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玄天九变》介绍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苏-27的历史 -- 俺老孫

重返天安门

1984年12月21日，在经历了几次推迟和不明朗之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伊万阿尔希波夫率领着苏联政府代表团回到了他阔别20多年的中国，这也是1969年以来苏联最高级别领导人访华。在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中方给予阿尔希波夫最高礼遇，甚至震动了北京的西方外交界。除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一林举行多次对口会谈之外，阿尔希波夫还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接见。并与李先念、陈云、彭真、薄一波、赵紫阳等中共领导人分别以老同志的方式进行了私人性质的会面并互赠礼物。故友重逢，相见甚欢。回忆往事唏嘘不已，情景十分感人。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两个一直敌对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谈及此事非常感慨，带着一丝轻微的妒意开玩笑说，早知如此在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就应该让阿尔希波夫到中国来打头阵。作为受斯大林委派担任中国政府经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曾经与陈云等老一代中共领导人一起共事达8年之久，相互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事隔20多年后再一次相聚，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陈云作为当初苏联大规模援华“156项工程”谈判的实际参与执行人之一，对苏联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回顾中苏关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时曾经这样讲过：“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实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

从毛泽东主席首次率团访苏期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和协定，其中《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规定的，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并利用这笔贷款向中国提供了“156项工程”的首批50个大型项目。到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期间，双方就旅顺口问题，中苏科学技术合作问题以及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企业等问题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包括《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在内的10项文件。至此，苏联援华项目共计156项，通称“156项工程”。后来通过对156个项目进行核对时，经过反复核查调整后发现有2个项目重复计算，最后确定为154项。之后又有4个项目没有建设，因此进入实际施工的为150项。因计划公布156项在先，故统称为“156项工程”。这150项施工项目的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44个，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企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

上述实际施工的150个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工业体系中设施落后且门类不全，又70%以上畸形分布在东部沿海狭长地带的状况，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框架，奠定了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化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形成了一批门类较全、工业化急需的现代基础工业。通过对机器制造这一现代工业心脏的布局和建设，用于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得以较大提高，中国有了几十个过去没有、行业比较齐全的制造系统。由于一系列大型工业项目，特别是一批新型的、现代化设备项目的建成，使中国工业生产技术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许多部门在生产工艺上广泛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跨越了近半个多世纪，许多门类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尤其是“156项工程”中的一个重点是建设国防工业，这对于迅速奠定包括航空、航天、兵器和造船等现代中国国防工业的基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跃进式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促进了本国工业化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差距。可以说，新中国“一五”计划期间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旧中国在1949年以前一百年的发展水平，同欧美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毫不逊色。使得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从建国前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迅速提高到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西方曾经这样评论：在当今国与国的交往中，像苏联这样大规模成系统地帮助中国建立一整套工业和国防工业是绝无仅有的。

而此次阿尔希波夫的访问，郑重讨论了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问题的同时，还签订了中苏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建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3个文件。第一个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规定两国在研究、交换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知识，设计、制造和改造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相互提供技术服务和培训技术人员等方面加强合作；第二项协定的主要内容则是规定两国交换科学技术团队、学者和专家，交换科技情报和资料、共同研究和交换科技成果；第三项主要涉及以该机构来监督两国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方面的协定和协议的执行，促进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的稳步发展，共同研究进一步扩大合作的措施。通过这3项协定的签署，使两国中断多年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得以恢复。对于此次阿尔希波夫访华给予高度评价的陈云，特手书条幅“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表达他对中苏关系发展的感受和对两国关系前景的期望。

在这次访问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是阿尔希波夫在中国外长钱其琛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国的深圳经济特区，在此之前苏军总参情报部（GRU）第三局曾经就中国建设经济特区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做过一份详尽的汇报。对中国建设经济特区的背景和所遭遇的问题，以及特区的建设情况和发展前景做出了较为精确合理的分析。根据日后解密资料显示，三局总经济师尤里奥西波娃大校曾预言，依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在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的带动下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将有可能在2000年左右的时间超过台湾和韩国，而中国的广东省将在2015年左右的时间达到台湾的水平。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中国广东省的经济产值在2006年就已经超过了台湾。虽然在当时这份报告被认为有些言过其实，但总的来说其分析是合理的。问题在于，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这份报告在肯定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带动下得以迅速发展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相当负面的意见。认为中国建设经济特区是向西方资本主义敞开了大门，认为中国党受到利益驱使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甚至认为北京是想借此向美国示好，以换取西方的援助对抗苏联。报告中尤其对于中国允许私营经济死灰复燃提出批评，在承认私营经济带动经济发展和改善就业环境的同时，固执地认为私营经济的出现必然将导致中国党的动乱和垮台。

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党的改革使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建设成就和空前的国际地位，而苏联的改革则导致了一个强大帝国的分崩离析。向来标榜自己要建立人性化社会主义制度的戈尔巴乔夫，一直到苏联解体后还在质疑中国党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由于斯大林统治时期杀尽俄罗斯各界精英，致使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了近七十年的苏联人对于市场经济根本没有一个起码的概念。被西方甜言蜜语的宣传伎俩搞昏头的戈尔巴乔夫等前苏联领导人，天真的认为只要在政治层面放开而不需要在经济领域进行变革，就可以依靠西方的援助实现苏联的繁荣和振兴。对深圳的访问给阿尔希波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深圳地方领导详细介绍特区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使苏联客人实际了解到中国党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和危机感。以及中国方面的确是准备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的决心。

作为对阿尔希波夫访华的回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于1985年7月11日访问了苏联，并同阿尔希波夫再次举行会谈。双方在发展经贸合作方面谈得很顺利。在此期间，苏联主动提出愿以优惠价格向中国提供电力设备和其他工业产品，并提供贷款协助中国改造50年代由苏联援建的156项企业，双方就此签署了《关于1986-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和《关于在中国建设和改造工业项目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86年3月阿尔希波夫再次访华，参加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除签署《中苏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外，双方还签订了《中苏两国政府关于互相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条件的议定书》，讨论了在中国境内建立新疆通往哈萨克斯坦铁路建设工程的竣工问题。此后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科技和军事领域的交往逐渐增多，一直到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彻底结束了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

由于长期以来外界对于苏联的国家体制不甚了解，所以对于中苏两国这一时期进行的这些政治活动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对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伊万阿尔希波夫中国之行的重大意义，和随后签署的几项重要协议的内涵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尤其是某些西方分析家认为，就在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新华通讯社还发表了一篇有关当前苏联和其他经互会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评论，而且还透露出中国最近在与苏联边界连接的地区加强了军事防御。这显示出在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上的敌对和相互猜疑，是因历史因素和领土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由意识形态解释方面的分歧造成的，因此，中苏两国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上的敌对和互相猜疑，决不会因为一次高级领导人的访问而消失。应当说这样的分析并非全无道理，但是他们似乎忽视了自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以来两国就恢复双边关系所做的各项努力。正如阿尔希波夫后来所说的：“由于客观上我们两国努力使几年来中苏双边关系中出现的积极发展趋势稳定和加强，我的中国之行最终得以实现。”

这里还要强调一点的是，阿尔希波夫首次访华中缔结的三项协定，在同一时期除经互会国家和印度之外，莫斯科还没有跟任何一个非盟国政府签署过这样的协议。甚至关系良好的越南、古巴和朝鲜都没有这个资格。尤其是伊万阿尔希波夫是作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访问中国的，这就显得更加不同寻常。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公开职能是主管全苏的国民经济建设，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这个职位上还有另一项任务，虽然不太被外界注意但实际上是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主管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在苏联时期，使用“军事工业委员会”这个术语时，我们不仅要记得那12个专门负责生产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工业部，还要记住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所有这些部门一起构成了以军事工业委员会为首的权力极大的整体。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委员当中包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十三名部长、总参谋长和总参情报部部长。军事工业委员会就是军队，而军队也就是军事工业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的经济和财政实力只有苏联本身的实力才能与之相比，换句话说整个苏联的国民经济都在为军事工业服务。在苏联的任何一个发展经济的5年计划中（不是那些能够在报纸上进行宣传的而是真正实施的计划），核心就是军事工业委员会的计划。苏联经济的所有其他部门，比如冶金、机床制造、能源、运输、农业等，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而只是为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做准备。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就是要协调这些部门与那12个军事工业部的关系。

除签署三项协定外，莫斯科还主动提出提供贷款协助中国改造早年的156项企业。要知道这其中也包括那44个军工企业，其中自然也包括航空和航天工业。这就意味着苏联愿意帮助中国实现整个国防工业的现代化。自1983年4月安德罗波夫批准恢复向中国出口米格和伊柳申飞机的零部件，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逐步恢复。苏联同意出售带有军民两用特征的图-154客机和米-8直升机，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双方形成的敌对和戒备心态，以及阿尔希波夫对中国过分友好的态度引起了某些人的不安。特别是他在回国之后大力宣扬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公开提议应该向中国学习的论调激怒了党内的保守势力。在1986年10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身体健康状态不佳为由解除了他的职务。虽然其后莫斯科依然派遣同等职务的高官访问中国，但是双方所取得的进展自然而然地放缓下来。由于担心苏联过早地与中国实现和解，美国派遣了国防部长温伯格访问北京，并签署了合作改进沈阳歼-8歼击机的“和平典范”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