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共和国走过60年 -- 吴非

作者：老田

假定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新政权已经成立并稳定工作了，鉴于革命年代劳苦功高，中央委员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一致通过，批准毛刘周朱邓五同志出洋休假十年，冬天去夏威夷海难，夏天去往高加速避暑。

五同志出洋之前，反复交待留守的同志推进两大任务，一是要稳定物价，二是要搞工业化。陈云、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等同志共同保证完成任务，请五同志放心休假。

这两大历史任务，牵涉到老大中国的一个结构性困境：一是人口众多，二是农业工商业落后。农业产出长期少于全国人民的口粮水平，市场上存在着结构性的供需失衡，所以，囤积民生物资永远是一个牟取暴利的好门道，此种情况下私人资本发财致富的最佳捷径不是生产而是投机，正如资本家中间流传的老经验所言“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

陈同志为了完成稳定物价的任务，首先决定抓捕银元投机商贩，强制金银退出流通领域。接着，搞了全国范围的统一财经工作，消灭了财政赤字，并开设17家国营贸易公司来控制民生物资的流通。

195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事业，城市人口数量和购买力急剧上升。结果，全国的有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物价又开始波动，不同的是，这一次物价波动没有货币超量发行的因素，而是出于历史性的结构失衡原因（人均农业产出水平很低），以及新增加的工资基金缺乏相应的民生物资增产来平衡。

薄同志跑到农村去一看，发现农民同志们现在分了田，交的租子少了，竟然每个月多吃了好几顿白面，结果就大幅度降低了粮食的商品率，国家就收不到足够城市消费的粮食了。这个问题很重大，说明了搞工业化与农民的口粮增加需要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很严重，这其实就是梁漱溟和毛泽东那个著名争论的真实内涵。

陈同志他们几个一鼓捣，工业化不能不搞，农民的口粮需要也不是那么好解决的，鉴于现在还没有让老百姓都“吃饱穿暖”的条件，没办法，只好来硬的，搞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政策一下去，基层干部哇哇叫，陈同志下去一看，大家都说现在的党委是“买卖党委”，一年有八个月时间要做生意。陈同志回到北京，在1955年的财经会议上唉声叹气，说粮食增长不是那么容易搞的，起码还要短缺十年二十年，买卖党委还得继续做。

这个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廖同志找来说，农业的投资太少，至少还要增加9万亿元。陈同志一听，心里就有点发毛，到处都伸手要钱，实在是冒得了。就对廖同志说，最多还能给你2万亿元，农业增产主要靠办合作社来解决，合作社可以增产15-20%。

这个民生物资短缺老是解决补了，投机商总是猫在这个地方想要捞一票。陈同志一看不是办法，老是靠做生意的方式去跟投机商叫板效果有限，就干脆来一招绝的，不许投机商碰那些民生物资。先开办的国营粮食公司、花纱布公司，上面靠着财政给做生意的资金，底下靠买卖党委收购，在跟私人资本家谈合同的时候，经验有限老是挨骗，心里憋了一口气，老是出不来。

等到五反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发动工人去调查揭发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上海市的市长陈同志坚决拥护这一决策，发动了130万以上的工人店员来对资本家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对于各个行业有代表性的资本家则给予优待，集中到市里面办学习班，免于面对面的批判，陈市长只用仅仅十天时间，几乎全部的资本家都老实交待了五毒行为，然后就是进行定案处分。这一家伙，资本家就被打趴下了，再也没有翻过身来，此后，工厂里面就基本上是工人掌握“三权”了——管理权、人事权、分配权。有人说，资本家丧失地位是因为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发展思路的结果，这是无知，花纱布公司在跟投机商的讨价还价中间感到力不从心，然后聘请工人阶级组织“五反工作队”来检查合同执行结果，资本家当即就翘辫子了，这个时候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哪里还不知道呢。

农村的问题还是很难办，不过在土改之后，中农以上的家庭就基本上没有多少发言权了，权力主要是掌握在贫下中农协会手里，后来也是以贫协为基础组建的基层政权，共产党人搞的基层政权与历朝历代都不一样，除了政府雇佣的工作人员之外，基层还有强大的贫协组织和积极分子队伍，所以这个政权特能来事。

由于买卖党委的事情比较烦心，年年起来都要跟每家每户农民讨价还价，你今年产量多少余粮多少，有没有灾情减免情节等等，实在是不胜其烦。1953年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之后，邓部长担心办合作社出纰漏，就严格规定办合作社要经过各级农村工作部批准。由于合作社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把买卖党委解放出来，所以，各地争先恐后都要办“黑社”“自发社”“非法社”，一些个坚定的办社村庄，先后都接待了好几拨上面派来的“砍社工作组”，河北饶阳县五公村就接待了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同志亲自派去的砍刀组，不过林同志没有取得成功。

温铁军教授总是说，制度变迁都是统治阶级推动的，目的是节省交易费用（或者称为管理成本）。邓部长固然有他的忧虑，但是，买卖党委的忧虑更严重，反正是双拳难敌四手，邓部长砍不胜砍，又不能叫陈同志取消统购统销，他最后也实在没有办法压制，合作化终于在土改后特别能来事的买卖党委们的推动下，快速完成了，正所谓好汉敌不过人多。

鉴于只有毛同志一个人比较喜欢“搞运动”，他甚至说在阶级社会里不搞群众运动我就不是毛泽东。所以，休假期间肯定不会发生“三反运动”“新三反运动”和“开门整风”运动，因为这些运动都是针对着当权派的，大家早就厌烦了。

番邦学者布林顿曾经得出一个革命的热月反动规律，意思是说，革命后上台执政的官员群体，总是会回归老一套的规则，为了自己的日子好过，也肯定要向社会上的强势群体靠拢，疏远从前的依靠力量。有一个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童先生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其实就是中国革命之后的第一个热月反动，这个运动的结果是官员们的地位大幅度提高，更少接受批评，同时也减少了对于底层要求的回应。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毛同志老是搞些让官员们心烦的运动，反右派运动肯定还是要发生的，可能的情况是时间会提前，效果更加彻底，热月反动会一次性完成。比如说，把那些个出生于旧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采取法律手段处理，比方说流放呀关押呀什么的，这种方式也不是没有兆头，有不少工农干部曾经跟毛同志说过：老子是革命的，不要知识分子也可以。毛同志针锋相对地回应说：建设新中国是文化革命技术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别以为还是过去那样子打仗跨着马，现在喷气式飞机一飞一万多米高，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所以，那些早就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顺眼的同志们，只好闷着头不做声。

有些人说是毛同志看知识分子不顺眼，所以，搞了一把引蛇出洞来整一家伙。也有人说，刘同志才是当权派的优秀代表，是长期要搞热月活动提升当权派特权的热心人，还有人说是彭同志在北京搞了按照单位下右派指标的先进经验，被邓同志推广到全国各地才引起扩大化的。总之，这些个说法都是一种“偶然性”解释，似乎除了这几个同志之外，就没有别的深层次原因了。王绍光教授口授了篇文章，说反右派运动中间工人同志们说右派都是放屁，知识分子和官员之间别有深层次矛盾存在，所以，不能做简单推论。这个似乎有道理，如果联系到热月规律来看待，似乎逻辑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十年休假期满回国的时候，火车临时停靠西伯利亚某车站，毛刘周朱邓五同志发现，到处都是会说中国话的拓荒农民，原来这些都是中国作为“废物”关进监狱，后来出口给劳动力短缺的友好国家的，他们原来叫做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国内已经完全是纯而又纯的革命者在那里掌权了，热月规律得以完整而全面地体现了。毛同志老是搞些不恰当的群众运动，结果极大地妨碍了热月规律的运动过程，中国的热月是分多次在接近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才履行完毕的。知识分子作为热月规律最理想的牺牲品，长期有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中国特色（王教授的文章中间有很经典的描述），但是由于毛同志的阻碍作用，其在热月过程中间的牺牲程度也是有限的。

毛同志回国之后，发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大放光彩，远超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水平。马尔库塞说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是“实用主义的、咒语式的、魔术式的”，中国的最新理论成就也完全一样，但“灵异”程度优胜十倍以上，著名的学术大师计有胡大师、李大师、于大师、杜大师等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