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G2的真义：中国与美国工人受到同一体系的压迫 -- 过来看井大

　　更为重要的是，外国资本现在在中国经济中、尤其是在制造业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外国资本的活动使中国转化为一种出口推动的经济：出口占GDP的比重从 1990年的16%攀升到2006年的超过40%。而外资生产的出口份额从1985年的2%增长到2005年的58%（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是80%）。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全资企业生产的出口份额也飞速增加。这种变化不能仅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相反，随着中国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的继续，中国积累的动力日益依赖于跨国企业的投资和出口活动。结果是，中国经济越来越陷入更为广泛的东亚重组的过程中，这种重组过程是由跨国企业控制的、跨国界的生产网络的建立和加强所推动的，这种生产网络把所有涉及的经济体联系起来，并使它们集体地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中国经验尤其是其出口动力，只能在更为广泛的全球资本主义变迁中得到解释。

　　中国和跨国重组的动力

　　跨国界网络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企业降低“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商品生产成本的欲望所推动的，这些商品中最为重要的是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产品（例如计算机和办公设备，以及电信、音频和视频设备）和电气产品。这两种生产线合起来“占［东亚］地区2006—2007年出口总额的将近四分之三”。

　　与这种网络的逻辑相一致，该地区不断增加的贸易活动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逐渐限于生产这些产品所用零部件的区域内进出口。亚洲发展银行指出：“制造业贸易被分解为一边生产终端产品，另一边生产零部件，这种分解表明……亚洲的区域内贸易主要集中在零部件部分。在过去的十年中，发展中亚洲地区的零部件贸易在区域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近上升了20%，2005—2006年间达到62%，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制造业总贸易额上升了8个百分点。”

　　中国岂止是被拖入了这种地区重组过程，中国还成了这种重组运作的核心。用亚洲发展银行的话来说，“区域内贸易重要性的增长，主要归因于零部件贸易，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生产网络中发挥了终端产品生产平台的作用”。中国从东亚进口的制造品中，零部件所占的份额从1994—1995年间的18%上升到2006—2007年间的44%以上。在机械和运输设备分类中，零部件进口所占的份额从46.1%急剧上升到73.3%。

　　在区域零部件贸易中，中国是产生逆差的唯一国家，而且中国出口的几乎全是终端产品，这一事实更加突出了中国作为区域终端产品生产平台的独特地位。正是这种独特地位，使得中国能够把它占世界ICT产品出口的份额从1992年的3%提高到2006年的24%，并且在同一时期，把它占世界电气商品出口的份额从 4%提高到21%。

　　中美双边贸易关系

　　上文重点论述的跨国生产的变迁，导致东亚国家（中国除外）把它们的出口活动从美国和欧盟转向东亚，尤其是转向中国。与此同时，这种变迁导致中国扩大其出口活动，并把出口从东亚转向美国和欧盟。1992—1993年间和2004—2005年间，东亚占中国终端产品出口的份额从49.5%跌落至26.5%，而经合组织（OECD）（去掉日本和韩国）所占的份额从29.3%上升到50.1%。

　　因此，并不奇怪，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价值急剧上涨，从1990年的16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3400亿美元。2003年，中国成为第二大向美国的出口国，仅次于加拿大。从那时起，这两个国家的排名不断变换，中国在2007年成为最大出口国，接着于2009年卷土重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有增长，但增速慢得多：从1990年的5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650亿美元。结果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从1990年的110亿增长到2007年的 2740亿美元。这是美国与所有国家之间的最大逆差。

　　虽然美国长期以来从中国进口的绝大部分都是制成品（大约9%），这些制成品的构成（如前文所述）却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变化了。玩具、衣服和鞋类这样的“杂项”制成品所占的份额从1995— 1996年间的58.5%下降至2005—2006年间的37.7%。同一时期，机械和运输设备产品的进口份额从26.3%上升到44.1%。在这一大类中，ICT产品占据主导地位。2005—2006年间，ICT产品占据了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制造业总额的37.6%。

　　中国不仅对美国的出口变得日益尖端化，中国还越来越成为这种产品的主要外国供应者。例如，1995—1996年间，中国只占美国ICT产品总进口的6.5%，2005—2006年间，中国占了总进口的33%。

　　这些趋势使得人们清楚看到中国出口在美国受到极大注意的原因。这些趋势还揭示出，与前文对东亚跨国积累动力的分析相吻合，这些“尖端的”中国出口品，只是在它们是在中国组装的意义上，才真正是中国的。这一点也为这样的事实所确证，那就是，美国贸易逆差中，与中国所占份额的增加相匹配的是东亚其他国家所占份额的减少。

　　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在美国贸易逆差中所占的份额从20.4%上升到32.1%。同一时期，日本的份额从21.1%下降到10.2%。而东亚其他国家的总份额也从16%下降到7.9%。简言之，对以美国为基地的制造业活动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跨国资本的利润最大化策略。

　　东亚企业在打造和扩大该区域的跨国生产网络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同时，美国公司也从这一生产网络中受益，并推动了这一网络的扩张。有些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进口然后销售中国出口的产品的美国公司：就进口商品的美元面值而言，沃尔玛和戴尔居于最大的受益者之中。

　　以美国为基地的、生产机械和运输设备的制造业公司也参与了这种网络。例如，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中，零部件的份额从1995—1996年间的 36.1%增长到2005—2006年间的50.8%。同一时期，从中国进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中，零部件的份额实际上略有下降，从25%下降到 24.2%。

　　同样的趋势也存在于ICT产品中。美国向中国出口的ICT产品中，零部件的份额从51.2%上升到72.8%。在该类产品的进口中，零部件的份额稍有下降，从23.5%下降到20.7%。

　　因此，以美国为基地的制造业者不是在美国生产终端产品，而是越来越多地致力于提供那些以中国为基地的生产者生产那些终端产品所需的零部件。普雷马-昌德拉·阿图科罗拉（Premachandra Athukorala）和山下（Nobuaki Yamashita）对这种策略的微妙之处描述如下：“美国的［ICT］零部件出口中，向其他东亚经济，尤其是东盟国家出口的份额，要远高于向中国出口的份额。以案例研究为基础的探究表明，位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美国公司参与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生产网络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从事进一步加工和组装原本在美国设计和生产的零部件的活动，上述模式和这种发现是相吻合的。”

　　对中国经济经验的批评性评价

　　许多分析家声称，中国劳动者从他们国家作为区域出口平台的枢纽地位中得到了好处；他们往往把中国的出口成就等同于国家发展中的进步。然而，更为直接地考察中国经济政策和重组对中国工人生活和国家技术能力产生的真实影响后，就会得到不同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