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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黄连腌制的橄榄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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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人口问题和文革也有关?

人口问题和文革也有关?这么说也对,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么。不过好像文革那十年是中国妇女生育指数下降最快的阶段哦。当然了,要说文革对计划生育一点没有负作用也是不对的,文革头三年天下大乱人心浮动,男同志女同志闲的没事搞点娱乐活动也是人之常情,再加上套子药片什么的生产上还不太给力,结果就多长了些祖国的花骨朵。比如斯诺就是这么说的:

在手术进行时,我从病人那里得知,她已有两个孩子,不想再要了。人们受到劝告,生两个或三个孩子。城市地区的结婚适当年龄,女的是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越晚越好。这种“劝告”和“适龄”还远远没有普遍执行,但社会上,特别是城市社会,现在对违反的事情是要皱眉头的。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无数年龄较轻的人结了婚,农村里的人常常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就结婚,也没有像外国传说的那样,遭到什么“惩罚”或强迫分离。

“你感到痛吗?”我用中国话问道。病人笑笑,摇摇头。她说,她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也许是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吧。不到十分钟,她就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我不十分相信,几天以后就又来看另一次流产,是给一位二十九岁的青年妇女做的。她在一家电器制造厂做工,已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她说,她已用子宫环避孕,但现在将改服避孕丸。这次也是用针刺来麻醉。她同上述那位病人一样愉快,好像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直到有人告诉她手术已经完毕,她才觉得很惊奇。她坐了起来,又谈了一会。

流产是免费的,只要做母亲的提出要求就可以,但如能得到家属的同意就更好。避孕丸试验是从1964年开始的。之后,中国试行的每月服用二十二天避孕丸的方法就越来越代替了子宫内避孕器和其他的方法。这种避孕丸是在月经来后的第五天开始服用。所有的医疗组织、巡回医疗队、部队和公社的医疗队,都宣传节制生育,并分发避孕丸。目前,避孕丸的生产还赶不上需求。

显然,在中国是不鼓励用流产来代替种种避孕措施的。对已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孩子而又没有接受避孕方法或避孕未成功的母亲来说,流产通常是一种最后的手段。由于中国没有私生子这种事情(父母应共同负责养育子女),流产并不是未婚妇女避免尽母职的正当手段。也有极少数每一次怀孕妇女要求流产,但一般都加以劝阻,除非怀孕危及母体的健康。

到一所医院的一个病房去一看,就反映出卫生保健工作中的一个巨大变化:节制生育的一切实用方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利用。但林大夫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在使婴儿出生方面花的时间要比不让婴儿出生方面多得多,例如她们要制止子宫癌的发生,要从事接生,要参加文化革命所普及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全国性计划。

概括地说,现在是遵循毛泽东为医务卫生工作人员规定的四项指导原则来行事的:第一,预防为主;第二,满足工农兵的需要;第三,把农村和城市的公共卫生措施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第四,团结中西医。

“预防为主”远不仅是指计划生育而言,但现在计划生育是一个极其基本的问题,因此在报道“预防为主”的其他方面以前,需要进一步讨论它。

中国的避孕丸效果怎样?据林大夫和其他专家说,他们的那种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完全没有副作用。如果每日服用,其有效率是百分之百,但忘记服药(有意或无意)的人“依然很多”。与此同时,现在正在加紧研究一种每月服用一次的理想的避孕丸。林大夫说:自1969年以来,就在全国各地试验使用这种避孕丸了。仅北京一地,就有五千人参加一项节制生育的试验计划,其中包括医务人员、工人及其家属。

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日本利用前列腺催经的阴道丸的研究和成果,也保持接触。林大夫说:“我们的研究小组——我们称它为计划生育战斗组——也在研究药效较长的口服避孕药。我们正在试验三个月服用一次的避孕丸,而且,现在我们深信,我们能够试制出一种有效期为一年左右的避孕丸或注射剂。”用中国草药作为男用和女用的避孕药也在继续试验中。(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出用针刺来避孕的方法!)男子绝育(有了两个孩子以后)是提倡的,自由的,但并不普遍。

避孕药的应用已推广到了什么程度?在我访问过的各省内,据说避孕丸到处都在应用,甚至在陕西省内地也是这样。但林大夫说,还是供不应求。在中国,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大致有七、八千万,这意味着每年需生产约一百七十亿粒每月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男用的避孕药可以帮助弥补目前这种避孕丸的供应不足。

有关方面正式告诉我,北京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使用避孕方法,其中有三分之二服务避孕丸,在周围十个县的农村公社,现在约有百分之四十的适龄妇女服用避孕丸。

关于全国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已有十多年没有公布了,而各地向我提供的数字又大不相同。例如,“大北京”1969年的人口增长率,官方宣称是百分之一点六;在上海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别人告诉我那里的人口增长率仅百分之一;而西安市的人口增长率据一位官员估计为百分之三。

无论如何,人口增长率还是太高。使毛主席感到不高兴。我同他谈起一般的进展情况时,我说我高兴地发现这些日子里避孕药的使用更加广泛了。“现在,至少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他说。我受骗了。在农村,如果一个妇女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她想有个男孩。如果第二个孩子仍是女孩,她还想再生个男孩。如果生了第三个,还是个女孩,她仍想再生个男孩。很快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那时她已经四十五岁了,所以就只好这样算了!

“不错,但是现在反对的人不很多了吧——我是说,年轻人不反对节制生育……?”

毛说,他们仍然重男轻女。他想美国的情况大概也是一样。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是改变固执的思想是需要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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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1964年,周总理告诉我,他的政府希望到1970年时人口增长率能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现在我问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时,他说,到1966年,全国人口增长率确实已降到百分之二以下。他又补充说,可是在文化革命期间,许多青年男女自由混合,人口增长率又急剧上升。许多人的早婚,助长了出生率的提高。随着纪律的恢复,越轨的时期已成过去。由于简便的新避孕丸的更加广泛的使用,总理认为人口增长率又在下降了。

至于后来么,计划生育的力度可是逐渐加大的。以至于有些极端反对计划生育的人士认为,正是由于在文革后期严格的计生措施,文革后不但没改变甚至还变本加厉,这才导致了许多计生恶政悲剧的出现,因此太祖要为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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