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新年献礼】E舅公的故事：你们不让我当老大很久了 -- wqnsihs

我记得有人推导过起码XX亩地才供得起一个读书人。（找不到具体出处了）

唐以前，知识被士族垄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书籍的珍贵。

一般是一个家族供养几个读书人，读书人科举当官之后，就自然而然成为家族的保护人，为家族兼并更多的田地、享受某些免税特权以及提携家族新一代去当官。对家族来说，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但是对国家来说，这是恶性循环：税源就这么一点一点变没了。（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核实天下土田为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到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已减一半有余，只有四百二十万八千另五十八倾。）

那些所谓文化，其实是家族内部教育，某氏家训、某氏家书、某氏家范，换个角度完全可以看作预备官僚之养成。

当然，兼并土地，由于舆论的限制，耕读起家的士大夫不能做得太狠，唯一比较合法且合理的手段就是贷款。准确地说，就是高利贷。所以王安石青苗法是犯了大忌的：此法废掉了兼并土地最好听的手段。

还有，张居正大搞一条鞭银本位，其实是加剧了明末土地兼并的。顾炎武就讲过（丰年而卖妻子者），山西某县，土地还算肥沃，但是一到丰收，农民们必须卖儿卖女才能交够税。为什么呢？银子并不是自由流通的，银本位其实是把小农推向了市场，农民直接参与商业的结果只能是更迅速更彻底更集中地破产。《多收了三五斗》说的也是这事，谷贱伤农。

总之，文化问题，归根到底还是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