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新年献礼】E舅公的故事：你们不让我当老大很久了 -- wqnsihs

甚远。私揣大约是涉及尊长的缘故吧。

如果这仅是一篇回忆老家故土尊长的故事，那是一篇好文章好故事，说的谄一些，介绍老宅的那段有点沈从文的乡土风了。其实楼主“阶级不完全是一个政治概念，也不完全是一个经济概念，更多是一个文化概念。既然是文化概念，就不可能短期内产生，也不可能迅速的消失”本身倒有些道理，至少在理论上有的是可以辩论的余地，但例证实在举得很不有力，于是得出的结论便颇觉得有些不妥。

其实说实话，楼主这篇文章中的感叹现在并不罕见，又是一家诗礼传家的乡绅世族，在上世纪的大潮中倾覆，并由此而将美好的传统一并带入过去时间的暗河永不复返。

我并不想质疑楼主的回忆或是被回忆转述的那些老人们的回忆是否真实可靠。只想问：如今复古怀旧，真的已经到了可以津津乐道于“家生世仆累代忠心不二”的地步了吗？

他旁边有块石头。主教便在那上面坐下。他们突然开始对话。

　　“我祝贺您，”他用谴责的语气说，“您总算没有投票赞成判处国王死刑。”

　　国民公会代表好象没有注意到“总算”那两个字所含的尖刻意味。他开始回答，脸上的笑容全消灭了：

　　“不要祝贺得太甚了，先生。我曾投票表决过暴君的末日。”

　　那种刚强的语气是针对着严肃的口吻而发的。

　　“您这话怎讲？”

　　“我的意思是说，人类有一个暴君，那就是蒙昧。我表决了这个暴君的末日。王权就是从那暴君产生的，王权是一种伪造的权力，只有知识才是真正的权力。人类只应受知识的统治。”

　　“那么，良心呢？”主教接着说。

　　“那是同一回事。良心，是存在于我们心中与生俱有的那么一点知识。”

　　那种论调对卞福汝主教是非常新奇的，他听了，不免有些诧异。

　　国民公会代表继续说：

　　“关于路易十六的事，我没有赞同。我不认为我有处死一个人的权利；但是我觉得我有消灭那种恶势力的义务。我表决了那暴君的末日，这就是说，替妇女消除了卖身制度，替男子消除了奴役制度，替幼童消除了不幸生活。我在投票赞成共和制度时也就赞助了那一切。我赞助了博爱、协和、曙光！我出力打破了邪说和谬见。邪说和谬见的崩溃造成了光明。我们这些人推翻了旧世界，旧世界就好象一个苦难的瓶，一旦翻倒在人类的头上，就成了一把欢乐的壶。”

　　“光怪陆离的欢乐。”主教说。

　　“您不妨说多灾多难的欢乐，如今，目从那次倒霉的所谓一八一四年的倒退以后，也就可以说是昙花一现的欢乐了。可惜！那次的事业是不全面的，我承认；我们在实际事物中摧毁了旧的制度，在思想领域中却没能把它完全铲除掉。消灭恶习是不够的，还必须转移风气。风车已经不存在了，风却还存在。”

　　“您做了摧毁工作。摧毁可能是有好处的。可是对夹有怒气的摧毁行为，我就不敢恭维。”

　　“正义是有愤怒的，主教先生，并且正义的愤怒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没关系，无论世人怎样说，法兰西革命是自从基督出世以来人类向前走得最得力的一步。不全面，当然是的，但是多么卓绝。它揭穿了社会上的一切黑幕。它涤荡了人们的习气，它起了安定、镇静、开化的作用，它曾使文化的洪流广被世界。它是仁慈的。法兰西革命是人类无上的光荣。”

　　主教不禁嗫嚅：“是吗？九三！”

　　国民公会代表直从他的椅子上竖立起来，容貌严峻，几乎是悲壮的，尽他瞑目以前的周身气力，大声喊着说：

　　“呀！对！九三！这个字我等了许久了。满天乌云密布了一千五百年。过了十五个世纪之后，乌云散了，而您却要加罪于雷霆。”

　　那位主教，嘴里虽未必肯承认，却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被他击中了。不过他仍然不动声色。他回答：“法官说话为法律，神甫说话为慈悲，慈悲也不过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法律而已。雷霆的一击总不应搞错目标吧。”

　　他又聚精会神觑着那国民公会代表，加上一句：“路易十七呢？”

　　国民公会代表伸出手来，把住主教的胳膊：“路易十七！哈。您在替谁流泪？替那无辜的孩子吗？那么，好吧。我愿和您同声一哭。替那年幼的王子吗？我却还得考虑考虑。在我看来，路易十五的孙子是个无辜的孩子，他唯一的罪名是做了路易十五的孙子，以致殉难于大庙；卡图什的兄弟也是一个无辜的孩子，他唯一的罪名是做了卡图什的兄弟，以致被人捆住胸脯，吊在格雷沃广场，直到气绝，那孩子难道就死得不惨？”

　　“先生，”主教说，“我不喜欢把这两个名字联在一起。”

　　“卡图什吗？路易十五吗？您究竟替这两个中的哪一个叫屈呢？”

　　一时相对无言。主教几乎后悔多此一行，但是他觉得自己隐隐地、异样地被他动摇了。

　　国民公会代表又说：“咳！主教先生，您不爱真理的辛辣味儿。从前基督却不象您这样。他拿条拐杖，清除了圣殿。他那条电光四射的鞭子简直是真理的一个无所顾忌的代言人。当他喊道‘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时，他对于那些孩子，并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他对巴拉巴的长子和希律的储君能同眼看待而无动于衷。先生，天真本身就是王冕。天真不必有所作为也一样是高尚的。它无论是穿着破衣烂衫或贵为公子王孙，总是同样尊贵的。”

　　“那是真话。”主教轻轻地说。

　　“我要坚持下去，”国民公会代表G继续说，“您对我提到过路易十七。让我们在这上面取得一致的看法。我们是不是为一切在上层和在下层的无辜受害者、殉难者、孩子们同声一哭呢？我会和您一道哭的。不过，我已对您说过，我们必须追溯到九三年以前。我们的眼泪应当从九三年以前流起。我一定和您同哭王室的孩子，如果您也和我同哭平民的幼童。”

　　“我为他们全体哭。”主教说。

　　“同等分量吗？”G大声说，“这天平如果倾斜，也还应当偏向平民一面吧。平民受苦的年代比较长些。”

　　又是一阵沉寂。突破沉寂的仍是那国民公会代表。他抬起身子，倚在一只肘上，用他的拇指和曲着的食指捏着一点腮，正如我们在盘问和审讯时无意中作出的那种样子，他向主教提出质问，目光中充满了临终时的全部气力。那几乎是一阵爆炸。

　　“是呀，先生，平民受苦的日子够长了。不但如此，您走来找我，问这问那，和我谈到路易十七，目的何在？我并不认识您呀。自从我住在这地方，孤零零的我在这围墙里过活，两只脚从不出门，除了那个帮我的小厮以外谁也不见面。的确，我的耳朵也偶尔刮到过您的名字，我还应当说，您的名气并不太坏，但是那并不说明什么问题，聪明人自有层出不穷的办法来欺哄一个忠厚老实的平民。说也奇怪，我刚才没有听到您车子的声音，也许您把它留在岔路口那面的树丛后面了吧。我并不认识您，您听见了吧。您刚才说您是主教，但是这话一点也不能对我说明您的人格究竟怎样。我只得重复我的问题。您是谁？您是一个主教，那就是说一个教门里的王爷，那些装了金，穿着铠甲，吃利息，坐享大宗教款的人中的一个——迪涅的主教，一万五千法郎的正式年俸，一万法郎的特别费，合计二万五千法郎——，有厨子，有随从，有佳肴美酒，星期五吃火鸡，仆役在前，仆役在后，高视阔步，坐华贵的轿式马车，住的是高楼大厦，捧着跣足徒步的耶稣基督做幌子，高车驷马，招摇过市，主教便是这一类人中的一个。您是一位高级教主，年俸、宫室、骏马、侍从、筵席、人生的享乐，应有尽有，您和那些人一样，也有这些东西，您也和他们一样，享乐受用，很好，不过事情已够明显了，但也可能还不够明显；您来到此地，也许发了宏愿，想用圣教来开导我，但是您并没有教我认清您自身的真正品质。我究竟是在和什么人谈话？您是谁？”

　　主教低下头，回答：“我是一条蛆。”

　　“好一条坐轿车的蛆！”国民公会代表咬着牙说。

　　这一下，轮到国民公会代表逞强，主教低声下气了。

　　主教和颜悦色，接着说：

　　“先生，就算是吧。但是请您替我解释解释：我那辆停在树丛后面不远的轿车，我的筵席和我在星期五吃的火鸡，我的二万五千法郎的年俸，我的宫室和我的侍从，那些东西究竟怎样才能证明慈悲不是一种美德，宽厚不是一种为人应尽之道，九三年不是伤天害理的呢？”

　　国民公会代表把一只手举上额头，好象要拨开一阵云雾。

　　“在回答您的话以前，”他说，“我要请您原谅。我刚才失礼了，先生。您是在我家里，您是我的客人。我应当以礼相待。您讨论到我的思想，我只应当批判您的论点就可以了。您的富贵和您的享乐，在辩论当中，我固然可以用来作为反击您的利器，但究竟有伤忠厚，不如不用。我一定不再提那些事了。”

　　“我对您很感谢。”主教说。

　　G．接着说：“让我们回到您刚才向我要求解释的方面去吧。我们刚才谈到什么地方了？您刚才说的是……您说九三年伤天害理吗？”

　　“伤天害理，是的，”主教说，“您对马拉朝着断头台鼓掌有怎样一种看法？”

　　“您对博须埃在残害新教徒时高唱圣诗，又是怎样想的呢？”

　　那种回答是坚劲的，直指目标，锐如利剑。主教为之一惊，他绝想不出一句回驳的话，但是那样提到博须埃，使他感到大不痛快。极高明的人也有他们的偶像，有时还会由于别人不尊重逻辑而隐痛在心。

　　国民公会代表开始喘气了，他本来已经气力不济，加以临终时呼吸阻塞，说话的声音便成了若断若续的了，可是他的眼睛表现出他的神志还是完全清醒的。

　　他继续说：“让我们再胡乱谈几句，我很乐意。那次的革命，总的说来，是获得了人类的广泛赞扬的，只可惜九三年成了一种口实。您认为那是伤天害理的一年，但就整个专制政体来说呢，先生？卡里埃是个匪徒；但是您又怎样称呼蒙特维尔呢？富基埃－泰维尔是个无赖；但是您对拉莫瓦尼翁－巴维尔有什么见解呢？马亚尔罪大恶极，但请问索尔－达瓦纳呢，杜善伯伯横蛮凶狠，但对勒泰利埃神甫，您又加上怎样的评语呢？茹尔丹屠夫是个魔怪，但是还比不上卢夫瓦侯爷。先生呀，先生，我为大公主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叫屈，但是我也为那个信仰新教的穷妇人叫屈，那穷妇人在一六八五年大路易当国的时候，先生呀，正在给她孩子喂奶，却被人家捆在一个木桩上，上身一丝不挂，孩子被放在一旁；她乳中充满乳汁，心中充满怆痛；那孩子，饥饿不堪，脸色惨白，瞧着母亲的乳，有气无力地哭个不停；刽子手却对那做母亲和乳娘的妇人说：‘改邪归正！’要她在她孩子的死亡和她信心的死亡中任择一种。教一个做母亲的人受那种眼睁睁的生离死别的苦痛，您觉得有什么可说的吗？先生，请记住这一点，法国革命自有它的理论根据。它的愤怒在未来的岁月中会被人谅解的。它的成果便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从它的极猛烈的鞭挞中产生出一种对人类的爱抚。我得少说话，我不再开口了，我的理由太充足。况且我快断气了。”

随后这位国民公会代表的眼睛不再望着主教，他只用这样的几句话来结束他的思想：

“是呀，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去以后，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受到了呵斥，但是前进了。

　　国民公会代表未尝不知道他刚才已把主教心中的壁垒接二连三地夺过来了，可是还留下一处，那一处是卞福汝主教防卫力量的最后源泉，卞福汝主教说了这样一句话，几乎把舌战开始时的激烈态度又全流露出来了：

　　“进步应当信仰上帝。善不能由背弃宗教的人来体现，无神论者是人类的恶劣的带路人。”

　　那个年迈的人民代表没有回答。他发了一阵抖，望着天，眼睛里慢慢泌出一眶眼泪，眶满以后，那眼泪便沿着他青灰的面颊流了下来，他低微地对自己说，几乎语不成声，目光迷失在穹苍里：

　　“呵你！呵理想的境界！惟有你是存在的！”

　　主教受到一种无可言喻的感动。

　　一阵沉寂过后，那老人翘起一个指头，指着天说：

　　“无极是存在的。它就在那里。如果无极之中没有我，我就是它的止境；它也不成其为无极了；换句话说，它就是不存在的了。因此它必然有一个我。无极中的这个我，便是上帝。”

　　那垂死的人说了最后几句话，声音爽朗，还带着灵魂离开肉体时那种至乐的颤动，好象他望见了一个什么人似的。语声歇了过后，他的眼睛也合上了。一时的兴奋已使他精力涸竭。他剩下的几个钟头，显然已在顷刻之中耗尽了。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已使他接近了那位生死的主宰。最紧要的时刻到了。

　　主教懂得，时间紧迫，他原是以神甫身份来到此地的，他从极端的冷淡一步步地进入了极端的冲动，他望着那双闭了的眼睛，他抓住那只枯皱冰冷的手，弯下腰去向那临终的人说：

　　“这个时刻是上帝的时刻了。如果我们只这样白白地聚首一场，您不觉得遗憾吗？”

　　国民公会代表重又张开眼睛。眉宇间呈现出一种严肃而阴郁的神情。

　　“主教先生，”他说，说得很慢，那不单是由于气力不济，还多半由于他心灵的高傲，]“我在深思力学和观察当中度过了这一生。我六十岁的时候祖国号召我去管理国家事务。我服从了。当时有许多积弊，我进行了斗争；有暴政，我消除了暴政；有人权和法则，我都公布了，也进行了宣传。国土被侵犯，我保卫了国土：法兰西受到威胁，我献出我的热血。我从前并不阔气，现在也没有钱。我曾是政府领导人之一，当时在国库的地窖里堆满了现金，墙头受不住金银的压力，随时可以坍塌，以致非用支柱撑住不可，我却在枯树街吃二十二个苏一顿的饭。我帮助了受压迫的人，医治了人们的痛苦。我撕毁了祭坛上的布毯，那是真的，不过是为了裹祖国的创伤。我始终维护人类走向光明的步伐，有时也反抗过那种无情的进步。有机会，我也保护过我自己的对手，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在佛兰德的比特罕地方，正在墨洛温王朝夏宫的旧址上，有一座乌尔班派的寺院，就是波里尔的圣克雷修道院，那是我在一七九三年救出来的。我尽过我力所能及的职责，我行过我所能行的善事。此后我却被人驱逐，搜捕，通缉，迫害，诬蔑，讥诮，侮辱，诅骂，剥夺了公民权。多年以来，我白发苍苍，只觉得有许多人自以为有权轻视我，那些愚昧可怜的群众认为我面目可憎。我并不恨人，却乐于避开别人的恨。现在，我八十六岁了，快死了。您还来问我什么呢？”

“我来为您祝福。”主教说。

　　他跪了下来。

　　等到主教抬起头来，那个国民公会代表已经神色森严，气绝了。

PS：最后推荐一部印度电影《土地》（2010年新版，与同名的国产老电影无关），里面也有累世的家仆，也有对亲友的慷慨大度，也有曾经满怀理想的青年，如果有看过的网友请告诉我，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上，到底是哪个人做错了？母亲？父亲？兄弟？还是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