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赖永初（六） -- 王外马甲

八月初的那几天，赖永初成了贵阳的新闻人物。全城都知道有个十六岁的杂货店伙计从四川战场上运回来上千担盐巴，不仅办成了连四大盐号也没能办到的事，而且还打破了多少年来专商垄断的规矩。一时间，“赖兴隆”店门前人潮攒动，亲戚朋友络绎不绝，就连不相干的男女老少也守在街头巷尾探头探脑。大家交头接耳，明面上讲的都是恭贺道喜之类的客气话，可心里却全都想着该如何从这“一锄头挖来金娃娃”的小伙子的手里弄到一点便宜的盐巴。

当然也有人是直言不讳的。华严巷（今阳明路）开私塾的周老夫子是赖家两代人的启蒙老师，这老头儿大清早起来想吃豆花面，于是拿出一斤黄豆，半斤上磨盘、半斤换盐巴，结果豆腐脑磨成了，换来的盐巴却只有一小撮，搁进汤里连咸味都尝不出，气得老头把面碗一摔，拎着盐罐子就直奔“赖兴隆”来了。赖家上下当然不敢怠慢，赶紧从厨房里搜寻出了三两盐，可谁知道不拿出来还好，一拿出来，那老头的火气更大，拍着桌子暴跳如雷：“早就晓得你家有一载盐引，摊开堆垛只怕能砌高塔、铺大街，今天我亲自来到贵府上，不说贪图你一担两担，孝敬个十斤八斤也是理所当然。却没想到你们居然拿这点细碎渣渣来打发我，真正是惟利是图、忘恩负义！”

一通话骂得赖家老小焦头烂额，赖永初更是百口莫辩，叫苦不迭。他运回了一载盐引并不假，六百包盐巴在贵阳吊秤足有七万五千斤，可这些东西现在全被扣在了南门外的余家坝（今南明桥头宏业大厦一带），连贵阳城都进不来，更谈不上什么“砌高塔、铺大街”的公开售卖了。

说起来，“专商引岸”只是食盐销售的第一个环节，还有另一个环节叫做“盐业专卖”。也就是说，食盐先是由拥有“引单”的运商从原产地运到销售地，再由掌握“票单”的票商把“引盐”变成“票盐”，才能最终在市面上销售。

运盐难卖盐易，既然能拿到“引单”，当然也就更能拿得到“票单”，所以运商通常都具备票商的资格。但赖永初却与别人不同，这小子是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他有本事把盐巴从四川运进来，却没办法在贵州当地卖出去。

余家坝是贵阳盐运的终点，几十年来，在这里进出的向来只有“永隆裕”、“永发祥”、“义盛隆”和“协兴隆”四家商号的盐引，但因为其中的“永隆裕”和“永发祥”都属于华之鸿华家，所以实际垄断贵阳盐业的是三大盐商。各商家在货场上开设有自己的办事机构，从掌柜、二柜、三柜到跑腿的伙计一应俱全，货物进场立刻就可以收单开票、趸售发放，再流水般地分送到全省各地的大小盐行，一点也不耽搁。可没想到，赖永初偏偏却在这里遇上了麻烦。

当时的贵州并没有专门的盐务官署，余家坝货场是由“巡警道”负责管理的。“赖兴隆”的盐引运达的时候，警察查看“运单”核实无误，挥手便让货物进了场，可盐斤吊秤之后再想出场就必须把“运单”换成“提单”（售盐准单），这个环节却被卡住了。没有销售凭证，货场的管事自然也就不肯放行，结果弄得赖永初的盐巴进了仓库就出不来，别说是拿到街上去卖了，就连想搬一坨回家自己尝尝也是不可能。

赖永初运回来七万多斤盐巴，可自己家里的存盐却还不到一斤。半年多来，川黔边境（护国第一军的战场）开打、湘黔边境（护国东路军的战场）开打，滇桂黔边境（护国第二军的战场）也开打，贵州四面烽火、商路完全中断，从而陷入了严重的盐荒。

在西南各省中，贵州是唯一完全没有盐业资源的省份，所以商道被阻之后，食盐就立刻告急。到1916年的8月初，贵阳的盐价已经暴涨至每斤一块八。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的一斤盐应该合五斤米，而这时却用五十斤米也换不到一斤盐了。有个加工腊肉的作坊被盐荒折腾得没有办法，索性把活猪赶到市场上来换盐，毛重一百多斤的生猪从换十斤盐喊到只换五斤也没人肯接手——这年月，一头猪容易找，到哪里去找五斤盐？

如果说最初的盐价攀高还有一些商人囤积居奇的因素的话，那么到这时候就确实是因为没有盐可卖了。盐这东西不象是粮食，一般是没有战略储备的，当时的各级官府都设有“常平仓”，里面装着“常平粮”，发生饥荒的时候可以开仓赈济，可是那仓库里却只有大米没有盐巴，所以一旦出现了盐荒，官府除了严令“各盐号不得停业”之外，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注：因为1916年的这次教训。抗战时期就在贵州设置了“常平盐”机构）

城市的人口集中，再加上贵阳人的饮食口味又比较重，“不淡不咸，每顿三钱”、“盐巴三钱半，味道才不淡”，所以食盐消费量很大，一旦遇到供应中断的情况，立刻就感觉受不了。几个月下来，贵阳各家盐商的库存都卖空了，因为不能停业，所以只好尽量缩短营业时间，零敲碎打的敷衍着应付门面。每天商铺开板的时候，盐行街总是人山人海，有的人因为挤不到柜台前，索性把大洋直接装在篮子里、用长竹竿挑着往前送，嘴里还喊着：“抓！抓！随便拿”，那简直是有点不在乎价钱了。盐号仓库里有许多废弃的篾片草包，原本都是当烧柴用的，可现在也全都被人买了去，因为那毕竟是装过盐巴的东西，煮一煮还能煮出咸味来。

许多人买不到盐，更多的人买不起盐，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赖永初的七万五千斤盐巴却堆在余家坝货场里动弹不得。老百姓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还以为赖家的老板准备囤积货物抬高价钱，看不见盐巴上柜，通城的人都骂“赖兴隆”见利忘义。弄得赖永初真是有苦说不出，心急如焚、愤懑不已。

货物被困，明摆着是三大盐商在故意刁难。这也难怪，贵州配给的盐引数额本来是固定的，有人进来横插一杠子，别人也就凭空减少了一份，而且这“搅乱格局”的先例倘若成功开了头，以后就越发不可收拾，所以老的盐商自然会勾结起来、想尽办法排挤新人，欲至之死地而后快。

说起来，赖永初的货物这时候正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状态。他的“引单”是正规的，所以盐巴存在货场里是合法的官盐，别人不能干涉；但他却没有“提单”，所以不能移动，如果一搬动就又从官盐变成了私盐，随时都可以被没收……也就是说，货场里的东西虽然看起来是赖永初的，而实际上他却一点儿处置权都没有，这可真叫人无可奈何。而更为致命的是，不移动货物就无法销售，不销售就无法转化成利润，赖永初的盐巴是用“押汇”买来的，每过一个月利息就要加两成，这象是借了高利贷一样，时间一长，根本用不着其他盐商动脑筋，他自己就会被沉重的债务压垮了……

因此，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争取获得销售许可，可这却又谈何容易。贵州食盐的趸售凭单由省商会管理、零售凭单由盐业商会管理，省政府的财政司也有权指导规范，但省商会和盐商会的首脑都是华之鸿，而且这家伙还担任着贵州财政司的司长，向他申请销售凭单，无异是与虎谋皮。

除此之外，或许还有一个办法。余家坝货场是由巡警管理的，如果能让警察部门破例签发“放行条”，也可以把盐巴运出仓库，再转售给郊县的“担担商”（担担商是具备零售资格的散户盐贩，每月的销售定额只有一百斤）。警察归政府管，当时，黔中道（贵阳属黔中道）的道尹是王伯群，他是刘显世的外甥、王文华的哥哥，也是“兴义帮”的小老大，赖永初想起何辑五跟他的关系很不错，于是就跑到模范中学，找到了曾经鼓动自己贩盐的“革命家”。

几个月不见，何辑五显得更加意气风发了，这位十六岁的中学生一会儿跳上讲台发表演说、一会儿又脸红筋涨的展开辩论，开口闭口“吾国吾民”的，已经隐然有点革命领袖的风范。听了赖永初的陈情，何辑五依然是那么慷慨激昂，张嘴就是一套气吞山河的言辞：“噫！盐务危矣，昏昏然噩噩然，病入膏肓，不变何以求其生？夫盐务之改革，不特解除民众食盐之痛苦，亦可廓清吾省封建之余毒。试想盐商划地行盐，与旧时封建者何异？盐权垄断，人民何得食盐之自由？设能熟思审视、妥筹创新，课税积微成巨，有断不止目前之数者；又若因地制宜、不拘一格，令各地色白、质优、味美之好盐畅销吾省，人民安得不争先恐后以趋之？诚如是，则庶几国课无亏、民生有望矣……”诸如此类，有用没用的废话说了一大堆，可就是对赖永初请托帮忙的事情置若罔闻，弄得人又急又气、无可奈何。

何辑五显然是在装傻。赖永初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王伯群这时候也想做盐巴生意，正在和几大盐商联络沟通、彼此间打得火热，所以何辑五随便喊一喊口号还可以，要真正推行“盐务改革”却是不可能的。至于让警察“破例放行”的事情，那更是连想也不用想了。

8月5日的晚上，也就是“赖兴隆”盐引受困货场的第三天，留在柴溪当“坐探”的葛志诚星夜兼程赶来报信：“永隆裕”华家的十六载盐引已经运抵刀靶水，马上就要渡过乌江到贵阳来了。

十六载盐引也就是一百多万斤盐巴，跟这批货物相比，赖家的那七万多斤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听见这个消息，几天来不眠不休、昼夜奔走的赖永初沮丧地低下了头，他明白：这场孤注一掷的贩盐的博弈，自己最终还是输了。不是输在艰难的路途中，而是输在了家门口的终点站；不是输在能力、商机和运气的比拼上，而是因为，仅凭个人的力量，他实在无法抗衡多年来沿袭成规的商业传统、更无法对抗那些由官僚和富商结盟而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

虽然输了，但赖永初却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他知道，面对来自各方的压迫和围剿，他必须立刻找到突围的缝隙。就象撤退中的军人才能真正表现出专业的成熟一样，优秀的商人也必须经过困境的考验。如果说几个月前的赖永初还只是个大胆而稚嫩的商铺伙计，那么经过这半年来江湖历练和耳濡目染，他的心智已经成熟了许多。在杂货铺后院那间昏暗狭小的厢房里，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正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先前见过的那些高手的奇思妙招在他脑海中一一闪现，“只要有筹码在手，就不怕置死地而后生”——这是周西成在国太寺给他的启示；“只要有筹码在手，即便跟敌人也能达成交易”——这是杨森在合江教给他的经验……可是筹码、筹码，现在自己手里的筹码到底是什么？又应该如何去做，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呢？

终于，一道灵光闪现，就在这濒临灭顶的时刻，一个未来的商业钜子终于开窍了。

贵阳城北的五显庙旁（今毓秀路）有座“文家公馆”，那是“光裕典”典当行老板文明钰的家。

早年间，商人的居所一般是不能称做“公馆”的，但文老板却有所不同，他不仅经营当铺，而且还是谘议局的谘议、官钱局的协理，有“中书舍人”和“同少大夫”（民国初年的文职品秩）的头衔，既是商也是官，所以别家的大门只能漆成黑色、他家可以漆成红色，别人家只能叫“私宅”、他家却可以称“公馆”。

中国的语言有时候是不太准确的。比如“私宅”的真正意思其实是不私，别人可以乱闯乱拆，“公馆”的意思其实是不公，老百姓轻易进不来。照规矩，象赖永初这样的小老百姓也是没资格进文公馆的，但这时的他却有个特殊的理由，因为先前在办“押汇”的时候，对方提出的交付对象是“光裕典”，也就是说，赖永初在四川向颜泽辅借的钱，到贵阳要还给文明钰，所以在这件事上，大家是业务的平等伙伴，而不是尊卑有别的官员和平民。

开当铺的贵州人文明钰能够跟办盐号的陕西人颜泽辅扯上关系，赖永初并不觉得奇怪。因为贵州的典当行业是由贵阳知府刘荫恒在清朝嘉庆年间创办的，刘荫恒是陕西人，贵阳过去的当铺也都是陕西的字号，直到光绪年间贵州实行“专商引岸”，这些陕西老板才一窝蜂地去开了盐行，转而把当铺交给了自己的贵州徒弟。所以，贵阳的典当行与陕商、盐商具有传统上的血缘关系，颜泽辅与文明钰能够拉起手来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于盐引被困余家坝的情况，身为省商会监事的文明钰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但这老头儿此时却做出懵然不知的样子，一边神态安详的吸着水烟，一边听赖小伙子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听到最后，才用手中的白银錾花烟钎轻轻地拨了拨景泰蓝烟斗上的浮渣，斯条慢理的问了句：“那么，世侄现在的打算，又是如何？”

“盐巴放在仓库里总归是不行，最好能把货物转给哪家盐号，这样他们能趸卖，我也可以脱身”

这意见显然是在文明钰的预料之中的。他点点头，脸上泛起了一丝笑容：“嗯，这倒是个万全之计，我可以替你关说一下……只不过，现如今，省内的几家盐号都对你颇有些看法，磋商调和总是要花费一些时日的，所以，恐怕你还需要耐心等待方能有所结果……”

“在商言商，他们对我的看法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事情拖不得。目前市面上最低的盐价是一块六一斤，我情愿对半打折，八角钱出手，有兴趣的话明天就成交，不然我也只有另想办法”

“哈，简直是异想天开”，文明钰禁不住冷笑起来，肥胖的脸上充满了鄙夷：“盐商之间的买卖，市面上的价格岂能够作数？娃娃，你能把盐巴运到贵阳，别人也同样运得来！现在仁岸綦岸的商路都已经开通，盐荒立刻就可以解决，明后天，各家的货源都是充足的，你那点盐巴还有哪个会稀罕？能三角钱出手就阿弥托佛了，居然想要八角？嗯哼哼！”

“做生意，当然是愿买愿卖。八角钱是我的实价，拿给哪个都是一样的。我也晓得仁岸的十六载盐巴正在路上，但他们最快也要两天之后才可能抵拢贵阳。而城里的盐荒只怕是连这两天都顶不过去了，所以我也不得不为老百姓着想”，说着，赖永初猛地站起身来，“明天上午，如果有盐号肯接手，我一次性转货，如果没有盐号肯接，我中午就在大街上贴告示，说明盐引无法出仓的原委，请大家直接到余家坝仓库来买，照样是八角钱一斤，一分不加、一分不减！”

文明钰手里的烟钎立刻就掉到了地上。

赖永初深夜来找文明钰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早就料到，在文家公馆所说的每一句话，转眼间就能传到华之鸿的耳朵里。

在贵阳商场上，当铺是盐行的“亲戚”，而在贵州宦海中，这文明钰更是华之鸿的附庸。华之鸿是“耆老会”的领袖、文明钰就是会中的骨干，华之鸿是总商会会长，文明钰就是商会的监事，华之鸿是官钱局的总理、文明钰就是协理，华之鸿是银行的总办、文明钰就是协办，华之鸿出任财政司长兼预决算处处长、文明钰就担任副长，华之鸿是民国册封的“少大夫”、文明钰也就是“同少大夫”……所以，赖永初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这当铺老板能帮上自己的忙。在他的策划中，文明钰只是个媒介而已，就象是合江城里的夏之时一样，而这场谈判的真正对手，其实是那个躲在背后、高高在上的盐商华之鸿。

现在，亮给华之鸿的筹码已经通过文明钰转达出去了。底牌不是盐巴本身，而是他即将采取的在货场直接卖盐的极端行动！

只要盐引还存在盐库里面，那就是属于赖永初的合法官盐，这在所有权上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余家坝并不是个正经做买卖的地方，而且门口还有巡警守卫，所以如果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全都涌向那里，能不能买到盐巴暂且两说，但肯定会引发一场牵动全城的大骚乱！因此，这个带有极端意味的举措其实是在挑衅社会的承受能力，真搞起来其实对赖永初自己也没有好处，但这却是他现在最后的也是最有分量的王牌了——他必须要让对手知道，一个刚从战场上运回几万斤盐巴的血性少年，一旦被逼得走投无路，再打起了“为百姓解救盐荒”的大旗，那是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的！

这张王牌对四川人开的“义盛隆”没有用、对陕西人办的“协兴隆”也没有用，他们都是外地客商，不吃这一套。但“永隆裕”和“永发祥”的华之鸿却非得接招不可，因为华老板除了盐商的身份之外，更是掌管全省商业和财政的官员，一旦事情闹大了，不仅有损于他“宅心仁爱，德行超迈”的名声，甚至会动摇他在政坛上的地位……赖永初正是算准了这一点，才决心置死地而后生，宁愿打出拼命的筹码，也要生拉硬扯的把对手拽出来做交易。

第二天一早，“永隆裕”商号的管事带着轿子来到赖兴隆杂货店的门前，说是延厘公（华之鸿字延仪，晚年号“延厘”）请赖老板去狮子山谈事情。

狮子山（今香狮路一带）在贵阳的西郊，出了西门往外走，经过香炉桥，眼前一片绿树成荫的山坡就是华家的农场。说起来，华之鸿私人的休闲场所有两处，养性的地方在东门内的“大觉精社”（今电台街“华家大院”），里面收藏着各种佛经，而修身的地方就是这西门外的“自立农场”了。农场里除了果树，还有许多花卉和药材，华之鸿闲暇的时候常来这里劳作一番，除了锻炼身体，也有点淡漠名利、超脱世俗的意思。

赖永初上山的时候，华之鸿正在给果树剪枝，看见管事的带了人进来，他的手并没有停下，只是略微的点了点头：“哦，你就是赖兴隆的赖老板……说说看，有什么打算？”

“我不是赖老板，老板是我父亲”，赖永初笑了笑，也顺手拿起家什帮着锄草松土、浇水施肥。这一次，他没有再讲什么“贴告示、卖盐巴”的计划，而是详详细细的把几个月来的艰险历程全都如实的说了一遍。

华之鸿默默的听着，时不时地扭头看看身边这个比自己的儿子还小许多的晚辈，显然也对他的经历充满了好奇。等把果树的新枝都修理完毕之后，他才放下手里的剪刀，淡淡地问了句：“你仓库里的盐巴有多少斤？”

“七万五千斤”，赖永初知道，华之鸿不可能不清楚余家坝货场上的库存，他这么问，其实是已经准备接受自己先前的开价了。

但华之鸿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洗过手，拈起茶点，他又提了个问题，语气还是那么舒缓，不慌不忙、不急不乱。

“盐者，资民食而裕国课，关乎桑梓，利害至溥也。这道理你知道吧。你虽然年少聪敏，但在盐业上毕竟还是缺了些磨练，我看不如这样，把你的引单交给“永隆裕”统管，盐号另聘你为观察，每月酬劳一千块茶水费，这样与己方便、与人也方便，不知意下如何？”

——华之鸿的底牌开出来了：他要赖永初让出运商的资格，回报是每月一千块大洋。

很显然，华之鸿是不希望赖永初继续留在盐业这个行当里的，以他的势力做出这样明确的表示，任何人都必须认真的思量一番。

赖永初当然可以断然拒绝华之鸿的提议，但他同时也很清楚，这时候是决不能仅凭冲动就贸然行事的。还在从合江到贵阳的路上，他就知道“永隆裕”不仅有专属的船队、马队、护卫队，还沿途开设有客栈、货栈和分号，并且跟官府、商家、帮会、甚至土匪都有交道，无论经营规模还是社会影响力都是旁人难以企及的。经过近几天来的货场较量，特别是现在再看见华之鸿一副从容镇定的样子，他更加明白，自己目前的实力是不能与真正的大盐商相抗衡的，如果华之鸿同意，“赖兴隆”或许还能留在盐行里成为一个附庸，而既然他表示反对，继续留下来的结果就肯定会非常不堪。

如果顺水推舟，用盐票换取每个月一千大洋的报酬，这交易看起来也似乎并不算坏。因为按当时的规矩，月收入五十块钱的是“老爷”，两百块钱以上就可以称“大人”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能挣到五个“大人”的出息，至少也可以保证自己的家庭生活富足、衣食无忧。只是，这笔钱终归是别人施与的，数量再多也不是自己的恒产，对于世代经营家传祖业的商户子弟来说，一个“恒”字又恰恰是最为重要的理念。盐票可以放弃，但“赖兴隆”却必须继续经营，经过了这次江湖历练的风雨洗礼，以前的杂货买卖已经不能满足小伙计的意愿了，他希望选择一条更有前途的路子，让传承了三代人的赖家字号能得到新的发展。

于是，一番思忖之后，赖永初做出了自己的答复：“盐业这样繁重的事情，自然应该交给行家来办。茶水费就不必了。不过，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想求华总理帮忙，办个钱庄的牌照”

华之鸿没料到赖小伙居然会开出这么一个交换条件。贵阳当时并没有钱庄，想申办新的行业许可，特别是银钱业这样的商业执照是非常困难的，但明摆着的是，通省上下，只有他这个财政司长、总商会会长、官钱局总理、银行总办是审批钱庄业务的最高权威，要拒绝一时还真的找不到什么理由，于是他愣了好一会儿，才终于点了点头：“能有如此志向，其心可嘉，我答应你，尽力促成吧”

“那太好了，今后还要请华大人多多关照”

“关照是不好说的。我管的是官银，不便照顾私人生意”

“不要官家的银子，只要大老板肯拿出一块银洋，我就封个头号的存单，高高的挂在柜台上！”

小伙子开心地笑了，这快乐的情绪也在无形之中影响到了华之鸿，他忍不住微笑起来，清瘦的脸上透出了些许赞赏的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