹤都兄【< 张学良传>与西安事变----兼谈为什么杨虎城被杀害而张学良能幸存】的文章，感觉似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注意到蒋五十年代初愤愤然讲张学良“他早该死了，多少人要杀他，他知道不？”应该不难了解蒋内心对张学良痛恨到何种程度，不杀不足以泄其愤。由此益发怀疑蒋还有心软的一面。因为熟读历史者都能够发觉，他虽贵为国家统帅，一世枭雄，却照样会为一个“情”字所累。比如，蒋一向对亲情抹不开情面，象对夫人宋美龄以及对姻亲之宋家，孔家；有时也对忠实于自己的师生之情抹不开情面，象对那些始终效忠于他的黄埔学生等。由此亦可联系到友情上来，比如对张学良。因为张确实在国家统一及平定内乱等问题上帮了蒋不少忙，以致虽早已知道张学良有“通共”嫌疑，也往往视而不见，直至弄出了西安事变，也还是不免把杨虎城视为老奸巨猾之首恶，相信张更多地属於头脑简单，轻信鲁莽之协犯，多少仍有些惺惺相惜之感。

蒋介石把张通共情报束之高阁

众所周知，还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张学良就已经在陕北六十七军军部所在地洛川秘密会见过中共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李克农。从那时起，张学良就与陕北的中共中央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因而也就有了四月九日夜与五月十二日夜间张学良与周恩来两次延安秘密会谈，有了这以后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结盟。

堂堂西北剿匪代总司令，频繁往来於西安洛川之间，甚至两次深入处於红军威胁之下的延安城，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会谈，竟然能够避过蒋介石的耳目，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查阅台北大溪档案(即蒋中正档案)，我们发现，原来早在张学良与李克农第二次洛川会谈之后蒋就已经得到消息了。据档案中所存当年戴笠上报蒋介石的一份报告记载，还在三月五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秘密会谈的当天，驻洛川的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复兴社分子刘宗汉就将李克农来洛情况及达成的协议内容密报了戴笠。报告除对张学良两次见李的情况似不大了解之外，其他内容知道得十分详尽，对照相关的中共档案，可知其报告所说十分准确。内称：“现在陕北之匪已大部分窜山西中阳，石楼，湿县等县，张学良氏有与匪合作消息。一) 六十七军前三日曾接匪电令购大批书报。二) 匪中央曾派来伪外交部部长李克农来洛川与王以哲协立口头协定，宗汉窥视伪外交部部长李克农发与匪中央之电，内云：‘略有协定，彼此不相攻打，采买给养可随意，但我军(匪自称)可着便服，以掩外人耳目。大体须俟张来后，始决定’等语。三) 该伪部长李克农于本(五)日回伪中央部，携去大批文电与地图。四) 此次匪于张部之接近谈判，系107师619团被俘团长高福源所为。五) 李匪皖人，目力不佳，谈锋极健，对外界活动力颇强，常有函致沪平两地学校，其来洛川已三次矣。六) 现六十七军一般人对剿匪颇黯淡，处处表示一种反领袖与中央之意态。”

戴笠得此报告后，“除急电饬西北工作人员严密侦察，随时报告外”马上向蒋作了报告。戴的报告同时还“附呈六十七军张贴之赤匪宣传品一纸”，内容是铅印新闻纸单面“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洛川军部附近公开张贴“八一宣言”，亦可见当时红军对东北军工作之深入。然而，对如此重要的情报，蒋介石竟不予重视，报告原件未作任何批复即被存档了事。

张学良假装对蒋千依百顺

有关张学良秘密与中共会面之事，这时已不只是被东北军内部复兴社分子侦知，阎锡山也早就得到消息。三月二十九日，即红军东征山西一个多月之后，据徐永昌当天日记记载：“晚八时，张汉卿来电云拟助晋剿匪，如以来晋为妥者，可否上风陵渡渡河云云。阎先生大怒，以为必无好意，且悔恨运城之部不该北调。(赵)星如谓共匪渡河决为张主使。阎先生亦言曾闻之郭增恺(杨虎城亲信)，张汉卿去冬某日在陕北与毛彭约晤等等，举室惶扰。”

所谓张与毛彭约晤，自然不是事实，但阎锡山在这里所谓“去冬”指的是阴历，1936年阴历年为1月24日，估计这里阎锡山所提到的其实应当是张学良与李克农1月20日第一次在陕北洛川的会谈，只是中间人大概也是听闻，不清楚中共方面来的是什么人罢了。但杨虎城的人既然都已经探得消息，并广为传播，可知张学良暗通中共的情况在当时就不是什么秘密。

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而暗中和红军妥协，对此无论蒋介石还是阎锡山都是见惯不惊。蒋对张学良，就更是睁一眼，闭一眼。这是因为自从张学良易帜以来，蒋介石借助于张及东北军者颇多，张对蒋也一向敬服，且总以晚辈自居，双方私交不错。故蒋即使发现张学良有“通共”嫌疑也不愿相信，一切仍以军令行之，最多不过晓以道理。如红军东征受挫，正迅速撤回陕北，开始回渡黄河之际，眼见张学良按兵不动，蒋虽有批评，也重在苦口婆心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张学良则一面与中共秘密联络，暗商联合苏联，共举西北抗日义旗，一面继续对蒋表现出衷心不二的样，一切唯命是从。像对蒋的命令，张也是一一贯彻落实。包括在五月十二日与周恩来第二次延安会谈时，他都要特别将蒋之命令提出，要求红军尽量予以配合，使他能够演好自己的角色。故双方这次会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商量让东北军依据蒋令按时进占延川等地的具体安排。

对张学良的苦衷，中共自然体谅，因此往往也努力配合。如对张此一要求，周恩来很痛快地表示赞同。随后，只是由於蒋自己意识到红军已经回渡，要求东北军进占黄河西岸，正好妨碍河东部队跟进追剿，故改变命令，要张学良“以现陕甘宁兵力制成整个计划”，以不让红军向甘北，宁夏转进，便利晋西追剿部队渡河进剿。自然，张学良也照样做出计划，一面陆续将东北军主力西调去甘北防守，一面要求中共继续配合其演戏。中共方面能配合处，也总是尽量提供方便。双方如此合作，情感当然更能有所增进。此后，双方部队虽仍有冲突，张通常也并不十分在意，反而告诉中共方面，如此更容易让蒋相信。这也是蒋了解到东北军方面有人暗中与中共通款，却不大怀疑张的一个原因所在。

蒋的基本策略是‘清君侧’

中共在西北日渐活跃，并深入东北军，十七路军，蒋心知肚明。问题是蒋这时要面对的内部威胁甚多，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渠，都存在异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知道西北情况复杂，蒋也不能轻举妄动。当然，蒋也不会对这种事情听之任之，只是其主要策略是‘清君侧’，除了在实力派人物身旁设法安排亲信外，他尤其着力于发现并打击那些在实力派人物身边暗中策动者。

还在张学良与中共密商如何进占延川等地的几乎同时，蒋介石其实就得到了关于西北不稳的密报。只是当时这个密报主要是冲着杨虎城去的。据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密报称：“西北情形极为复杂，共匪，汉奸，野心军人彼此勾结利用，乘机图逞，此时若不清理，一旦有事将必坏大局。职于今昨两日，督饬特务人员，破获西安之共匪伪省府，捕获要犯二十七人，并抄出反动刊物甚多，均系力诋中央，反对剿匪。获犯中以教育界人最多，陕省教育极为不良，而绥靖公署所属部队之内，潜伏共党及汉奸众多，恐为将来之害。而其中为杨主谋者，为全国经济委员会所派之西北专员郭增恺，蒙蔽虎城阴结汉奸共匪，以为大局变动时个人势力发展。最近抄获【活路】之反动刊物，力诋中央，煽惑东北军联共抗日，即在绥署参谋处印刷。拟恳请钧座饬委员会将郭增恺调开，如罢免，必须限制其不来西北。”

已知【活路】编印，主谋乃东北籍激进分子，并非杨虎城部所为，更与郭增恺无甚关连。但【活路】对东北军煽惑甚力，此种行为非加遏制不行。虽明知郭增恺为杨虎城的座上客，蒋还是当即批复：“郭增恺应即在陕直接逮捕解京可也。”郭很快就被捕并送往南京去了。事实上，郭被解京之后，经戴笠反覆讯问，结果丝毫通共的证据也查不出来。

有关张学良“通共”的问题，在蒋处置两广事变过程中，就又有新的情报出现。当时，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的报告送来，所述东北军内部情形更让蒋担心不已。报告说：“据西北政训分处科长周保黎面报称，长安军官训练团自王以哲军长主办以来，以联络容共相号召，对称呼总理及委员长均不立正而规定称呼副司令则应立正。又行营少将参谋长张翼即前江西匪区逃出投诚之师长，现亦在该团工作。其言论颇多荒谬。 ” 如果说，过去有关张学良或东北军有“通共”行为的情报，真假不清，且鉴于东北军战力较弱，可以想象其主要是出於避战之目的，如今在东北军军官训练团中公然有“以联俄容共相号召”者，自然远较一般“通共”更为可怕。蒋对此自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於是便有了8月28日所谓艳晚事件的发生。省党部便衣队当时奉命秘密逮捕了在东北军中颇有影响的宋黎等人，其目的十分明显。让蒋意料不到的是，张学良竟然怀疑南京对东北军意图不轨，当即抄了省党部，把人抢了回来，并向南京问罪。鉴于张毫无畏怯之心，蒋反而相信东北军中的问题与张无关，於是马上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以平息张之不满。

张一句不愿剿匪让蒋心惊肉跳

蒋不想得罪张，自然有各种考虑，但关键还是对张有一种基本的信任感。也正是因为从内心里信任张，一旦得知张有个风吹草动，蒋反而显得有点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了。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9月19日，贺衷寒报告称：“最近渐传张氏渐有希图以旧东北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义”二十日，陈诚又报称：张学良嘱冯庸转意见称：“东北军自南来豫鄂，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补充。余(汉卿)每次晋谒委座时即蒙慨允接济补充，迨回防后除电令申斥外，毫无补充之事实，故将校兵士均感苦战无功，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近曾亲赴前沿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深觉痛心，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 ” 冯庸并且说明，张已将力主抗日且有成绩者邀集来陕，准备实行抗日，预定先出绥远。

这一连串情报不能不令蒋介石备感惶惑。以蒋对张学良之了解，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张会鲁莽行事至如此程度。刚一接到陈诚电，他就覆电表示怀疑，称：“皓亥电悉。冯庸之言多不可靠，此事亦不便函电明问汉卿，弟第即飞西安问汉卿对冯庸有否托其转告之事。如果有此事，则汉(卿)能与弟面谈也。”

但是，有了上述这么多的各方面情报之后，蒋又不可能不对西北局势感到严重担心。给陈诚的电报覆电电报刚刚发出，蒋左思右想放心不下，决定还是直接询问张学良为好。於是他又急忙给他派去西北剿总任参谋长的晏道刚去电，要他转询张学良：“兄托冯庸转告辞修之言，其词意离奇云，未知究说何言，为何托冯庸转达，请详告为盼。”

晏道刚与张共事已久，张却从未向其表露任何蛛丝马迹，要他当面去问张，张能否直吐胸臆，似无把握。故给晏道刚的电报刚发出后，蒋马上想到了西安省主席邵力子，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消息。他为此立即电告邵称：“辞修电称汉卿兄托冯庸转告有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与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灭。况余自赞助统一以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今之出此，非不得已等语。其辞意甚离奇，请从旁考察或婉问其详。”

半天之内，一连发出三封电报询问此事，足以见蒋得此消息后躁动不安之程度。这一晚上自然是辗转反侧。想了一夜，蒋介石还是觉得晏道刚，邵力子未必能够了解清楚，因此第二天早上又给陈诚去一电，要陈诚务必动身去西安当面询问张学良。电称：“冯庸之言请详询其汉卿兄何日何地与其谈及此言，希即详告，弟应急飞西安并准备常驻为要。”

当天上午，蒋苦苦思索，总觉得张学良还不至於此。因此，电报发出不久，他又一次致电陈诚，要陈不要过於轻信传言，对张过多怀疑。电称：“再四研究冯庸之言不可靠，以其人平时本甚夸妄，而又非汉卿信任之人，何以托其转达如此要言，望注意。但弟必须速赴西安视察为要。”

9月22日，蒋介石终於得到了张学良的来电。张电对所谓托冯庸托言一事作了“澄清”。强调实因“良不善辞令”，又“经转语他人”，以致“不无轻重失真之处”。他的本意是说：“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惟冀钧座在于国防会议内确定整个计划，实行抗日，良决负弩前驱，惟命是从。”至於他“为领导部下铲除共逆计，尤不能不以明示抗日为镇压分歧统一意志之策略”的“区区苦衷”，还望钧座“垂察”。

蒋介石至此总算是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覆电张称：“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者以后请勿与之言。中一闻而知冯之言为夸妄，而不知冯之素性者以其言之凿凿，不能无疑也。好在中直问而兄亦明答，彼此始终肝胆相照，事事开诚直道则谗间之言误会之事，皆无从生矣。并对所部严戒其慎行。谨言勿中奸计为盼。”

蒋介石为何刀下留张

由上面披露的种种档案资料不难看出，蒋在西安事变之前，固然有对张倚赖的一面，但也有对张的忠诚较为自信的一面。虽有多种情报显示张及东北军可能有“通共“行为，蒋始终不与采信。结果，当冯庸之言一出，蒋竟如此吃惊，以致坐卧不安，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左思右想，反覆去电探询情况。好在张学良及时改口，蒋的猜度得到证实，於是一切才又恢复原状。

殊不知，冯庸所言并非杜撰。张之改口，实与八月底和九月上中旬这段时间里中共政策由原先主张“抗日反蒋”，转向主张通过“逼蒋”实现“联蒋抗日”有关。原定红军联合东北军于九，十月间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出兵绥远，以发动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也因此而中止。张在通过冯庸向陈诚放风表示打算出兵绥远时，他尚不了解中共中央的新的决定。直到九月上旬联络人员从陕北带出中共中央新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经刘鼎转交给张学良，张才得知这一新的形势变化。於是，我们看到，就在陈诚从冯庸那里得到张学良激烈表示的几乎同时，刘鼎有一封电报给中共中央，称张学良“对那封信极表赞成，并愿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日，请为蒋使，冒险说和。” 这说明，张这时态度前后剧变，多少有此幕后之背景存在。

[ 而张学良从与李克农第一次会谈中力劝中共“联蒋抗日”，到与周恩来两次会谈，逐渐接受中共提倡的在西北另立局面，“反蒋抗日”之主张，到九月份得知中共政策转变，又回到“逼蒋抗日”的道路。中共如此反覆，对张形同玩弄，而张却不以为意，反而“极表赞成”，这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张之反蒋，实为不得已之下策。]

当然，蒋没有了解到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这一层内幕，他甚至根本就不相信张会真心向共。

一个月以后，蒋在与徐永昌的谈话中仍然清楚地表现出他对张的这种信任。他明确表示：“东北军通共已为不可掩事实，在张汉卿指挥下尚不至为国家害，否则不堪想。 ”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12月初张学良飞赴洛阳谏蒋并说明东北军军心不稳后，蒋介石居然毫不怀疑自己的强硬态度会把张逼上梁山，明知此时前往西安可能有些风险，却依然相信有张学良在问题不大，以至贸然飞往西安以图“镇摄”。到了西安以后，明明在张的地盘上，他依旧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甚至扬言镇压抗日学生，结果可想而知。

不过，话说回来，张也还算对得起蒋。事变发生后除了极力保护蒋之外，每每见到蒋即泪湿面颊，这清楚地透出其内心对蒋仍有一份感情在。注意一下蒋日记反覆记述：“张学良入见四次，暗泣者两次”；“是日张学良入见三次，每谒见辄泣”等，即可知蒋对张动情落泪亦颇为重视，认为这表明张“甚有悔悟之意”。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再注意到张与杨虎城在放蒋问题上的争执，事变发生之后再有宋美龄亲情之劝告，蒋之杀杨而留张，自不难想象矣。

• 这事用不着戴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