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玄天九变》介绍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苏-27的历史 -- 俺老孫

歼-8型飞机

多年之后，随着美国中断了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彻底断送了中国空军曾经寄予厚望的“和平典范”工程。中国军方痛感不仅失去了获得先进歼击机技术的机会，也对本国歼击机技术在美国人的面前暴露无遗感到沮丧。在1990年进行的双边军事将领的交往中，中方坦承他们对此的忧虑，他们也对于苏联军方在米格-25叛逃事件后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非常感兴趣。在洽谈采购新型米格歼击机的过程中，中国空军副司令林虎中将（译音）向苏联空军总司令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上将透露说，即使美国人不再返回这一项目中国空军也将继续支持这一计划进行下去。中国的航空工业部门正在组织科研力量，整理与格鲁曼公司合作期间的技术档案和资料，力图从中获取有价值的部分，以便依靠自力完成“和平典范”工程所要达到的技术目标。与中国空军拥有的歼击机相比，“和平典范”工程涉及到的这个型号在包括航程和全天候作战能力等总体性能上有质的飞跃。中国空军希望在这个型号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较现代化并更为可靠的防空体系。当然，对于外界来说则不仅是苏联、日本和美国也同样关注这种后果。

还是在1986年第一次得到中美展开有关合作的消息时，军事情报部门就断言，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空军的，缺乏全天候空战和对高空高速目标进行拦截能力的这一系列难题将在未来五年内获得彻底解决。在80年代能够引起苏军总参情报部（GRU）关注的中美军事合作就是歼-8格型飞机（情报部九局将经格鲁曼公司改进的型号称为歼-8格），除了这款飞机的出现对于中国空军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对于中国航空工业界在工艺和技术规格上迅速向西方靠拢的倾向也做出了冷静而准确的判断。多年后当中国引进苏-27歼击机的生产专利时，情报部门一再提醒相关单位注意这一问题，可惜那个时候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声音。最新消息显示，在中国空军的强力支持下，沈阳工业集团已经完成了按照西方技术标准对苏-27进行改装升级的工作。无独有偶，那时在苏联航空工业内部也在就型号发展过程中的工程应用西化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以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兼苏霍伊设计局总设计师米哈伊尔彼得罗维齐西蒙诺夫为首的革新派，在1978年提出将T-10工程全盘推倒重来的基础上完成了苏-27飞机的同时，提出有选择地参照技术标准研制三翼面布局的苏27M多用途歼击机。虽然这一大胆的举动遭到了诸多非议，但是在航空工业部部长伊万西拉也夫的坚定支持下，苏霍伊试验设计局和阿穆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KnAAPO）开始了苏-27M漫长的研制过程。这也可以解释苏-27飞机因何受到中国方面的青睐。但在当时，北京显然是期待通过与美国的合作使其获得梦寐以求的成套技术。

早在1979年中国军队结束了对越南的军事行动后，总参情报部（GRU）所属第九局就曾不止一次地向阿尔巴特军区首长汇报，中国空军正致力于解决歼击航空兵的全天候作战能力。同一时期，海军情报部也有类似的报告。虽然理论上海军情报部部长也是总参情报部副部长（海军上将军衔），受情报部部长（陆军大将军衔）直接领导并接受第五局的工作指令，但是海军情报部部长有直接向克里姆林宫汇报工作的特权。1982年秋，隶属于海军宇航情报局的电子侦察船在对马海峡西南作业时截获大量驻鞍山的歼-8歼击机空地语言引导的通信内容。之前驻北京的工作小组注意到《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的，时任国家主席华国锋参观沈阳歼-8生产线的消息。在中国的官方电视新闻中，出现了这种体积庞大的双发歼击机，并一再强调国产高空高速歼击机研制成功的重大意义。九局十处所属的航空兵器战术技术研究中心通过对多种途径获得的资料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结合茹科夫斯基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对歼-8飞机进行的反向摸底研究，其得出的结论是，在歼-8飞机的发展上中国还是偏离了方向。这类气动外形的歼击机，适宜于作为国土防空截击机，然而中国的防空体系建设却无法与之有效配合。

1969年之后，中国空军将主要力量部署在北京、沈阳、大连一线，同时也没有放松在东南沿海的部署。这几处是最容易侦察中国空军技术状况征候的地区。总参情报部（GRU）在1974年整理的有关报告认为，中国空军在北京和辽东半岛部署有自动防空指挥系统，此外在东南沿海部署有相应的系统。但是根据后来朝鲜人民军总参侦察局交换的情报显示，中国空军根本没有部署这一系统的征兆（实际上中国空军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逐步建设起类似的系统）。为此遭到政治局非议的情报部部长“米哈伊洛夫同志”倍感难堪的同时，还要忍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KGB）安德罗波夫大将借这次失误对自己这个过去的同事，现在的竞争对手毫不留情地冷嘲热讽。即使是情报部分区指挥点的话务员都清楚，如果不是因为彼得伊万诺维奇伊瓦舒京大将（化名：米哈伊洛夫同志），这个克格勃军官出身的情报部部长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更为卖力地保护军队的利益，从而获得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元帅和军事工业委员会大部分委员的大力支持，尤里安德罗波夫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送进苏哈诺沃疗养院活埋掉，就如同当初斯大林处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大将那样。当然，米哈伊洛夫同志对此也是了然于胸。他本人就是逮捕并处决前任部长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谢罗夫大将的行刑者之一。

深知其中厉害的米哈伊洛夫同志不得不打起精神努力工作，调集了本部门的精兵强将准备大干一场。很快，由六局（电子侦察局）和远东军区情报部组成的工作小组（东方战线的前身），在宇航情报局和太平洋舰队电子侦察部队的全力配合下，终于摸清了中国空军的大致情况。由东方战线提供的情报表明，中国空军一直都在使用苏军早已淘汰的模拟制式空地电台，只要在机场附近，用调频收音机就能收听到空地通话。部分任务报文通过口诵报文密码通知飞行员。总之，这类指挥体系，在60年代初期已经很难适应作战需要。但是中国空军一直到80年代初还在以此为主要指挥手段。1979年中越边境形势恶化期间，情报部门曾经质疑中国是否发展出类似苏联的系统在局部地区运用。驻金兰湾的海军情报部特遣分队派出的远程侦察机并没有截获到类似“空气”系统那样的定向信号，也没有截获到较大容量的数据报文信号征候。在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是，在歼-8格项目中提到的防空自动化接口指标也非常贫乏，九局由此判断中国没有防空自动化指挥系统。

这个现象表明，中国的歼-8格项目即便完成，也不可能将歼-8格的作战性能提高到苏联防空截击机的水平。从50年代起国土防空军的截击机装有自动引导系统，无论在苏联境内或监控的周边地区，截击机都能获得强大的自动引导服务支持。将截击机自动引导到武器射程以内，然后向截击机飞行员交班，由飞行员接管驾驶。此前，自动引导系统已经将飞机导入截击雷达作用范围。而中国空军的引导体系一直采用人工作业，这很难在复杂条件下实施拦截作战，也容易受到干扰和产生混乱。

在90年代与中国空军的交流过程中，证实了们当初的意见。歼-8飞机的性能并不具备执行拦截高空高速目标的能力。到1989年时，歼-8I型的机载雷达最大探测距离仅30公里，携带的是近距红外制导空空导弹，需要在气象条件较好的状态下由地面指挥所提供非常精确的引导，才能对高速目标勉强构成威胁。尤其是中国当时的短距空空导弹不具备迎头拦截能力。携带短程导弹的截击机引导要求精度更高，中国空军的指挥系统当时缺乏这种能力。

实际上即便是当时最新型的红外制导空空导弹，对于迎头目标的寻标也是极为不可靠的。中国对于苏联空空导弹的发展曾经起到过非常关键的作用，当初工业部门从中国送来的美制“响尾蛇”导弹残骸中提取了相当完整的红外寻标器，分析和测试的成果是由两国共享的。这种导弹的结构在此后20年中成为苏制短距空空导弹的主要样式，可见其影响之深。由于科研和工业基础差，中国在获得了相关成果后在很多年里没有发展出可投入实用的产品。他们似乎一直停滞在小改动，没有根本性技术更新的阶段。80年代初痛感技术差距过大的中国空军分别从以色列和法国引进了全套的“怪蛇”Ⅲ和马特拉550型导弹，才取得了相对先进的红外寻标器技术，部分弥补了技术上的差距。通过对两伊战争期间中国向伊拉克出售的红外空空导弹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导弹多数采用点源制导，但最新的感光元件采用了两个不同波段的对称传感窗口，这是所谓的双色制导的一种典型模式。与在黎巴嫩收集到的以色列导弹残骸结构情况很接近。不过这型导弹并不是从以色列引进仿制的PL-8型，而是类似PL-5的亚改型。这表明虽然当时中国已经尝试应用西方技术，但是其基础并不足以使这种努力达到与西方同样的效能水平。这样的导弹和歼-8歼击机构成的拦截系统，对于西方和俄罗斯的主战型号几乎是无效的。

对于歼-8飞机来说，最致命的缺陷在于缺乏可靠的雷达制导中距空空导弹和制导发射这种导弹的能力。关于中国研发雷达制导空空导弹的情况，因为当时有苏联专家的参与所以莫斯科一直比较清楚其发展状况。两国关系紧张时期，总参情报部（GRU）主要依靠越南和美国的情报渠道。越战期间，中国派遣防空部队进入北越参战，并将他们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运回国内。苏联驻越军事顾问团的防空军导弹专家马特维布拉尔斯科夫上校汇报说，他在河内北面的清化（那里是苏联和中国防空部队防区交叉的区域），看到一架相当完好的美国空军F-4飞机残骸被中国部队拆走的情形，上面至少有2枚较为完整的“麻雀”导弹。此外中国海军还曾在南中国海打捞起更为完整的导弹和飞机。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在设法取得雷达制导空空导弹的技术样品，这是加紧研制这类导弹的征候。莫斯科曾据此得出中国空军将取得一定程度技术成果的结论，但是直到中俄军事交流步入正常化之后，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才逐渐明朗。实际情况是，中国空军一直到90年代初不得不采用短距空空导弹为主战装备，一直到装置R-27中距空空导弹的苏-27歼击机交付使用。

因此可以说，中国空军当时的这种配置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绝对是力不从心的。苏联时期国土防空军有很多这方面的教训。在远东的拦截行动中，曾经有很多次因为系统问题导致远距空空导弹无法解锁，飞行员只能依靠短距空空导弹补充攻击。这使得截击机必须设法机动到离目标很近的位置，然而地面系统此时提供的引导信息无法满足近距离的机动需求，必须依靠本机雷达从很远的距离上保持跟踪状态。这使得我们的截击机在进入发射圈之前，就处于敌机携带的中远距空空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一情况直到米格-31重型截击机服役后才有部分好转，由于配套的“剑”式雷达和KC远程导弹的研制进度滞后造成飞机的性能无法获得全面发挥。虽然不能确定中国空军是否遭遇过此类问题，但使用歼-8飞机进行拦截作业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中国空军的地面人工引导误差更大，在复杂条件下飞行员很容易错过战机。就这样一直到1985年以后也未见中国空军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即使是最新型的歼-8I歼击机服役后也不曾给双方的军力对比带来多大的影响。

阿尔巴特军区在获得情报部门提供的，中国空军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的歼-8I进入服役阶段情报后，在例行的“首长司令部-乌拉尔防空指挥自动化战备演习”中特意组织了具有针对性的战术模拟演练。第79近卫重型轰炸机师派遣四批各两架图-22M远距轰炸机从新西伯利亚方向转场突防通过远东军区的防区，第14防空集团军驻捷姆基机场的苏-15截击机和乌拉尔军区防空部队所属的米格-23ML歼击机，尽量模拟中国空军的作战模式，在地面指挥所通过人工引导状态进行拦截。所有起飞的苏-15和米格-23ML奉命关闭雷达，在只携带短距空空导弹的情况下，完全接受地面指挥员的口令实施拦截作业。结果证明这种战法对于具备超音速突防能力的图-22来说是极其有限的。在最好的情况下飞行员也仅仅获得一次射击机会，且大都是在投弹完成之后，这意味着轰炸机已经完成了空袭任务，以苏军防空作战条例而言等于宣告拦截任务失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远程航空兵对于歼-8系列的服役无动于衷。这里还要提到所谓的歼-7Ⅲ型飞机，这是中国第一种在役的安装有火控雷达的歼击机。总参情报部（GRU）九局的航空技术专家曾经推测其作战性能与防空部队的米格-21Bis差别不大，米格-21Bis同样也进行过拦截图-22M的战术模拟，拦截成功率同样不高。这种飞机的出现是应急之作，表明当时中国空防存在严重的缺陷。很多多年后在中俄军事交流中，证实了当时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歼-8格项目在1990年终止，但是中国技术人员已经得到了相当的收获。他们获得了格鲁曼公司对歼-8飞机的气动，以及结构改进的完整技术资料。获取了先进的总线技术资料，以及相关的航空电子系统的部分设计资料。但是这些设计几乎都基于美国或西方的技术产品，基于当时美国和西欧都对中国进行制裁，使得中国无法获得这些产品。而本国这类产品是空白，这使得自主改进歼-8格飞机变成了需要完善电子工业体系的庞大工程。以中国当时的工业水平不足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达成目的，必须依托对外军事技术合作。这个合作最可能对象就是苏联。在开发歼-8格和超-7飞机的过程中，格鲁曼公司实际上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专才。在90年代初期中俄两国的军事技术交流过程中，苏霍伊设计局和其他部门的俄国专家发现，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型号设计开发的过程中，并没有沿用过去米格飞机的套路，而是熟练地应用一种我们并不熟悉的体系结构和细节处理思维。在后来与法国达索公司的交流过程中，法国人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中国人搞的基本都是沿用美国人的那一套。这在他们与沈阳和成都飞机企业进行合作的时候已经有所察觉。中国方面甚至参照美国的军事技术标准修订了一套全新的国军标，这对于俄罗斯也是一个很有成果的交流，至少我们的设计部门通过与中方的交流了解到美国人在军用飞机设计上的思维模式。据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南中国海撞机事件后曾经向以色列抱怨说，歼-8歼击机上挂载的是“怪蛇”Ⅲ导弹的中国版。而以色列人则毫不示弱的回敬说，我们只是售产品给中国，是你们教会中国人如何打造现代化飞机！

不过令人感到费解的是，中国方面一直固执地企图将歼-8格继续下去，从而形成一个大的系列。应当承认歼-8格是一种很不错的截击机，但无论是对场地的要求，以及技术性能等，都不适合作为争夺制空权的前线歼击机。中国空军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工业部门为了争取更多的发展项目和资金支持，一直在致力于将这种截击机发展成为制空歼击机，甚至多用途歼击机，而这些努力注定是得不偿失的。歼-8格的结构决定了很难挂载大量的空地武器，尤其是防区外发射的重型制导武器。现代化的多用途必须具备这类载荷能力，才能有效地执行所赋予的战斗使命。这恰恰是歼-8格最大的瓶颈，而中国的工业部门却乐此不疲，消耗了大量的精力。海军情报部曾经推断这是因为当时中国仅有这一型号进入了成熟阶段所致，在更为现代化的歼-10完善之后，这一进程被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