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竞争经济学》精义 -- 乾道学派

不过我认为他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上的造诣目前无人能比，他的学说今后必将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

附：韩德强写《竞争经济学》的动机：

“看不见的手”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命题。然而，我对于这一命题的怀疑几乎从接触之日起就产生了。那时我还是一名大三学生，每周有五天时间都花在图书馆，看与我的工科课程不相干的历史和社科类书籍，其中就有走向未来丛书的《看不见的手》。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能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吗？我一以名工科学生的逻辑思维习惯寻找生活中与此相对应的事实，结果显然是失望的。当时的经济学界在设计各种各样的经济机制，使“看不见的手”能够生效，但都没有成功。承包制本来希望承包者通过提高企业利润来提高自身收入，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变成承包人与发包人相互勾结，压低承包标的，企业利益受损而个人收入增加；更进一步，承包者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拼设备，拼消耗的方法增加利润，而且网罗党羽，任用亲信，将企业资产化作个人财产，使企业面临破产危险。毫无疑问，承包者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并没有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接下来就是股份制。经济学家们说国有企业之所以没有搞好，是因为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明晰。只要将国有企业股份化，每一个股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考虑长远利益，就可能将国有企业搞好。但股份制的试验结果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大股东圈小股东的钱，总经理照样可以甩开董事会、监事会自行其是，自谋其利。本来用于相互制约的机制，成为相互合谋和欺骗的合法依据。

有人说，这是中国特色而不是斯密理论的问题。于是，我又将目光投向所谓成熟市场经济的美国、欧洲、日本，翻看这些国家的经济史，结果却发现了“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和制约。没有“看得见的手”，经济危机频仍，两极分化严重，市场欺诈盛行，社会治安混乱，生态环境恶化。没有“看得见的手”，后起的美国、德国、日本就不能成为工业强国。没有“看得见的手”，就没有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事实上，由于推崇“看不见的手”的新自由主义日渐盛行，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正在向野蛮资本主义（或野蛮市场经济）回归。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经济危机加剧，各国政府、企业和居民都债台高筑。非洲、拉美、东南亚、俄罗斯、东欧、土耳其相继陷入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趁机要求这些国家提高利率、削减政府赤字，削减社会福利，出售国家资源，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外贸和货币管制，——这些措施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经济进一步衰退，失业率剧增，金融危机，政局动荡。

斯蒂格利茨最近强烈批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三大机构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计划是摧毁穷国经济的罪魁祸首。他描述了一个毁灭“四部曲”：

第一部，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腐败化。当地领导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

第二部，资本市场自由化。不幸的是，有时(比如印度尼西亚和巴西)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了。进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奇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

第三部，价格市场化———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这又可预见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称之为骚乱。1998年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骚乱，2000年玻利维亚发生的水价的骚乱、2001年2月厄瓜多尔水、燃气价格的骚乱都是由世界银行引起的。不管怎样，你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骚乱是计划好了的。让我们看一下对厄瓜多尔的“转轨型国家援助计划”。在秘密报告里，世界银行说他们希望他们的计划能激起“社会的不安定”。这并不奇怪。秘密报告显示：计划已经使厄瓜多尔51%的人口陷入了贫困。而世行只呼吁勇敢、坚定地直面国内的动荡，用“政治决心”来忍受高昂的物价。这些骚乱和动荡又引起了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当然，这种经济“纵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斯蒂格利茨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不是市场经济的循规蹈矩的铁面无私的追随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要求印度尼西亚停止对穷人的食品补贴的同时，筹措了数百亿美元去挽救印尼的银行家，实际上也就是挽救向印尼银行家贷款的美国和欧洲的银行。把这些图景综合起来，我们发现：在这个体系中有无数的人利益受到损害，而明确无误的赢家只有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和美国的财政部。

第四部：自由贸易。斯氏把这种自由贸易比作鸦片战争。“那也是关于开放市场的，”他说：“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斯氏认为世界银行最大的症结在于它的计划的秘密化和教条化，从不向公众和持异议者公开。西方在第三世界到处推行“民主选举”，世界银行所谓的“消灭贫困计划”本身就破坏了“民主”。

自然地，这“四步曲”会失败，会引起危机。“可一旦他们(IMF)的市场自由化计划失败，他们就会要求更多的自由化政策。”当问及他既然作为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为什么不遵照他的意见行事时，他说：“你要挑战地主所有制？这首先要求统治者大换血。”

斯氏严厉批评世贸组织中的知识产权协定，认为这一新的全球规则是致人于死地的。“他们并不理会人们的死活。”他这样评价他曾共事过的公司和银行的董事经理们。

“这有点像中世纪，”斯蒂格利茨说“当一个病人死了，他们会说，‘唉，他死的太快了，他的血还没全榨出来呢’。”

最后，斯蒂格利茨说：“解决这个世界的贫困和危机的办法很简单：消灭剥削者。”

（引自《国外理论与动态》2001年第12期，张文海译）

然而，由于外围国家的经济萧条，世界经济需求螺旋下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不断调低。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零增长局面，政府走马灯似地更换。日本政府为拉动经济，不断投入巨额国债，直至最近占GDP的近130%，但日本经济却反而进一步跌入了负增长。欧洲各国低增长、高失业率，右翼排外势力抬头。由于各国资金纷纷到美国避难，一度使美国经济在90年代“一枝独秀”，但随后纳斯达克股市崩溃，美国经济也步入衰退。和欧洲一样，美国的右翼排外力量也明显抬头，他们要求美国政府驱逐移民，提高关税，保护国内工作机会。受发达国家排外力量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产品越来越受到国外反倾销的制裁，外向型经济的潜力正受到重大威胁。与此同时，外国产品和投资涌入中国市场，造成本国企业利润萎缩，通货紧缩，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城乡失业人口剧增。这样下去，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将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大萧条中越陷越深，最终放出战争恶魔，使地球成为人类自相残杀的墓地。

有意思的是，这种全球性的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却被国际国内经济学界和舆论界冠以全球化的美名而大加赞颂。从利益上说，这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国际垄断资本发动的、以跨国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反人民的经济战争。从理论上说，则是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导致世界利益最小化的明证。

怎么办？世界上无数爱好和平、正义和幸福的人们都在思考和行动。但是，似乎很少有人指出“看不见的手”的内在逻辑的根本缺陷，从而使各种制约市场的力量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并在防守中节节败退。因此，扭转这一局面的逻辑关键在于彻底批判市场神学，重新倡导利他主义，占领社会舆论的制高点，从而为重建政府的合法性奠定道德基础，最终控制市场力量的肆虐，将地球建设成为人类的美好家园。

对于中国来说，这不仅是长远目标，甚至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革命理想破灭，由于“利己即利他”论的流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道德防线全面崩溃，腐败问题日益严重，政府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给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最佳土壤，最终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相勾结，腐败与两极分化相互促进，社会是非和公德感消失，社会治安日恶益化的局面。更严重的是，跨国公司全面占领中国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使本国资本投资失去出路，封死了中国经济的成长空间，从而使中国面临经济殖民地化的危险。

有鉴于此，我认为到了重新认识亚当·斯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