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卢德运动与好一朵无奈的茉莉花 -- 唵啊吽

MRandson:卢德运动与宪章运动一文回顾了卢德运动的倒退本质。卢德运动反映的是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社会动荡。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中国今天的体制解决了这个问题，笔者不吐不快，宁愿减寿也在此泄漏天机。

从2008金融海啸到今天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实际上是自中国加入世贸全球经济生产力大发展的结果。信息技术解放了许多生产力，我们从生活方方面面都体会到今天生产力进步之快。美国这20年生产力也大大增加，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要理解这个问题，还得先讲讲生产力进步何以导致社会动乱。

这里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看看生产力进步上演的一幕幕历史悲剧。1779年，卢德在莱斯特郡捣毁两台巨大的织袜机，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卢德运动－－捣毁机器。为什么捣毁织袜机呢？让我们假设一个经济体有20个人，其中10个种地，10个织布。织布的10个把衣服卖给种地的，种地的10个把粮食卖给种地的。如果没有技术进步，这个经济是平衡的，市场是出清的。一天，10个人中间有一个发明了织布机，生产率高出20倍。这个人可以半价供给整个社会的衣物还有余，这个人可以吃更多的粮食，种地的10个也可以穿更多衣服，但是，另外9个织布的失业了，他们的失业导致粮食市场过剩，搞不好一些种地的也得失业。这就是经济衰退。可以说是生产过剩，因为织布技术提高了衣物的供给，也可以说是社会总需求不足，因为9个失业的没有购买力了。

本来，生产力进步了，生活水平就提高了。如果有人发明了织布机，原来10个织布的就可以每周每人开机器半天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这样一来，技术发明的市场激励机制就被毁了，而且社会公平也成问题，为什么织布行业就忽然可以把工作量减少90%，而种地行业还得像以往那样加班加点？

面对这种不平衡，历史上有几种解决方法：其一是卢德运动，把机器砸了。其二是大萧条，饿死9个织布的。其三是战争，大萧条就是二战的导火索。其四是宪章运动，9个失业的织布工示威游行要求提高社会低位。这四个方法中，第二个方法是市场自身行为，其它三个都说政治行为。其中第四个方法最为人道，这就是民主运动。但是，在全球经济中，中东的民主运动得到的不是南方国家的地位提高，而是北方国家人道主义救援维持南方廉价劳动力供给大军。

放到中国，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用政府的投资低回报来解决。上边的模型是超简化，实际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复杂系统的经济产出，由瓶颈限制。即一个经济体系有各种资源的配置，之所以有瓶颈就是瓶颈板块投入产出低，无人投入。但是，这个瓶颈板块的生产能力增加可以释放整个体系的所有闲置生产力。比如说，一个工厂的生产流程通过车床，铣床、和钻床三道工序，其中钻床是瓶颈，工厂的产出实际上就限制在钻床的通量上，车床和铣床的生产能力都有余开工不足。这时候，工厂里安排一个钳工手钻帮助钻床工序，这个钳工手钻肯定比钻床效率地，市场经济中没有钳工能干这个活来混饭吃，但是，就这个工厂来说，任何瓶颈通量的增加都可以增加整个体系的产出。中国政府天天就干这种瓶颈救急的事情。

所以西方经济学家很疑惑，何以中国股市不好但经济特好？因为国企去干瓶颈了，利润极低，甚至亏本，但是，中国整体经济充分就业有保障了。比如高铁建设，很多人说成本不划算，放到西方都没有人投资，但是，高铁解决了中国经济体系的瓶颈，中国政府投资亏本了，但是，整体经济增加了，税收又回来了。中国政府问责问GDP，经济不发展就下台。要经济发展，最有效的就是投资瓶颈。不问瓶颈项目投资效益，而问整体经济效益。美国总统喜欢制定政策按照什么货币经济学，或凯恩斯需求经济学等，而中国经济运行可以用“系统控制经济学”来阐述，这是中国政府才能用的经济学。

中国政府能做，那么，美国政府就不能做？中国建高铁，奥巴马也建高铁。但是，有一点不同，华尔街是要赢利的，而中国金融体系是为全国总统经济效益服务的，所以，华尔街赚钱比中国金融界赚钱多，但是，中国金融保障中国经济发展效益高。那些用利润率来评价中国银行的人，那些用利润率来赞赏华尔街的人，要问问金融业这个经济的基础设施究竟服务于经济还是服务于利润？

瓶颈不是容易发现的，而是要有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美国政客都研究竞选方案，而中国官员都研究经济政策。美国官员不合竞选就当不了官，西方民主政治使然。中国官员不能发展经济就下台，中国官员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而不耗是竞选上。

生产力进步造成经济失衡，中国政府有经济方法来解决，不是历史上那四种方法。就是说，中国政府可以让那9个失业的纺织工可以去瓶颈板块干活，虽然他们去干的商业效益比种地的和织布机的商业效益都低(无利润或亏损），但那时瓶颈板块，所有的产出都释放系统效益。既然生产力进步造成的经济失衡可以解决，那么就不烦茉莉花革命了。所以，中国政府顶住茉莉花运动有底气。

还有，中国区域经济可以调任有能力的官员去解决瓶颈地区问题，而美国无法实行这个制度。中国官员有整体责任，而美国政客只为选区利益争斗。这点我在再论选拔与选举一文中有专门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