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少将

星城，莫斯科，2003

自人类出现以来，月球就是所有文明的幻想之源。所有的文化中都有关于我们这位宇宙近邻的传说。古希腊人认为月球是灵魂的中转站，灵魂们在这里稍事休息之后就向群星之间的天国进发。北欧的猎人们认为月球是一个寻找水源时迷了路再也回不来的姑娘。太平洋上的岛民相信月球是仙女手中正在编织的船帆，她将扬起这面白帆横越天际。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看着月球，相信在那银色的表面有一位骑手正在驰骋。多年以后我开始深入研究月球，学习区分环形山与月海，了解到了许多神秘而美丽的名字：梦湖，凋沼，虹湾，等等。

为了月球任务而接受训练的这些年里，我一直关注着月球，以及能带我登上月球的途径。但是当我第一次进入太空的时候真正令我感到喜悦与敬畏的却是我们的这颗行星。从如此遥远的距离观看这颗蔚蓝色的球体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时空观。

大多数人只是单纯地相信地球是圆的，而我却亲眼见过。我亲眼见过覆盖着这颗星球的大气层是多么稀薄，就是这薄薄的一层保护着我们不受紫外线与陨石的伤害。这些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将我送进太空的推手是两大强权、两大理念之间的竞争。但是当我在太空中第一次回望地球时我就强烈地意识到，人类属于同一种族，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

在70年代中期的阿波罗-联盟任务之后，国际形势又一次呈现了东西对峙的严峻格局。里根在1980年就任美国总统时称苏联为“邪恶帝国”。两国之间通过联合太空项目缔结的战友之情眼看着就消失了。

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尤里.安德罗波夫对于世界形势转换的趋势以及我国需要做出的相应改变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倡议冻结核军火库，并首次在苏联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如果他能早点当选，我们的国家一定早就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但是他年事已高，执政不到两年就去世了。

直到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当选苏共总书记时，美苏关系才开始真正解冻。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最大贡献是改善了苏联与世界的关系，他也将因此而受人怀念。但是在苏共政权最后的日子里，他一手摧毁了我国的经济，为苏联的最终解体铺平了道路。那些我们原有社会体系中的长处——例如高质量的免费教育和医疗系统以及廉价的公共设施——也一并遭到了破坏。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太空项目并不热衷。在他的领导下政府对于太空项目的态度也开始恶化起来。这和他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这里没有算上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他在1984-85年的短暂任期内没有为我们的国家做什么实事。但是安德罗波夫是太空项目的热情支持者。他曾经鼓励过我创办的太空探索者联盟的成员们，让他们大胆与其他国家的同行们进行接触，“这种事不用一味等待政府。”他曾这么说过。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太空项目的处境急转直下。

我认为这并非因为戈尔巴乔夫对太空项目不感兴趣或者抱有反感态度。他接见航天员时的态度总是十分彬彬有礼。但是很显然各种国家大事占用了他的全部精力。我想他的妻子莱莎对这种态度上的改变负有一定责任。她对自己的丈夫很有影响力。尽管她在国外很受欢迎，但是在国内却口碑极差，主要是因为她特别喜欢干预政府工作。

莱莎. 戈尔巴乔夫对航天员队伍的态度一向十分冷淡。她似乎对我们受到的公众关注十分嫉妒。她希望这份关注能转移到她自己身上。比方说，她与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从来没有建立过正式的联系，而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的妻子都将她视为自己的女儿。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太空项目的重要性，太空项目的经费还是一减再减。80年代初期我们开始制造暴雪号航天飞机，我参与了设计工作。但是我们总共只在1988年执行了一次无人任务，然后项目就被戈尔巴乔夫砍掉了。

到了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俄联邦总统的时候，我们仅剩的太空项目就是1986年进入轨道的和平号空间站（Mir space station），严重缩水的礼炮-联盟项目，以及一份仅仅落在纸面上的国际空间站计划。

在阿波罗-联盟项目之后，我继续担任着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的代理主管以及宇宙国际项目的主管。我逐渐地取消了一些早期航天员选拔时比较严苛的体能测试。比方说，我不再要求受试者在高温密闭室里接受长时间隔离了，也不再要求他们接受离心机测试了，当年很多受试人员都在这项测试中失去了意识。

随着时间推移，航天员选拔的标准也逐渐宽松了起来。但是既便如此这些标准依然十分严苛，很难找到合适人选。这些年里的入选人员都没有像我们那样见识过二战的残酷环境，我管我们那批人叫做“战争之子”，和现在的入选人员不能同日而语。

1991年我开始与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奥列格. 巴克拉诺夫讨论我正式接管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的事宜。但是这两人在不久后针对叶利钦的政变当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变失败后两个人都进了监狱。事后不久我就接到了强制退伍以及剥夺航天员队伍内一切职权的命令。

事先没有人警告过我，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正常的内部原则。我向新任的空军总司令要说法，他说目前是新时期，要启用新人。我提醒他，不久前我过生日的时候他送来一份官方贺信，赞扬我为创建苏联航天员学校所做的贡献。我感谢他肯定我的工作并强调自尤里.加加林牺牲后我就把培训新人当成了我毕生的事业。

“如果您认为我不称职，那这个决定我可以理解，”我说道。“不过这话您怕是说不出口吧。”

我知道，这完全是政治算计的结果，空谈无益。

“再见吧，”我说。“我走了。”

我的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我感觉自己被人出卖了。我毕生的努力一夜之间就被人归零了。航天员队伍发动了反对这项决策的集体请愿，但是于事无补。几个月之后叶利钦辞去了苏联国家主席的职务，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焦头烂额的叶利钦很明显没有多余的精力来管我的事。

在苏联的旧体制下，权力过于集中，广大群众很难过上体面的生活。国家体制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设置了诸多限制。在苏联的历史上，我的同胞们为了国家做出了巨大牺牲，但是国家为他们做的却很少。如果人民贫困，国家就不可能富强。

我通过出访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深刻体会到了一党制的局限性。但是我国一向有走极端的传统。所以在新的权力结构建成时，我们得到的不是两到三个反对党，而是十几个新生党派，这么多党派既令人难以分辨也无法产生什么好结果。

总的来说，我们向民主制度的过渡操之过急了。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个过渡过程是极为痛苦的，西方国家摸索几个世纪才取得的成果很显然无法在一夜之间得到复制。

不过，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众多新兴金融经济组织就如同遍地开花一般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快其中相当一部分就开始向我提供相当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首先，一家私人科技公司邀请我去主管他们的太空项目。然后在1992年，由阿尔法银行主办的私人投资机构阿尔法资产基金会邀请我担任主席，我后来担任了副主席。这两个组织里都充满了与旧制度毫无瓜葛的年轻人，在这里工作十分令人兴奋。

进入私有机构对我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一生都习惯了自行解决问题，发挥主动，做出困难但必要的决定。这些技巧在私人领域也发挥了作用。

例如，基金会购买了大约200家大型企业，其中包括几家主要的玻璃、水泥以及食品企业。这些公司的厂长经理们大多与我年龄相仿，而且十分不信任那些帮助他们克服困难重组企业从而向私有化过渡的年轻人。而我在领导太空项目的这些年里已经习惯了与主要工业的领导们打交道。

不幸的是，我必须解雇掉相当一部分厂长与经理。这是我一生中最令我不愉快的经历之一。但是我很高兴能帮助一家企业扭亏为盈，尤其是那些在我们接手以前已经濒临破产边缘，厂长经理只顾中饱私囊的的企业。很多人搞私有化纯粹是为了给自己捞好处。腐败横行，黑帮火并要了许多人命。我们只要发现某家企业与黑社会有牵连，就会马上收手。

尽管我在90年代初就离开了太空项目，我依然继续着我在太空探索者联盟内部的工作并且一直密切关注着我国在太空领域越来越受限制的进展。太空项目的颓势是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的，但是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中央拨款进一步遭到了削减。现在的项目主管手头设施残破不堪，很难吸引到私人资金。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和平号空间站项目。

按照一开始的计划，和平号空间站的使用寿命只有5年。结果它在轨道上停留了15年，接待了来自15个国家的近100名宇航员与航天员，完成了20000多项科学实验，谢尔盖.阿夫杰耶夫（Sergei Avdeyev）在这里创下了近748天的太空最长停留记录。它为未来的国际合作与长期任务打下了基础，这些任务将在目前在建中的国际空间站上进行。

但是和平号空间站的最后几年实在是多灾多难：碰撞，火灾，有毒物质泄露和电脑崩溃。随着人们对国际空间站的兴趣与投入逐渐增加，和平号所得到的支持也越来越少。但是希望似乎一直还在，这座千疮百孔的空间站似乎还有救。作为国际宇航员与航天员联盟的发起人与联合主席之一，我与其他几位朋友在90年代后期给叶利钦总统写了一封信，提出很多我们认为可以保住和平号太空站的建议。当时我们这些人说话多少还有点分量。但是最终维护和平号空间站的费用还是太高了，政府还是决定要销毁它。当时最重要的议题已经成了如何能使空间站安全返回地球，不至于造成伤亡。

当我看着空间站的残骸在2001年3月划过夜空坠落在太平洋的时候，感觉就好像一艘巨轮沉没在了我面前。那景象实在可怕至极。

此前的挑战者号事件也激起过我类似但更痛苦的反应，因为那次出了人命。如同许多人一样，我满心恐惧地看着电视上航天飞机四分五裂坠落在地的画面，乘员家人们明白过来以后的的尖叫与哭喊令我心碎。

此后人们开始对太空项目未来的发展方向展开激烈辩论。也是在2001年春末，加利福尼亚的富豪丹尼斯.蒂托（Denis Tito）在支付2000万美金后乘坐联盟飞船进入国际空间站并在那里呆了6天。太空旅游一直饱受批评，但就我看来，蒂托的行为很有积极意义。

蒂托的财富是他通过工作换来的，为什么不能按照他自己喜欢的方式花掉呢？他在心理与生理两方面都做了充分准备，他在太空中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乘员执行任务。他还为我们的太空项目注入了急需的资金。要是每年能有3个像蒂托这样的游客，保留和平号空间站根本不是问题。

我相信，业余人士的太空之旅重新激发了公众对宇宙的兴趣。可惜的是，太空探索早期的公众激情基本上已经消失了。或许未来的火星计划能再一次使人们对人类力量的极致壮举燃起激情之火。

迟早有一天，我相信人类将会认真着手寻找另一颗可供我们居住的星球，要么是探索本能的驱使，要么是受环境所迫。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我们的星球依然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支持人类继续发展许多世代。

金星环境过于恶劣。火星则较为凉爽，而且在火星表面已经发现了水，有水就意味着有氧气，这为未来人类的居住带来了可能。但是相比之下，还是月球更适合人类。

例如，月球表面的重力很小，对人体脏器例如心脏带来的压力也小。这使得月球很可能在未来成为极具价值的医疗基地。早在1967年我就参与设计了月球居住舱，这种舱室埋在月面以下，不受陨石的冲击。

但是眼下能够将这种规模的月球舱送往月球的强力火箭已经不存在了。美国人的土星5号火箭早已进入了博物馆。我们的能源号助推火箭在完成了暴雪号航天飞机唯一一次升空任务之后也被搁置了起来。

要实现这样的月球探险，需要比目前任何有此类意向的单一国家都更为强大的资金支持。许多人相信这种级别的投资只有在人类面临生死危机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也是好莱坞电影多年以来一直津津乐道的题材。我更倾向于关注较为迫切的未来，我相信我们有理由乐观。例如，国际空间站所涉及的国际合作程度就很令人鼓舞。

我一直梦想着一座轨道太空站，中央是复杂的居住舱，四周围绕着一圈其他舱室，宇航员与航天员们则骑乘着某种太空摩托往来于舱室之间。阿瑟.克拉克早在投身科幻小说创作之前很久就设想出了这种太空站。

克拉克在苏联有大量的书迷，1978年他访问莫斯科时，我陪同他参观了星城。几年之后他出版了《2001太空漫游》的续作，书中主要描写了一艘飞船的旅程，这艘飞船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他还将这本书献给了我以及知名不同政见者及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

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就在一份苏联青年杂志上得到了连载。但是连载进行到一半就被突然取消了，然后我就被拖到了党中央委员会的面前。

“你怎么能闹出这种事来？”他们质问道。而我还是一头雾水。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号’飞船上的乘员中有苏联的异见份子。”他们说道。

“你们这帮人连阿瑟.克拉克小手指头上的一片指甲都抵不上。”我厌恶地拂袖而去。

这种人的心胸之狭窄一直令我称奇。破坏我们体制的诸多因素之一就是某些党员的眼界低下以及对天才与创造力的不屑一顾。

回顾我的一生，我也有几许遗憾。我遗憾自己的衰老，自然还遗憾自己没能踏上月球。当我在夜晚拿起望远镜的时候，最能吸引我目光的总是那一轮银盘。绘画给我的一生都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有时我会描绘太空中的景象，更多时候则是地球上的风景。许多国家都举办过我的画展。

尽管我这一生成就很大，有时我依然在想我是否本有可能做得更多。但是每每在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尤里当年成为第一个从太空回望地球的人类之后写下的一段话：“乘坐飞船环绕地球之后，我意识到了它有多美，我向人类呼吁，保护这颗星球，创造美好的未来，不要破坏它。”

尤里仅仅绕行了一次地球，但这已足以令他对人类这一概念有了真正的认识。我相信，从那以后的每一次载人航天都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认识。

就我来说，太空飞行的独特经验令我对时间的流逝有了自己的理解。千百年来人类对时间的感知都受制于一天之内的最长出行距离，首先是步行，然后是以马代步，再然后是火车与飞机。但是在一个半小时里绕行地球一圈的经历使我对时间流逝的速度有了不同于一般人的体会。

我依然怀念着当年我父亲在加里宁格勒附近的机场修剪草坪时从飞行员那里听来的话，他一直把这话挂在嘴边。

“不要到了跑道尽头才刹闸，也不要到了风烛残年才去享受爱情。”说得再简单一点，就是“ lovi moment!”（只争朝夕！）我相信，人的一生就应当这样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