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向井底望天介绍人民军队的非战斗职能和毛、邓裁军的异同 -- 达雅

你发现没有，在你的这个帖子中，确实可以看出和现实的很多差异来。很多的词汇，如果以阶级论来解释，确实不一样。比如“资本家”、“劳动人民”，“剥削者”、“被剥削者”，当然最大的差异在于”统治者“、”被统治者“。

没有发现在你的阶级论中，二元色彩十分明显吗？这个社会难道只能分出“资本家”和“劳动人民”，只能分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只能分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吗？非此即彼吗？就象当看的东林党人一样，难道这个社会上只有“君子”和“小人”吗？

那么，我这样的职业算什么，一个地区分公司的主管，有自己的技术和队伍，对上，向老板负责，年终要向老板汇报工作，然后要保证工作业绩，对下则有全权，招人、定薪、提级，提拔好员工，开掉差员工，确定每个人的薪金，保证每一个合格的员工既不会因薪金过低而流失，也不会因为薪金过高而造成财务压力。

不是资本家，因为公司不是我的，但是，在这个公司里，却有着和老板一样的权力，这种角色，在这个社会里比比皆是，而现在一般会称这种角色为“职业经理人”，当然，我知道，阶级论里对这种角色称之为“买办”。

实际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资本家这个词是存在的，一般我们会叫他们”老板“，不叫资本家，是因为无论是“小老板”或者“大老板”，他们其实都不是食利者，而是企业的管理者，承担着沉重的压力，他们的工作并不比那些每日工作10几小时的基层员工更轻松。

而资本家对立面的所谓“劳动人民”，则分出了经理人、部门主管、技术人员、蓝领工人，如果再细分，恐怕还能分出更多的种类，每一种类在企业的地位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老板和蓝领工人可以划为“资本家”和“劳动人民”的话，那么中间这一群算什么。

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业革命的成果还很低级，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依靠对外掠夺和强行推销，工厂的管理模式十分简单，盈利模式是通过压榨员工的绝对剩余价值。这时候，工厂其实就是有老板、为数很少的管理人员和大量的蓝领工人组成的，而全社会的工厂也都是这种模式，因此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的分析，认为工业社会就是资本家和劳动人民，就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十分正常。

但是，为什么会有修正主义，为什么第二国际的分裂中，大多数的反而是修正主义（实际上，如果不是恩格斯死在分裂之前的话，他会如何选择显然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那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工厂的利润很多的依赖于科技，依赖于设备，而不是依赖于工人的劳动时间，二十世纪末期是一个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代，我们知道爱迪生发明了电灯、贝尔发明了电话，我们是否知道这些大发明家，后来也都成为了以他们命名的大公司的老板。

其实我们在中学时都上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学过剩余价值，都知道在绝对剩余价值之后有个相对剩余价值。不过，如果你现在回头看一下，你不觉得那个相对剩余价值是十分可笑吗？凭什么要用所谓实际工作时间去除以有用工作时间，然后得出现代白领虽然工作时间只有8小时，但是所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却是4倍，而蓝领工人工作12小时，所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只有1.5倍。这个所谓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是一个面向当代社会而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补充，然而，它显然是个笑话。

其实，即使是绝对剩余价值理论，难道没有缺陷，在这里面，所有的设备归为不变资本，而只有付给人的工资作为可变资本，这与现实相付吗？在十八十九世纪，工厂设备确实与地主的土地相仿，同质性很强，没有技术含量，老板买设备建工厂与地主买土地收租子相似性很高，食利的色彩也很浓。那么现代，设备里面所蕴含的科技含量，对生产效率的提升，难道不是起主导因素，同样的一个人，用不同的设备，可能造成生产效率成倍的提升，而按照绝对剩余价值理论，这些多出来的效益都只算在人员工资的头上，这能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吗？

而这一切，都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我们必须承认，马恩哲学在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的分析的基础上的，是当时学以致用的科学，要不然，马恩哲学也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时代又发展了100多年了，现在的社会再去套用那套理论，并且是先承认理论，再去社会上去寻找现象和这个匹配，不去到生活中去，而是在网络上整天找一些极端事件来印证理论，就自认为认识到了真理。而面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不认同，却仍然坚持已见，作出众人独醉我独醒的态势来。这就是现代社会里，左派的最大的问题。

科技改变了这个社会，实际上也造成了劳动者个体的差异，血汗工厂为什么血汗，是因为工厂里的工人都是同质的，如果10天就可以将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工人的话，那么这样的工厂就必然血汗化。如果我们去了解上年度《时代周刊》封面人物“中国工人”那个群组的经历，我们就会知道，那些女工的来源都惊人的一致，但是却随着工作时间的长短，其地位却有着不同。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社会的现实，认识到人的个体差异在社会中经济地位的实际不平等，保证弱势者有存活的权利，保证强势者有扩张的权利。要保证强势者的扩张不是以占有弱势者的利益为手段的，而社会更应防止的，是用简单的二分法，将一个社会划分为二元，将经济社会简单地划分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然后再以些二元为基础，认为社会就是对立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认为只有革命才是出路。这样的思想也难怪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

在经济社会中如此，在政治体制上何尝不是如此。将社会人群简单的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是统治者，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让工农劳苦大众为统治者。那么我们看一下这种理论的实践吧，在1949到1979这被某些人视为田野牧歌式的理想社会的三十年，工农大众真的是统治者吗？陈永贵、吴贵贤、郝建秀等数人就能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了，王洪文是不是也能代表工人阶级，确实，他们都是历史上的异数，那么他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吗？一个和平了20多年的国家，竟然让大多数老百姓一年吃不上肉，让所有的人都有粮食限量，让所有的人一年只能有那么几米布票，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穿三年，这难道能叫工农作主。

只要是人类社会就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也必然在各方面有特殊权力，并会利用特权来谋私。这不单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共识，也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社会的共识。但是简单的，将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则又是一个二元论，对立论。现在没有皇帝了，也没有明显的官吏分野，于是官有大小之分，到哪一级算统治者，到哪一级算被统治者，还是说不管科长处长村长，只要带个长就是统治者。一有什么黑暗，就去说这是统治者在压迫被统治者，然后用阶级论调来分析这些事情，得出社会一片黑暗，必须推倒重来，这难道不是阶级论的最终论调。

而阶级论在中国，最具有破坏性的，是认为现在的社会是工农阶段做主的社会，以前的社会则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然后所有的官员（包括皇帝）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将中华文明中几乎所有的思想精英、政治精英、军事精英说成是帝王将相，是统治者压迫者。这种论调造成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严重破坏中华民族的归属感，无疑也是造成洋奴思想的最根本原因。

社会是复杂的，历史是复杂的。二元可以将社会简单化，可以让某些人认为可以透过复杂的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可以让人觉得社会一片黑暗，也可以让人“用一块红布，蒙住双眼也蒙住天”，然后眼前就只剩下“幸福”。但是，二元所得到的东西，毕竟不是社会的真实，社会是复杂的组合，只无论如何用二元无法表现。而因此，二元思维，无论如何，其破坏性都远远大于建设性。而阶级论，难道不就是这样一个二元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