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近代人物】蒋介石为何刀下留张_一句不愿剿匪让蒋心惊肉跳 -- 阿康
家园 【近代人物】蒋介石为何刀下留张_一句不愿剿匪让蒋心惊肉跳 蒋介石为何刀下留张
青石 摘自【明报月刊】 2000/12
从冠英兄的【世纪行过----张学良传】(凤凰卫视播映) 中看到已逾百岁的张学良还能大谈西安事变，不免突发奇想：为什么蒋介石没有杀掉张学良？读鹤都兄【< 张学良传>与西安事变----兼谈为什么杨虎城被杀害而张学良能幸存】的文章，感觉似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注意到蒋五十年代初愤愤然讲张学良“他早该死了，多少人要杀他，他知道不？”应该不难了解蒋内心对张学良痛恨到何种程度，不杀不足以泄其愤。由此益发怀疑蒋还有心软的一面。因为熟读历史者都能够发觉，他虽贵为国家统帅，一世枭雄，却照样会为一个“情”字所累。比如，蒋一向对亲情抹不开情面，象对夫人宋美龄以及对姻亲之宋家，孔家；有时也对忠实于自己的师生之情抹不开情面，象对那些始终效忠于他的黄埔学生等。由此亦可联系到友情上来，比如对张学良。因为张确实在国家统一及平定内乱等问题上帮了蒋不少忙，以致虽早已知道张学良有“通共”嫌疑，也往往视而不见，直至弄出了西安事变，也还是不免把杨虎城视为老奸巨猾之首恶，相信张更多地属於头脑简单，轻信鲁莽之协犯，多少仍有些惺惺相惜之感。
蒋介石把张通共情报束之高阁
众所周知，还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张学良就已经在陕北六十七军军部所在地洛川秘密会见过中共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李克农。从那时起，张学良就与陕北的中共中央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因而也就有了四月九日夜与五月十二日夜间张学良与周恩来两次延安秘密会谈，有了这以后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结盟。
堂堂西北剿匪代总司令，频繁往来於西安洛川之间，甚至两次深入处於红军威胁之下的延安城，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会谈，竟然能够避过蒋介石的耳目，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查阅台北大溪档案(即蒋中正档案)，我们发现，原来早在张学良与李克农第二次洛川会谈之后蒋就已经得到消息了。据档案中所存当年戴笠上报蒋介石的一份报告记载，还在三月五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秘密会谈的当天，驻洛川的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复兴社分子刘宗汉就将李克农来洛情况及达成的协议内容密报了戴笠。报告除对张学良两次见李的情况似不大了解之外，其他内容知道得十分详尽，对照相关的中共档案，可知其报告所说十分准确。内称：“现在陕北之匪已大部分窜山西中阳，石楼，湿县等县，张学良氏有与匪合作消息。一) 六十七军前三日曾接匪电令购大批书报。二) 匪中央曾派来伪外交部部长李克农来洛川与王以哲协立口头协定，宗汉窥视伪外交部部长李克农发与匪中央之电，内云：‘略有协定，彼此不相攻打，采买给养可随意，但我军(匪自称)可着便服，以掩外人耳目。大体须俟张来后，始决定’等语。三) 该伪部长李克农于本(五)日回伪中央部，携去大批文电与地图。四) 此次匪于张部之接近谈判，系107师619团被俘团长高福源所为。五) 李匪皖人，目力不佳，谈锋极健，对外界活动力颇强，常有函致沪平两地学校，其来洛川已三次矣。六) 现六十七军一般人对剿匪颇黯淡，处处表示一种反领袖与中央之意态。”
戴笠得此报告后，“除急电饬西北工作人员严密侦察，随时报告外”马上向蒋作了报告。戴的报告同时还“附呈六十七军张贴之赤匪宣传品一纸”，内容是铅印新闻纸单面“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洛川军部附近公开张贴“八一宣言”，亦可见当时红军对东北军工作之深入。然而，对如此重要的情报，蒋介石竟不予重视，报告原件未作任何批复即被存档了事。
张学良假装对蒋千依百顺
有关张学良秘密与中共会面之事，这时已不只是被东北军内部复兴社分子侦知，阎锡山也早就得到消息。三月二十九日，即红军东征山西一个多月之后，据徐永昌当天日记记载：“晚八时，张汉卿来电云拟助晋剿匪，如以来晋为妥者，可否上风陵渡渡河云云。阎先生大怒，以为必无好意，且悔恨运城之部不该北调。(赵)星如谓共匪渡河决为张主使。阎先生亦言曾闻之郭增恺(杨虎城亲信)，张汉卿去冬某日在陕北与毛彭约晤等等，举室惶扰。”
所谓张与毛彭约晤，自然不是事实，但阎锡山在这里所谓“去冬”指的是阴历，1936年阴历年为1月24日，估计这里阎锡山所提到的其实应当是张学良与李克农1月20日第一次在陕北洛川的会谈，只是中间人大概也是听闻，不清楚中共方面来的是什么人罢了。但杨虎城的人既然都已经探得消息，并广为传播，可知张学良暗通中共的情况在当时就不是什么秘密。
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而暗中和红军妥协，对此无论蒋介石还是阎锡山都是见惯不惊。蒋对张学良，就更是睁一眼，闭一眼。这是因为自从张学良易帜以来，蒋介石借助于张及东北军者颇多，张对蒋也一向敬服，且总以晚辈自居，双方私交不错。故蒋即使发现张学良有“通共”嫌疑也不愿相信，一切仍以军令行之，最多不过晓以道理。如红军东征受挫，正迅速撤回陕北，开始回渡黄河之际，眼见张学良按兵不动，蒋虽有批评，也重在苦口婆心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张学良则一面与中共秘密联络，暗商联合苏联，共举西北抗日义旗，一面继续对蒋表现出衷心不二的样，一切唯命是从。像对蒋的命令，张也是一一贯彻落实。包括在五月十二日与周恩来第二次延安会谈时，他都要特别将蒋之命令提出，要求红军尽量予以配合，使他能够演好自己的角色。故双方这次会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商量让东北军依据蒋令按时进占延川等地的具体安排。
对张学良的苦衷，中共自然体谅，因此往往也努力配合。如对张此一要求，周恩来很痛快地表示赞同。随后，只是由於蒋自己意识到红军已经回渡，要求东北军进占黄河西岸，正好妨碍河东部队跟进追剿，故改变命令，要张学良“以现陕甘宁兵力制成整个计划”，以不让红军向甘北，宁夏转进，便利晋西追剿部队渡河进剿。自然，张学良也照样做出计划，一面陆续将东北军主力西调去甘北防守，一面要求中共继续配合其演戏。中共方面能配合处，也总是尽量提供方便。双方如此合作，情感当然更能有所增进。此后，双方部队虽仍有冲突，张通常也并不十分在意，反而告诉中共方面，如此更容易让蒋相信。这也是蒋了解到东北军方面有人暗中与中共通款，却不大怀疑张的一个原因所在。
蒋的基本策略是‘清君侧’
中共在西北日渐活跃，并深入东北军，十七路军，蒋心知肚明。问题是蒋这时要面对的内部威胁甚多，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渠，都存在异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知道西北情况复杂，蒋也不能轻举妄动。当然，蒋也不会对这种事情听之任之，只是其主要策略是‘清君侧’，除了在实力派人物身旁设法安排亲信外，他尤其着力于发现并打击那些在实力派人物身边暗中策动者。
还在张学良与中共密商如何进占延川等地的几乎同时，蒋介石其实就得到了关于西北不稳的密报。只是当时这个密报主要是冲着杨虎城去的。据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密报称：“西北情形极为复杂，共匪，汉奸，野心军人彼此勾结利用，乘机图逞，此时若不清理，一旦有事将必坏大局。职于今昨两日，督饬特务人员，破获西安之共匪伪省府，捕获要犯二十七人，并抄出反动刊物甚多，均系力诋中央，反对剿匪。获犯中以教育界人最多，陕省教育极为不良，而绥靖公署所属部队之内，潜伏共党及汉奸众多，恐为将来之害。而其中为杨主谋者，为全国经济委员会所派之西北专员郭增恺，蒙蔽虎城阴结汉奸共匪，以为大局变动时个人势力发展。最近抄获【活路】之反动刊物，力诋中央，煽惑东北军联共抗日，即在绥署参谋处印刷。拟恳请钧座饬委员会将郭增恺调开，如罢免，必须限制其不来西北。”
已知【活路】编印，主谋乃东北籍激进分子，并非杨虎城部所为，更与郭增恺无甚关连。但【活路】对东北军煽惑甚力，此种行为非加遏制不行。虽明知郭增恺为杨虎城的座上客，蒋还是当即批复：“郭增恺应即在陕直接逮捕解京可也。”郭很快就被捕并送往南京去了。事实上，郭被解京之后，经戴笠反覆讯问，结果丝毫通共的证据也查不出来。
有关张学良“通共”的问题，在蒋处置两广事变过程中，就又有新的情报出现。当时，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的报告送来，所述东北军内部情形更让蒋担心不已。报告说：“据西北政训分处科长周保黎面报称，长安军官训练团自王以哲军长主办以来，以联络容共相号召，对称呼总理及委员长均不立正而规定称呼副司令则应立正。又行营少将参谋长张翼即前江西匪区逃出投诚之师长，现亦在该团工作。其言论颇多荒谬。 ” 如果说，过去有关张学良或东北军有“通共”行为的情报，真假不清，且鉴于东北军战力较弱，可以想象其主要是出於避战之目的，如今在东北军军官训练团中公然有“以联俄容共相号召”者，自然远较一般“通共”更为可怕。蒋对此自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於是便有了8月28日所谓艳晚事件的发生。省党部便衣队当时奉命秘密逮捕了在东北军中颇有影响的宋黎等人，其目的十分明显。让蒋意料不到的是，张学良竟然怀疑南京对东北军意图不轨，当即抄了省党部，把人抢了回来，并向南京问罪。鉴于张毫无畏怯之心，蒋反而相信东北军中的问题与张无关，於是马上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以平息张之不满。
张一句不愿剿匪让蒋心惊肉跳
蒋不想得罪张，自然有各种考虑，但关键还是对张有一种基本的信任感。也正是因为从内心里信任张，一旦得知张有个风吹草动，蒋反而显得有点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了。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9月19日，贺衷寒报告称：“最近渐传张氏渐有希图以旧东北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义”二十日，陈诚又报称：张学良嘱冯庸转意见称：“东北军自南来豫鄂，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补充。余(汉卿)每次晋谒委座时即蒙慨允接济补充，迨回防后除电令申斥外，毫无补充之事实，故将校兵士均感苦战无功，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近曾亲赴前沿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深觉痛心，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 ” 冯庸并且说明，张已将力主抗日且有成绩者邀集来陕，准备实行抗日，预定先出绥远。
这一连串情报不能不令蒋介石备感惶惑。以蒋对张学良之了解，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张会鲁莽行事至如此程度。刚一接到陈诚电，他就覆电表示怀疑，称：“皓亥电悉。冯庸之言多不可靠，此事亦不便函电明问汉卿，弟第即飞西安问汉卿对冯庸有否托其转告之事。如果有此事，则汉(卿)能与弟面谈也。”
但是，有了上述这么多的各方面情报之后，蒋又不可能不对西北局势感到严重担心。给陈诚的电报覆电电报刚刚发出，蒋左思右想放心不下，决定还是直接询问张学良为好。於是他又急忙给他派去西北剿总任参谋长的晏道刚去电，要他转询张学良：“兄托冯庸转告辞修之言，其词意离奇云，未知究说何言，为何托冯庸转达，请详告为盼。”
晏道刚与张共事已久，张却从未向其表露任何蛛丝马迹，要他当面去问张，张能否直吐胸臆，似无把握。故给晏道刚的电报刚发出后，蒋马上想到了西安省主席邵力子，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消息。他为此立即电告邵称：“辞修电称汉卿兄托冯庸转告有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与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灭。况余自赞助统一以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今之出此，非不得已等语。其辞意甚离奇，请从旁考察或婉问其详。”
半天之内，一连发出三封电报询问此事，足以见蒋得此消息后躁动不安之程度。这一晚上自然是辗转反侧。想了一夜，蒋介石还是觉得晏道刚，邵力子未必能够了解清楚，因此第二天早上又给陈诚去一电，要陈诚务必动身去西安当面询问张学良。电称：“冯庸之言请详询其汉卿兄何日何地与其谈及此言，希即详告，弟应急飞西安并准备常驻为要。”
当天上午，蒋苦苦思索，总觉得张学良还不至於此。因此，电报发出不久，他又一次致电陈诚，要陈不要过於轻信传言，对张过多怀疑。电称：“再四研究冯庸之言不可靠，以其人平时本甚夸妄，而又非汉卿信任之人，何以托其转达如此要言，望注意。但弟必须速赴西安视察为要。”
9月22日，蒋介石终於得到了张学良的来电。张电对所谓托冯庸托言一事作了“澄清”。强调实因“良不善辞令”，又“经转语他人”，以致“不无轻重失真之处”。他的本意是说：“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惟冀钧座在于国防会议内确定整个计划，实行抗日，良决负弩前驱，惟命是从。”至於他“为领导部下铲除共逆计，尤不能不以明示抗日为镇压分歧统一意志之策略”的“区区苦衷”，还望钧座“垂察”。
蒋介石至此总算是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覆电张称：“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者以后请勿与之言。中一闻而知冯之言为夸妄，而不知冯之素性者以其言之凿凿，不能无疑也。好在中直问而兄亦明答，彼此始终肝胆相照，事事开诚直道则谗间之言误会之事，皆无从生矣。并对所部严戒其慎行。谨言勿中奸计为盼。”
蒋介石为何刀下留张
由上面披露的种种档案资料不难看出，蒋在西安事变之前，固然有对张倚赖的一面，但也有对张的忠诚较为自信的一面。虽有多种情报显示张及东北军可能有“通共“行为，蒋始终不与采信。结果，当冯庸之言一出，蒋竟如此吃惊，以致坐卧不安，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左思右想，反覆去电探询情况。好在张学良及时改口，蒋的猜度得到证实，於是一切才又恢复原状。
殊不知，冯庸所言并非杜撰。张之改口，实与八月底和九月上中旬这段时间里中共政策由原先主张“抗日反蒋”，转向主张通过“逼蒋”实现“联蒋抗日”有关。原定红军联合东北军于九，十月间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出兵绥远，以发动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也因此而中止。张在通过冯庸向陈诚放风表示打算出兵绥远时，他尚不了解中共中央的新的决定。直到九月上旬联络人员从陕北带出中共中央新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经刘鼎转交给张学良，张才得知这一新的形势变化。於是，我们看到，就在陈诚从冯庸那里得到张学良激烈表示的几乎同时，刘鼎有一封电报给中共中央，称张学良“对那封信极表赞成，并愿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日，请为蒋使，冒险说和。” 这说明，张这时态度前后剧变，多少有此幕后之背景存在。
[ 而张学良从与李克农第一次会谈中力劝中共“联蒋抗日”，到与周恩来两次会谈，逐渐接受中共提倡的在西北另立局面，“反蒋抗日”之主张，到九月份得知中共政策转变，又回到“逼蒋抗日”的道路。中共如此反覆，对张形同玩弄，而张却不以为意，反而“极表赞成”，这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张之反蒋，实为不得已之下策。]
当然，蒋没有了解到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这一层内幕，他甚至根本就不相信张会真心向共。
一个月以后，蒋在与徐永昌的谈话中仍然清楚地表现出他对张的这种信任。他明确表示：“东北军通共已为不可掩事实，在张汉卿指挥下尚不至为国家害，否则不堪想。 ”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12月初张学良飞赴洛阳谏蒋并说明东北军军心不稳后，蒋介石居然毫不怀疑自己的强硬态度会把张逼上梁山，明知此时前往西安可能有些风险，却依然相信有张学良在问题不大，以至贸然飞往西安以图“镇摄”。到了西安以后，明明在张的地盘上，他依旧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甚至扬言镇压抗日学生，结果可想而知。
不过，话说回来，张也还算对得起蒋。事变发生后除了极力保护蒋之外，每每见到蒋即泪湿面颊，这清楚地透出其内心对蒋仍有一份感情在。注意一下蒋日记反覆记述：“张学良入见四次，暗泣者两次”；“是日张学良入见三次，每谒见辄泣”等，即可知蒋对张动情落泪亦颇为重视，认为这表明张“甚有悔悟之意”。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再注意到张与杨虎城在放蒋问题上的争执，事变发生之后再有宋美龄亲情之劝告，蒋之杀杨而留张，自不难想象矣。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绝对地信任换来背叛，难怪蒋要气死了 人总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那么多的迹象表示张有问题，但张几句解释，蒋也就释然，感情让人盲目。
家园 很是认同"蒋一向对亲情抹不开情面",兼评毛主席 个人感觉蒋比较传统,对家人对朋友甚至对部下看的重,比较重感情.看蒋的儿子们都有比较好的家庭和事业,宋美玲也算是红颜知己,与其白头挟老.
毛主席不说他对多年的战友的残酷无情,就是对自己的亲人也不是向蒋那样呵护.他的儿子被送到战场成为烈士.他的几位夫人全是比较悲惨的结局,甚至为他而死.毛仿佛是为了斗争而生存,就象我为了灌水而上网.
家园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陈诚的争论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陈诚的争论
毕万闻
1936年4月9日夜，张学良在陕北肤施（后改为延安）与周恩来第一次密谈时说：“在中国
，蒋介石的实力最大，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你们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蒋
的错处只是在于他坚持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你
们在外边逼 ，我在里边劝，我们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他还对周说
，在蒋的嫡系将领中陈诚等人“主张抗日不剿共”。
餐桌旁的争论
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干将，1932年元旦，宋美龄作媒，促成了其干女儿谭祥(谭延恺之女)
与陈诚的婚姻，从此，陈与蒋又多了层“翁婿”关系。“九?一八”事变时陈诚曾发表通
电，请缨抗日。1935年春，张学良任武昌行营主任时，陈诚在武昌行营任陆军整理处处长
。曾是张学良的部下。张深知蒋是一个不肯轻易改变主意的人，因此决定，劝说工作先从
蒋的心腹陈诚身上开始。如果陈能赞同他的停止剿共一致对外的主张，与自己一道联抉劝
蒋，岂不更好。
5月末，陈诚受任“晋陕甘宁边区剿匪总指挥”，与张学良一起来到太原。在阎锡山举行
的宴会上张学良假装酒醉、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不满，微露“容共抗日主张”
，陈诚即在留桌上与张学良争论起来。陈诚认为，“国是”与政策不同，国是是国家的根
本战略，一经决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轻易改变，而政策则应该因时间空间形势
等条件随时变换；对日终必一战，以求民族复兴完成国民革命，乃是我国既定之国是，而
政策应付日本的一切办法．包括“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内，仅仅是迂回曲折地贯彻此一
国是的策略和手段。关于联俄问题，陈诚认为应认真研究其利弊，没有明确表示赞成或反
对。关于中共问题，陈诚虽然坚持“取消”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等条件，否则‘非痛剿不可
”，但毕竟没有排除“有限制之收容” 的可能性。张学良一方面怕引起怀疑，另一方面
，餐桌旁也不止他与陈诚两人，他无法据理直陈，只好缓和自己的口气，这场餐桌旁的争
论就此不了了之。但张学良对联络陈诚共同劝蒋仍抱有希望。
张学良试探 陈诚告状
1936年夏，陈城任武昌行营参谋长，张学良从前的部下冯庸也在武昌任职，与陈诚的关系
很好。“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冯庸在沈阳被日本关东军扣押，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逼
诱冯庸充当傀儡。主持”东北政局，为冯严词拒绝。冯腐被劫持到东京。后来冒着生命危
险逃回了中国。湘沪抗战时，冯庸正在北平力辱，闻讯后，迅即组成并亲率学生义勇军赴
沪参战。张学良深知冯庸赤诚爱国，就想先通过冯庸劝说陈诚。1936年9月初，张学良电
请冯庸来陕聚晤。
9月15日，冯庸来到西安，第二天．张学良即召见了他，张对冯说，自1928年为赞助国家
统一而实行东北易帜之后，自己“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指蒋介石)”，
可是“深仇不能报．国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所以
“日夜隐忍希冀者，惟在举国一致抗日耳”。而东北军自l 933年南移豫皖，1935年西开
陕甘参加“剿共”以来，损失且重，迄末得到中央的接济和补充，将士“均感苦战无功，
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与其剿共覆灭，不如抗日牺牲。况且“不抗日无以维军心”
，还“将酿成巨变”．故“决意统帅所部抗日图存。此种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
不计也”。张学良让冯庸把他的这些话转达给陈城，但他只对冯庸讲了抗日问题，关于联
共联俄，则避而不谈，只说“外传种种，不能动摇我心”。冯庸西安还听说张学良已把抗
日人士召集麾下，“预定出绥远”抗日．并与“华北诸将领均有联络”。
冯庸于9月17日离开西安，回到武汉，陈城也刚从广州回来两三天，陈城听了冯庸的转述
和观感，联想到5月底与张学良在餐桌旁的争论及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夏天在陕北缴获的
东北军与红军联络的文件、认为张此举，比刚刚平息的两广事件更为严 重，即于19日晚
用密电向蒋介石作了详细报告，在电文的末尾，陈诚说：“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
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止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
万劫不复也。”
陈诚的反驳里含有宽容
蒋介石很重视张学良这一动向，他在接陈诚密电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东北军之
隐患，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盖共匪利用其
‘抗日统一战线’之策略，一方面拉拢、煽惑所谓‘中立分子’。一方面对军队进行策反
工作。而东北军于‘九?一八事变’后，因故乡沦陷，被迫退于关内，一般官兵怀乡与抗
日之情绪。尤为强烈。共匪乃把握此种心理上之弱点，以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
致抗日’等口号，加以煽动分化，遂使东北军对于剿匪任务丧失战志。”由此可以看出，
蒋介石对西北问题的认识可谓入木叁分。 蒋介石摈电后，一面电令陈诚速飞西安，以观
究竟，一面电询张学良“词意何居”？为何托冯庸转达?”
恰在这时，发生了“吉冈事件”，日本以汉口日本租界内日警吉冈庭二郎被杀为借口，派
其海军陆战队在汉口登陆，肆意要挟，陈诚忙于应村日方，一时不能赴陕，便于20日致电
张学良，反驳张学良的主张。他先对张学良的“抗日为中华民族惟一的出路”的观点表示
赞同，但他强调“此中必须有整个计划与一定步骤”。关于立时抗日且不汁“成败利钝”
，陈诚说，一切举动．必须对国家民族有价值，否则，就应保存实力以待时机。关于国家
和个人的种种“隐痛“，陈诚承认当时的环境确实异常恶劣，但他认为，这就要求我们具
有“坚苦卓绝之精神，忍辱负置之决心。”，否则就不能实现抗日和复兴的目的。张学良
与冯庸谈话，并末明言中共向题，但敏感的陈诚还是猜到了张学良的用意，因此，他主动
地对此表明了态度，他说，中共比历史上之黄巢、李自成等“流寇”更危险，应当先“剿
共”后抗日，对此必须有深谋远虑，否则，将“陷中央于被动地位，国家民族前途，实不
堪设想”。可见，他和当时的蒋介石一样，也把国内的政敌中共看得比外国入侵者日本更
危险。但他又说，假如中共确有诚意抗日．“则暂置不问亦可，所谓成功何必在我”。这
又表明．他的确比蒋介石更宽容些。最后，他建议张学良或者在国防会议上“尽量发挥”
自己的抗日主张，或者直接向蒋介石面陈，“以便整齐步骤．一致奉行”．届时他“亦决
负弩前驱，当仁不让”，这就是说．如果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接受张学良的主张，做出停
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决定，他陈诚定会执行。从陈诚反驳张学良的这份电文看，他对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虽然竭诚拥护，但并不死硬地加以坚持，如果国民党中央另有
决策，他会服从的。
张学良在掩饰中隐示真意
张学良对陈诚之抗日热诚并没有看错，但他显然低估了陈诚对蒋介石的忠诚。其实，5月
底餐桌旁的争论，陈诚早巳向蒋介石汇报过了，只是张学良并不知道；张学良这次原本想
通过冯庸先试探一下，如 果有希望，他再设法单独与陈诚深谈。没料到陈诚立即把他的
试探直接上报给了蒋介石。这实际上等于在蒋面前告了他一状。早在8月29日，张学良为
了弄清蒋是否已经掌握了他暗中联共的机密，曾派人强行搜查了国民党设在西安的陕西省
党部．因而把与蒋的关系闻得很僵。这一次，好在他事先留了一手，没有与冯庸谈及联共
问题。为了掩饰他企图说服陈诚与自己联抉劝蒋的真意，他只好否认曾托冯庸向陈诚转达
意见，只承认曾与冯庸“谈及抗日问题”，因“不善辞令”．又经冯庸转语他人，难免不
无轻重失真之处。为了弥缝，他在分别答复蒋介石和陈诚的电报中．尽力从维护中央政府
的角度说话，他说：“比来寇入益深，华北半壁河山，几全沦陷，而多数民众咸感忍无可
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全国”。中枢如不及早领导抗战，“骚动终恐难免”，那时中枢
反而会陷于被动地位。而在东北军中，特别是青年将士，群情激昂，要求抗日，中共又“
乘机以抗日口号动摇军心”，他如果不在东北军中明示抗日主张，借此“镇压分歧．统一
意志”，他就无法继续统率东北军了。因此， “明示抗日”主张也是他为了“铲除共逆
”的一种“策略”。况且，这也只是表明抗日的决心而已，“至于抗日之实际行动，非有
整个计划，齐一步骤不可。局部行动，失败之前车，则皆弟所深悉”。这些话，既是他对
陈诚的赞同．也是他自己的真心话。但他也谨慎地申述自已的主张：“欲图救亡，必须抗
日，欲谋抗日，必须统一。但统一力量，不应偏重军事，统一全民力量．乃是坚固之武力
”，这里的“全民力量”，其实包括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在内，“不应偏重军事”，实质
就是要求停止“剿共”内战。
此时，蒋介石尚在广州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之善后，中央军胡宗南等部虽正北运陕甘，但尚
未全部到位，蒋认为张学良和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但
总能服从剿共军令。因此，只是简要地复电张学良说：“不可与之言者．以后请勿与之言
”，并嘱其‘对所部严戒其慎行谨言，勿中奸计”。张学良这次对陈诚的试探，虽然没有
达到目的，但他对劝蒋联共抗日的信心仍然没有动摇，他电告陈诚说：“拟俟委座北返”
，“面禀一切”。
家园 周恩来与张学良 究竟是谁说服了谁? 周恩来与张学良 究竟是谁说服了谁?
杨奎松 抗日战争研究 1996.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关于l936年延安会谈结果的再探讨
对延安会谈可以盖棺论定吗?
. 张学良的说法
. 周恩来当年如是说
. 周恩来痛斥蒋介石为“蒋贼”
. 刘鼎报告吐露天机
. 张学良要反蒋而非逼蒋
西安事变距今已有59年，仍有不少谜没有解开。这里面有些
谜确是因为年代久，史料缺，当事人亡故，以致死无对证，弄不清所
以然，比如至今仍为许多人所关心. 蒋介石于事变期间在西安如
何承诺，他对周恩来说了些什么之类。但有些谜 创看馐 因当事人
误亿错记，后来者望文生义，亦步亦趋，衍生出来的东西，比如所谓
张学良促使中共实行“逼蒋抗日”之类。
说张学良曾促使中共放弃“反蒋”主张，与之共同实行“逼蒋”
策略，可谓由来久矣。目前所见员系统、最权威的说法，大概要算是
张魁堂先生在国内以及香港所发表的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著作文章
了(包括张著《张学良传》一书和他在《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发
表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以及1991年12月在香港
《明报》 西安事变大揭密”专号上刊登的《揭开张学良“联共”之谜》
等)。说它们最系统最权威，是因为张先生在这些著作或文章中声
明他是利用了大量“末披露”的电报档案、回忆录、访谈录。而它利
用得最多的资料，又恰恰是这次会谈的亲历者、前任“北京《西安事
变史》编辑组组长”刘鼎先生的“札记”。
当然，如果追根溯源，延安会谈的两个主角也都有过类似的文
字。最先提出此类说法的是《西安事变仟悔录》，在这篇多少有点违
心的文字里，张学良明确说；延安会谈时，他曾与周恩来为蒋介石
抗日与否的问题“辩论多时”，而后，终于促使“周承认蒋公忠诚为
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
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据说，周恩来也有过类似
说法。张魁堂介绍说，周恩来l961年7月4日对张学良胞弟张学
铭夫妇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延安会谈中张学良劝告中共应当实
行逼蒋政策时，周恩来回答说：“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的想法”，“这
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几乎所有的人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依据的都只是那些亲历者的
回忆，而延安会谈中只有五名参加者，如今三个人有过大致接近的
回忆，另两人早已故去，这也难怪几十年来很少有人对此表示怀
疑。可是，现在明明还存在着大量足以证明事实经过的重要档案资
料，何以置于不顾，只把眼睛盯着几个当事人的回忆录呢？当事人
事隔几十年后的回亿难保不会因为这样那祥的原因而不尽准确。
稍稍留意过台北和大陆学者研究延安会谈的著作文串，就会
注意到，台北学者更多的是依据张学良在《仟梅录》中的说法，而大
陆学者更多的依据的却是传说中周恩来的说法。这两位当事人的
说法其实并不完全相同。按照张学良所说，延安会谈所讨论的，主
要就是使红军接受南京政府改编，与共产党服从蒋介石领导的问
题，周恩来甚至已经明确地接受了张学良所提出的“输诚”条件。而
按照周恩来所说，他当时只是表示愿意将张的意见带回去向中共
中央报告而巴，并未有过多少具体的讨论，周更不曾有过附和张的
联蒋主张和与之商定输诚条件的情况。这两种说法确实相距甚远。
唯一能够使两者较为接近起来的是刘鼎的回忆。刘鼎说，当时讨论
最多的就是联蒋问题. 周回去很快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汇报，并表示
了对张学良建议的赞同态度，此经中央讨论后，“联蒋抗日的问
题就定了下来。5月5日红军回师通电就不再提反蒋口号”了。总
之，中共按照张学良的意见改变了自己前此约反蒋方针。
但注意一下当时的历史档案，不难发现这里面至少有两点值
得怀疑。第一，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公开使用反蒋口号的问题，是在
延安会谈之前，并非是在延安会谈之后。早在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
延安会谈之前，中共中央就曾经举行过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公开宣
传中改“打蒋介石”为“打卖国贼”；强调“这个口号更便于
“打卖国贼”，最便利于取消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在4月9日，毛泽东更进一
步指出改变这一策略口号的意义。在一封要求放弃公开发布“讨蒋
令”的电报中，他明确地肯定：这样做才是“最聪明的一种办法”，因
为目前全国还有许多群众受 ?? 蔽，发“讨蒋今’不易为群众所理
解．不如发“讨日令”，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将蒋暴露其真相。
因此，所谓“目前不应发讨蒋令”，其目的却是要“在讨日令的旗帜
下实行讨蒋”，因为他相信．“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更
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它“更能争取落后
人民与蒋系部队，更能取消蒋介石之政治资本”。由此可知，用提
不提反蒋口号来作为评价中共是否放弃反蒋态度的判断标淮，是
靠不住的。因为，从4月开始、实际上中共中央就已经停止公开使
用反蒋口号了，5月5日红军通电中没有再提反蒋口号，不过是这
一新策略的具体延伸而已，与延安会谈的结果并无直接关系。第
二，延安会谈以后，在中共中央陆续发布的各种内部文件当中，反
蒋的指示仍旧随处可见，完全看不出中共受到延安会谈中张学良
劝告影响而放弃反蒋态度的影子。就在中共中央发布红军回师通
电不过两周，它在给四方面军的电报中还明确指示：目前“唯一的
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此后甚至直到7
月间，毛泽东也还在强调红军向国民党军队秘密宣传“抗日”、“反
蒋”、“联俄”、“联共”的重要意义。只是到了8月中旬以后，中共中
央才正式决定放弃“抗日反蒋”方针的政策指示。这说明，中共中央
停止了反蒋口号的宣传，而其反蒋方针却一直实行到8月中旬才
最终得以改变。上述情况无疑让我们对张学良回忆中的说法和
传说中周恩来回忆中的说法表示疑惑，因为按照上述事实，所谓张
学良在延安会谈中的劝告改变了中共中央的反蒋方针的说法，根
本就难以成立。
我们还可进一步问一下：延安会谈中，张学良是不是劝告过中
共不要反蒋呢?从档案中，我们确实找到了相关的证明。但那是在
延安会谈之前，而不是在延安会谈之中。
档案证明，中共中央在决定派周恩来去延安谈判之前，李克农
曾代表中共方面与张学良有过接触，中共中央根据李克农报告作
出的关于与张学良进一步谈判的原则规定，明确提出过这样的观
点，既不要接受任何有损苏维埃政制与红军利益的要求，也不要
因为张学良不同意反蒋而与其发生争执，但必须“坚持抗日讨卖国
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这或许可以说明，张学良在
与李克农的谈话中曾经有过关于中共应当放弃反蒋态度的表示.
很难想象周恩来会置中共中央的这一规定于不顾。在延安谈判之
前，为避免因为对蒋态度的不同引起争论．中共中央还特别强调了
要回避对蒋问题的讨论。关于这一点，中共方面在会谈之前也特别
通知了张学良。因此，说延安会谈中“占时最多的问题”就是对蒋
策略和中共红军与南京政府的关系问题，这无论如何值得怀疑。还
需要指出的是，在延安会谈不到两周之前，中共中央刚刚召开过一
次重要的决定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所谓晋西
会议)，会上刚刚肯定了蒋介石属于必须反对的“民族反革命”，说
周恩来刚从会议上下来就轻易地被张学良说服联蒋，更是情理不
通。况且，即使是周恩来真的被说服改变观点，说什么“毛泽东同志
应有这样的想法”，也绝对不合逻辑，因为在3月底关于统一战线
政策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继续肯定那个强调“坚持抗日讨卖国贼
不可分离”的训令仍旧“适用”的，正是毛泽东, 正式宣布蒋介石是
“民族反革命”并明确肯定他仍旧是主要打击对象的，同样是毛泽
东。当时的毛泽东何来什么“逼蒋”，“联蒋”的“想法”?
周恩来当年如是说
说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中曾劝告中共放弃反蒋，实行逼蒋及联
蒋方针，颇让人有所怀疑。
关于这一点，笔者的根据与张魁堂先生，甚至最早系统披露延
安会谈内容的申伯纯先生或大陆其他研究者所依据的资料并无不
同。那就是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后于4月11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问题是，几乎所右引述报告的人，都没有做到完全忠实于报告的原
意。比如，张魁堂先生在他的《张学良传》和《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
作的时候》文中。几乎是全文引述了这个报告，但却又添技加叶，增
加了不少报告中没有提到的内容。他把报告中根本不存在的“联蒋
抗日问题”说成是整个延安会谈中“张学良最关心和希望解决”的
‘大问题’之一”，用了足足有上千字来大谈会谈双方关于蒋有抗日
可能，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只要“共产党在外面逼，我在里面
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的讨论。但事实上，报告中谈到的有
关对蒋态度的问题，只有下面几句话：“对蒋问题。他的问题是部下
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是如若蒋确降
日，他定离开他。”“他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国，在国民党要人
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同时
他也知蒋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且极矛盾。”“张之
立场，如蒋降日，张即辞职而另干。故现时根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
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张有把握。”
此报告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张学良对于周恩来提出
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二部分是张学良提出的一些问题和重
要观点；第三部分是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基本估计。但由于报告较
长，又分两次写成，有些问题略有重复，加上当时收报有误，个别字
读不出，个别段落被分割颠倒了。不过整个报告的内容还是非常清
楚的，其中没有任何一点谈到“联蒋抗日”问题。为便于读者了解，
待特此一报告的主要内容概要整理如下：
报告首先说明了张学良对于周恩来有关“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红军东征、反蒋抗日、派代表赴苏和保证互不侵犯、和平通商
等问题的意见。称张的意见是：
一、停止内战，：―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先，
不能不接受蒋令，进驻苏区。他认为红军与日本接触，不打红军，共
同抗日的运动便可引起。
二、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他完全赞助，但他认为应避免在
山西，恐难立足。但目前出河北太早，最好争取经远，以绥宁为根
据，靠近外蒙。
三、如我坚决东向，他可通知东北军在直南平汉路酉所属四
师与我联络。四方面军如北上，他可使陕甘部队让路。二、六军团
则须取得中央军同意方可，他愿为此事活动。
四、对蒋问题。他的问题部下确有分化，现在歧路上，他现在
反蒋做不到．问题是如蒋确降日，他定离开他。
五、派代表赴友邦，他由欧洲去，我们的人，他可送至新疆，他
并派人联络盛世才。
六、他再不听命，无以回答，问题是蒋有电责他，并转阎电报，
说他隔岸观火。他原意先取关中，并求直罗富县封锁，但蒋坚令其
留延安，打通清涧、绥德，杨虎城由宜川出延长、延川。
七、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路，他愿酝酿
此事。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愿提出意见。
八、最后商定红军在关中积极行动，在韩城、澄城牵制杨部，
并派入赴陕南(由张设法送去)、令陈先瑞向蓝图户县活动，威胁西
安，以便东北军借口而进行洛富甘肤问的筑碉修路(彼此交通仍
旧)。如此推延一月，看形势变动再定以后行动。
九、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由我们在他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
药品他可代为购办，并可送弹药。应互派一得力人伪装侦察，保持
交通。另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活动，克农因公
开，不便在他处任事。
在报告中，周恩来总结谈话过程中张学良就抗日、联苏、蒋介
石国民党各派基本倾向及其前途等问题，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和主
要看法是：
一、张谈抗日的问题：(1)抗日战争发生后日本将在中国沿海
树立许多御用政府，封锁中国沿海，中国抗日沿海困难。(2)抗日
是否能引起日本内部变化，或日本集兵阻隔，我将如何?
二、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是否为利己?
三、张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红军东向
可与日本接触．有了导火线，东北军即可响应。但他不相信红军进
入山西立得住，到河北能胜日，故他希望红军到时由绥出察，可靠
外蒙。
四、他认为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
法西斯。
五、他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国，在国民党要人中只佩服
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同时他也知蒋
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极矛盾。
六、张之立场，如蒋降日，张即辞职而另干。故观时派人去新
疆联络盛世才，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张有把握。
七、张言他左右有―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其中有几个共
产党人(脱离党的叛徒)。他的内部有秘密组织，梁干乔在内。国家
主义派在张处的已失败，李石曾等已降日。蒋在张周围有侦探，其
特务均为蒋的人。
八、张认为阎太保守了，但不要逼之过甚。两三星期后张拟仍
往太原，问阎是否有意联红军。同时，张亦认为阎与日本人来往要
领不得。
九、南京各派蒋系：(1)蓝衣社(真名复兴社)为蒋信徒。(2)
陈果夫则主联俄，冯、于则主联俄联共，唐生智主抗日，翁、蒋、萦主
抗日联共，陈诚、胡宗南主抗日不再剿共，政学系、安福系、何应钦、
张群等均亲日，宋子文与蒋关系末恢复。张主张我们写信给陈、胡，
并找CC派。
十、表示不愿打红军，但现在不能停，蒋之政策仍靠剿匪，故
现处苦闷。北进想驻清涧绥德大道，道路旁山区可为苏区，亦可让
出通黄河交通。同时他承认剿共北进就不能抗日。他承认在东北
军中仍要提出红军抗日便是我们朋友、拥护红军抗日口号。他说明
东北军北进肤施至少一月，他目前常驻洛川。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第一，关于对蒋策略问题的讨论，在延
安会谈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双方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也颇为具体，
费时甚多，而对蒋的问题，却只有用报告中所谈到的简单的几段
话。第二，在会谈过程中，张学良不曾直接劝说过要中共放弃反蒋
转而逼蒋或联蒋。否则，周恩来不会在电报中避而不提。周恩来更
没有向中央报告张学良的逼蒋或联蒋立场。
延安会谈的确讨论过对蒋的政策问题，但是，与通常所说的相
反，从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谈话过程中，更多的是周恩
来劝说张学良离开蒋介石，和共产党一起实行“抗日反蒋”，而张学
良再三解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以后要看形势发展再做决定。其
实，从张对蒋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蒋这时已经心存异念，
因为他相信蒋是两面的，既有民险情绪，可能抗日；又为亲日派所
包围，可能降日。在这种估计下，他对蒋也是两手，现在还想帮蒋，
认为帮蒋才能抗日，同时也有另一种可能，故暗中准备在西北联俄
联共，另立局面。很难想象，处在这样一种将信将疑，连自己都准备
另立局面的矛盾态度之中．张学良会力劝中共逼蒋甚或联蒋?
当然，说张学良这时对蒋已毫无幻想，也不近情理，从张对蒋
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张此时态度极为犹豫；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这种
态度也是心中有数，因此周向张解释抗日之必要与可能，解释苏联
接助中国之必然与真心，解释红军在山西站得住，对日军作战有把
摄，却并不多谈对蒋问题。井非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根据中共中
央的指示，避免一切争论而己。他明确认为，张学良现在之所以还
不能“揭旗抗日”，就是因为目前“揭旗抗日”必然要与蒋介石相对
抗，而他还不能完全改变对蒋介石的幻想。周于会谈后第三天即说
明过此点，称：“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
尚不能，但认识蒋真投降，彼即离蒋独于。则这说明，周在会谈中
是做了劝张反蒋的说服工作的，只是并不急于达成目的而已。但会
谈一结束，周就已经断定，张学良已具备了这种转变的基础，只要
条件成熟，他肯定会站到共产党一边来。周恩来总结他的印象是：
一、张确有抗日联共联俄要求及初步决心，但揭旗抗日，必须
情况发展到下列程度：(1)红军与日本直接冲突；(2)国际外交有
进一步开展；(3)或蒋介石急(激)他，蒋降日卖国状况益显著时。
二、目前行动，只要我们在关中能打击东北军，杨部在宜川不
进，沿渣关到肤施大道发展游击战争，摧毁其沿途工事，并乘其主
力回调，击中央军，打通水和关以南两岸交通，判断东北军行动可
暂停止，以便促进局势开展。
三、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
周恩来痛斥蒋介石为“蒋贼”
根据对上述报告及相关文件的分析，我们伯是很难相信关于
延安会谈中张学良曾力劝中共实行拥蒋、联蒋，周恩来为之心动的
说法。关于延安会谈后周恩来究竞是继续坚持中共中央“抗日反
蒋”方针，还是接受了所谓“联蒋抗日”思想的问题，从周思来回瓦
窑堡后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信称：“坐谈竞
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成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
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
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
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倔服难免；其两次
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借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
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在这里，周恩来主张张学良反蒋的态度可以说是再明白也没
有了。他显然再次重复了延安会谈中的劝告，指出蒋介石为日帝所
要协，屈服难免，其进兵山西、抗议苏蒙互助协定，足以为证。以蒋
势力之大，排斥于抗日战线之外，固足可惜，但不能为了要抗日，就
替蒋介石这样的人做殉葬品。故真要是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
途计，就应当迅速准备联合红军，另立局面，捐旗抗日才对。这就
是周恩来的态度。其中岂有“联蒋”之意?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回瓦
窑堡后向留守后方的军政委员会汇报了会谈的全部内容之后，给
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中，就直截了当地称呼蒋介石为“蒋贼”。周
同时起草的向东北军宣传的口号，明确地主张东北军应以蒋介石
为敌。主张东北军官兵：“反对接受蒋介石命令自相残杀”，提醒他
们认识到：“强迫东北军捣乱抗日后方是蒋介石卖国铁证”、“强迫
东北军开入苏区分散兵力是蒋介石阴谋”。可想而知，延安会谈
如果促成了什么人对蒋政策的改变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肯定地
说，被改变的决不是周恩来。
刘鼎报告吐露天机
既然关于周恩来和中共接受张学良劝说联蒋之事其实并不存
在，那么，无论是张学良、周恩来，还是刘鼎有关这个问题的回忆看
来都不大可信。事隔多年之后，人的记忆出现一些阴错阳差的事
情，也并不奇怪。问题只是在于，为什么许多研究者明明掌握着大
量史料，却眼睛只盯着某些当事人并不十分可靠的回忆。而更为奇
怪的是，有的研究者，如刘鼎先生，既为当事人，又掌握着诸多第一
手的报告和电报，却偏偏只相信自己数十年后的记忆，而不顾自己
记忆中的事实与当年出自自己之手的那诸多报告中所记录着的事
实，有着如何遥远的距离。其实，只要查一下当年刘鼎先生自己事
后所写的报告，延安会谈在对蒋问题上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就一清二楚了。
延安会谈后，刘鼎先生最早的一份报告是在他从瓦窑堡回到
洛川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驻地席第二天写的，所谈内容是关于刘
回到洛川的当天晚上张学良与刘谈话的情况。刘在信中说：“事情
出于意料之外，原来人们所想别的太短促。这位老头儿(指张学
良――引者注)昨仅同我见面，简短的一段谈话中，除了我预备了
要说的都谈了以外．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
划。这两者都可见他一口千里地进步着。”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刘鼎解释说：所谓东西，是一本小册子，
名叫《活路》．员鲜明的提出了反蒋抗日，联俄联共、分土地的旗帜。
内容分四篇内容，约二干来字。内中有一些笑话：每个士兵打回东
北分土地五十亩。内中又有些过于乐观，晋秦绥宁甘新以及河北河
南一部都会联成一起。红军就是彻底抗战的主力。内中除讲外蒙
苏联之帮助外．又说及日本内部革命的爆发。他本人嘱某人起草，
未经他校阅而书已印成。现在他也只是说：“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
完了，不太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
那么，他那个“不小的计划”又是什么呢? 报告称：他的计划，大
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
头一条大道他也企图着；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
手。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 时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
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
子和严老者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了“爱国”、“抗日”话向内向外
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署硬干，预备着和大老
板打一架也可也。”
对于这封信的意思，也许用不着太多的解释，张学良想干什
么，相信明眼入一望便知，至少绝不可能由此得出什么张学良这时
要求中共“联蒋抗日”之类的结论来。事实上，张学良不仅从此与蒋
介石离心离德，而且是分道扬镳了。奇怪的倒是，为什么延安会谈
时张学良还在那里搞“外交”，患得患失地谈什么，相信蒋有民族情
绪，帮蒋能抗日之类。从张学良介绍《活路》一书的出笼过程看，延
安会谈之前他其实就已经同《活路》的作者谈过类似联俄、联共、抗
日、乃至反蒋的话题，并且同意他们的观点，支持他们印成小册子
在东北军中秘密散发。但在延安向周恩来正式表明态度时，他反倒
犹豫退缩了。当然、延安会谈时他其实也隐隐地谈到他准备离开蒋
介石另起炉灶的想法，只不过他说得不那么明确罢了。而如今，他
多少是有点破釜沉舟的劲儿了。这里的原因，据刘鼎信上说，就是：
“不久前的谈话和宣传已经发生作用”，“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
在他面前现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厉)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
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
从刘鼎报告可以看出，张学良之突然难备反蒋，大致不外基于
两点考虑。一是抗日，二是保存实力，而这两者事实上又密切相关。
过去张寄希望于帮蒋介石能抗日；现在则发现等到蒋介石开始进
行抗日，他的东北军大概也因为被迫剿共而差不多不存在了。张学
良之所以称赞《活路》作者把他想要讲的话一口气部说完了，也正
是因为如此。要知道，前此被红军歼灭的东北军一一O师、―O九
师，这时竞被取消番号，张要求给阵亡的何立中、牛元峰两位师长
家属备持恤10万元．结果也是“碍难照准”。气得张学良大骂：“我
张某人混的不值十万决钱了。则这也难怪张学良在回忆中称所谓
“恶缘种种，不吝火上加油”者．第一条就是“请求抚恤、补充，皆无
结果”一事。照这样下去，他张学良拿什么去面对那些靠着他吃
饭，指着他带他们回老家的东北父老乡亲? 所谓。大老板越发在他
面前现恶”，“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因而“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
厉害，很多人逼他”、想必也即为此。
张学良要反蒋而非逼蒋
不过，张学良固然开始相信“联俄联共”是东北军唯一的“活
路”，但作为一名军事统帅，张学良也十分清楚，目前还不是他公然
揭旗反蒋的时候。第一，所谓“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
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这表明张此时尚无完全把握东北军之力；
第二，所谓要“把他的几个佣人都练为强干的打手”，也反映出张这
时还缺少可依靠的、有能力的干部；第三，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即仅
以东北军和红军之力，要对付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又要实行抗
日，不仅兵力上相差过于悬殊，而且武器弹药各种军事装备的补给
也将完全中断，因此，如果没有苏联的直接援助，没有各地反蒋实
力派的响应，要想与蒋介石抗衡和实行抗日，无论如何难以想象。
这也就是为什么张明确表示，“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时下还要
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
爱好老蓝布袍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这里所说的“邻
近各房本家”，自然就是指杨虎城等原西北军将领；这里所说的“严
老老等”，恐伯指的就是阎锡山以及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渠等与张
私交较好的实力派领导人。当然，这种活动终难逃过蒋介石的耳
目，因此，张学良表示，他只是“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作最低限
度的准备，同时还要提防大老板下他的毒手”。刘鼎在4月30日的
信中报告说：“老头儿提出迁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
内亲和，对友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
半年功夫，大争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
难怪刘鼎夸赞他“实在可爱”呢. 延安会谈不过两周之后，张学
良迅速变得如此直率、坦诚、嫉恶如仇，连刘鼎都感到极其意外。尽
管刘鼎这时象中共中央一样，对张学良计划迁延到11月再发动反
蒋多少有些担心，但他们看起来也明白张学良这里面的苦心。正如
刘鼎所说：他本来就在歧路问，又恋新又舍不得旧，因此总想最后
从蒋那里得着一些最后的钱财，同时、一方面想在这几个月中去进
行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也是认为“到十一月时可以得到新爱人的
老亲们的表示”。
这里所说的，“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无
疑就是指望到时候能够得到苏联愿意援助他的表示。很明显，他之
所以要拖到11月才起事，这个考虑实在是再关键没有了。虽然刘
鼎强调“新爱人方面可由爱情上获得一切”，对此张学良也未必不
清楚：苏联即使不愿意直接援助他张学良，它难道还能不愿意援助
中共与红军吗? 但张学良毕竟因为中东路事件得罪过苏联， 芭分?
病时要求访苏被拒而心存些许疑虑。因此，在延安会谈中，张学良
特别着重地与周恩来讨论的，也就是如何与苏联打通联系，求得援
助的问题。他之所以在会谈中积极表示愿意协助中共代表前往苏
联，表示他也将迅速派代表前去联络，自然也正是为此。这里的原
因很容易明白．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与援助，他张学良要与蒋分道
扬镳揭旗抗日，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刘鼎的信因为用了许多隐语，写得还不够明白，还容易
让那些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就这一点或那一点产生某种疑问，
那么，下面的两份电报应该能够进一步证实我们上面对刘鼎信的
内容的解释。
电报之一为负责中央联络局电台的曾希圣于5月5日致彭德
怀和毛泽东电，内称：“近因蒋愈恶，张颇悟，已有抗日反蒋决心，言
要干就彻底干。惟为准备计，反蒋事暂不公开。”
电报之二为5月7日负责做陕甘地方实力派联络工作的中共
陕甘省委领导人朱理治给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电，内中同样说明张
反蒋决心已定，但要求给他时间准备并保密。电称：“他希望我们不
要迫他太急，他希望在十一月骗到蒋介石一些武器补充后，再约公
开。他希望红军不要写红军与东北军联合起来，他将我党口号修改
后，一下印了许多。”
也许用不着举再多的资料来证实笔者的观点了。张魁堂先生
所谈的那个“张学良‘联共’之谜”，至少在这一点上是被自己搞乱
了。延安会谈之后，究竟谁说服了谁，谁受了谁的影响，应该是一清
二楚了。颇为遗憾的是，张魁堂先生自己也曾经注意到张学良准备
参加反蒋的事实，只不过，刘鼎先生在回忆这一情节竞把时间误记
了两个多月，因此，张先生断定了张学良反蒋是7月问的事情了。
后来只因两广事变很快失败，蒋又有联苏动作，再加上中共中央也放弃
了“抗日反蒋”方针，改行“逼蒋”、“联蒋”抗日策略，张学良才最
终放弃了实行西北大联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联结盟，“抗日反蒋”
的计划。显然，只有真正了解这一背景，了解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继续保持
着的那种寄希望于苏联的秘密合作关系，我们才能深入了解西安事变为什
么会发生．和为什么会有后来的那一系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