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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左传者何也

其实《左传》是《春秋左传注》这部书的主体部分，根据杨先生的本子，按我的统计，《左传》有1642条，2570段，178632字，其分量是《春秋》（1861条，16773字）的十倍左右。我之所以要介绍《春秋左传注》这部书，就是因为读了这部书之后，通过《左传》的叙述感到其中有很多我过去所不知道的事情，也感到当时（春秋时期）的社会是与后来的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读这本书可以更好的了解中国古代的传统，例如可以更好的理解孔老夫子说了些什么。

关于《春秋》与《左传》的关系，也请自去读杨先生的《前言》。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介绍《左传》：1、作为历史书的《左传》，2、作为当时的教材的《左传》，3、作为重要文化遗产的《左传》。

1、作为历史书的左传

按照现代人的看法，《左传》当然是历史书，而且是极重要的历史书。

一位历史学家许凌云先生介绍说：“《左传》广泛地吸收了我国以往的历史记载和口头资料，统筹规划，取舍剪裁，包容一书之中，大体勾勒出春秋时期二百余年周王室及诸侯国兴亡之迹和当时社会的轮廓，反映了社会变革在经济、政治和思想观念各个方面的变化。同时，也保存了不少春秋以前的古史材料和传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读史入门》 许凌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2月第一版 58页）”

而另一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曾提到：“研究春秋时期，《左传》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左传》传为鲁国人左丘明所作，记述当时历史事件，备极详明，于史学史有很高的地位。此书传到汉代，属于古文经的范围，在两汉的经学学派争端中，受到今文家的攻击，其影响及于清代汉学，酿成怀疑《左传》的风气。经过多年辩难，《左传》的可靠性已为多数学者所公认。事实说明，司马迁《史记》关于春秋史的叙述几乎均出自该书，绝不像今文学派所说系后人伪作。《左传》的注本，清人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最负盛名，可惜印行的原稿本不完整，近年有学者续作，也已经出版。杨伯峻先生所著《春秋左传注》，博洽而简明，是最便于阅读的本子。（《李学勤说先秦》 李学勤著 宫长为编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年 p50）”

《左传》反映了一个与秦汉及以后的中国社会大不相同的社会，五四以后，一些接受了西方史学训练的新人掀起了一波怀疑中国古代史籍的浪潮，取得了很大成绩，被称为所谓“疑古派”，这一派扫荡了旧史学，为新史学奠定了基础，所以当后来新中国点校二十四史时，总理还专请这一派的领袖顾颉刚先生领衔。疑古派考出很多部所谓古籍（例如《礼记》，《尚书》的一部分，等等）都是战国时或更后的人伪造的，一时间，《左传》也在被疑古派怀疑之列，但是，据一位疑古派的老先生后来说，经过他们仔细阅读了《左传》之后，发现《左传》所反映的是一个与战国或更后的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包含了大量的社会信息，不是后人所能够伪造的，他们承认了《左传》的地位。

综上所述，《左传》是我国现存最古老，内容最丰富的历史书。其实，中国的历史材料在春秋这一段比较详实，比后面战国以至秦代的资料更完整，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左传》流传了下来。

2、作为当时教材的左传

但是，《左传》是古代“经史子集”四分类法“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当时并没有把《左传》划为历史书。所以所谓二十四史也好，二十五史也好，其实并不包括《左传》。这样，提到古代历史书，有时容易漏过了这本极重要的历史书。那么，所谓“经”是什么呢？在我看来，“经”其实是教材，古代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据说都是孔子教授过的科目，其中教授《春秋》的教材很可能就是《左传》。

根据杨先生及他所征引的先贤的看法，《左传》的面貌并非一直如现在这样，而是在秦汉时经过改造，最早的《传》是不注《经》的，也就是说，当时的《左传》是“经自经传自传”的，即《春秋》和《左传》是各自独立的两部书。因为“《左传》不注《春秋》”，所以《左传》在西汉时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立学官”，不能成为正式的官方承认的学科。但《左传》的这种形态正反映了当初进行教学的场景，教授者是一件事一件事的讲解，而不会牵就《经》的文本，有点像说书。

那么《左传》为何会形成现在的面貌？我估计其中一个因素是为了要争取“立学官”，上面已经提到，在汉代，有人攻击“《左传》不注《春秋》”，为了要取得官方承认的地位，就要符合当时通行的依《经》作《传》的形式，所以有人就把《左传》改成了现在这种《传》依《经》分年的形式。

现在这种《传》依《经》分年的形式把连续的《传》文分割成一段一段的，割断了原有的文气，也不便于阅读。后人有鉴于此，还搞出了《左传记事本末》，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恢复《左传》的原貌（《左传记事本末》五十三卷，清人高士奇编撰。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江村，钱塘（今杭州）人。曾为康熙帝所宠幸，官至礼部侍郎。在高氏之前，南宋章冲曾把《春秋左氏传》改编为纪事本末体的《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清初，马骕又撰成《左传事纬》，较章书又有改进。高氏继章、马之后，以列国事迹，分列专题，自成首尾，又兼采经史诸子，为“补逸”、“考异”、“辩误”、“考证”、“发明”诸项，附列在各专题正文之下，对史实作了一番补充、考订和解释的工作，因此，高氏之书优于章、马的同类著作，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春秋史事。（《读史入门》 许凌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2月第一版 74页））。

我也尝试了尽量按原有的顺序重新缀合传文，在我看来，《春秋》可以分成一百多个独立的段落，平均每段只有不到两千字，当然这只是提纲，讲授者可能还会进一步发挥。从其分量来看，估计已经足够单独开一门课了。

作为教材，《左传》有几个特点。

前面已经说过，《左传》中有很多段落是介绍怎样写《春秋》读《春秋》的，据我的统计，《左传》中与此有关的段落在二百条以上，占总条数的一成半以上。例如：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隐十一年传》p 0078）（01110702））例如：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请复季友也。齐侯许之，使召诸陈，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来归”，嘉之也。（《闵元年传》（p 0257）（04010401））例如：晋-原縠、宋-华椒、卫-孔达、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讨贰。”于是卿不书，不实其言也。（《宣十二年传》（p 0750）（07120701））又例如：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若窃邑叛君以徼大利而无名，贪冒之民将置力焉。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昭三十一年传》（p 1512）（10310502））从这些段落的内容看，从其口吻看，讲授《左传》者很可能就是太史或接近太史的人。

《左传》中还有一部分专门记录了当时人在各种国事活动中精彩的长篇发言，显然是当时语言还在初级发展阶段，这种精彩的发言并不是很多，所以才会纪录下来供后人仿效，后来的《国语》更集中的搜集了类似的发言，对应了后来辩士时代的来临。据杨先生介绍，《左传》中的《吕相绝秦书》一篇发言还真被秦人仿效，后来写出了《诅楚文》。由此看来，讲授《左传》者也可能是所谓“行人”（类似于今天的外交使节）或与其接近的人。

前面已经提到，“太史”和“行人”很可能有“工作关系”，二者的工作性质也有相通之处，都是属于“文”的一类。虽然当时的贵族都是文武双全的，但已经出现了文武分工的苗头，例如鲁国的“叔出季处”（《昭元年传》（p 1205）（10010202）），“叔”和“季”就是指鲁国的两个主要大臣，叔孙和季孙，在那几十年间叔孙主要负责进行外事活动，季孙主要负责军事活动。而鲁国的三家主要执政大臣中的另一家，孟氏，一度也是世代负责外事活动。只是到了鲁昭公时，新继任的孟僖子，由于本来不是嫡子，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在陪同鲁昭公出访时就未能圆满的完成外交使命。孟僖子由此而痛下决心，请孔子教育他的两个儿子，这很可能是孔子涉足教育的开端（《昭七年传》（p 1287）（10071201））。上面提到的“太史”也好，“行人”也好，都是比较偏于“文”的岗位，而讲授《春秋》的人，应该也属于这类偏“文”的人，孔子就曾被误认为“知礼而无勇”（夹谷之会，《定十年传》（p 1577）（11100201）），恐怕也属于这类“文”人。这些“文”人往往是声气相通的，《左传》中多处反映了对这种“文”的赞赏。

既然是教材，就有教材的特点，《楚语上》有言：“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怎样实现这个目的，就是以《春秋》所提到的人或事为线索，讲述前人的经验教训。因此，据杨先生征引的前贤曾指出《左传》作者“好预言”，就是指《左传》中大量的引述前人成功的预言。但是，引述前人成功的预言，以供后人学习，正是《左传》作为教材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此，我也想臆想一下《左传》的形成。关于古籍的形成，李学勤先生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研究新发现的大量简帛古籍，与现存古书相对比，不难看到，在古书的产生和流传的过程中，有下列十种值得注意的情况：第一，佚失无存。…… 第二，名存实亡。…… 第三，为今本一部。…… 第四，后人增广。…… 第五，后人修改。…… 第六，经过重编。…… 第七，合编成卷。…… 第八，篇章单行。…… 第九，异本并存。…… 第十，改换文字。…… 以上十点，概括的恐怕不够完全，希望读者由此能认识到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总的说来，除了少数经籍早已立于学官，或有官本，古籍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才能定型。那些仅在民间流传的，变动自然更甚。如果以静止的眼光看古书，不免有很大的误会。”（《李学勤说先秦》 李学勤著 宫长为编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年 p268）由此看来，《左传》的形成恐怕也是个复杂的、累积的过程。

如果说《左传》是产生于对《春秋》的讲授，那么《春秋》的讲授当然不是起自孔子，在孔子之前的“公立”教育中应该也包括《春秋》这一门，因此《左传》的部分内容恐怕是古已有之，从前人那里传承下来的。在漫长的（至少几百年）讲授《春秋》的过程中，其讲授课本（可能其性质与形式类似于《左传》）自然也不止一种，也许其中就包括左丘明先生授课所用的本子。这个本子还可能是某种通行本。随后，孔老夫子开班授课，就利用了这个通行本。自然孔子会加上他自己的见解，加入新的材料。

现存《左传》最后成书已经到了战国初，杨先生在《前言》里有详细论证，不赘述。这位最后写成此书的人应该是一位孔门后学，也足以称为一代的大师。

3、作为重要文化遗产的左传

《左传》的文笔非常精妙，这方面杨先生已有详细介绍，我就不多说了。我在后面试图用现在的话翻译了一部分《左传》的段落，就深感很难精准的翻译出原文的韵味（考虑到文字的变迁，很容易让原有的意义走样，当然也因为我水平有限，所以我后来只好只给出个大意，并附上原文，请各位欣赏了）。

《左传》在先秦经典中是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经典，《论语》不到两万一千字，现存《尚书》不过三万多字（实际上《左传》中还保存了不少逸失的《尚书》，弥足珍贵），《诗经》也只有将近四万字，而《左传》竟有接近二十万字。就字数而言，当与之前的全部（流传下来的）典籍相当。

由于《左传》叙事的性质，其语言形式比官方文书类的《尚书》，论述性的《论语》以及《诗经》等其他先秦经典都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左传》后世一直是《经》的一部分，后世的“经”已经逐渐更多的在“教材”的含义之外带有了“经典”的含义，这些《经》（包括《左传》在内）成了所有文化人的必读书，同时《左传》还写的非常漂亮，因此，这部书也就更广泛的为后人所引述，化用，成为我国古文的最重要来源之一。

仅仅看一下有多少成语出自《左传》（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众叛亲离、一鼓作气、唇亡齿寒、困兽犹斗、从善如流、居安思危、筚路蓝缕、食言而肥等等，至少有一百多个），就可以知道其重要地位。《左传》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民间流传的关老爷的标准像，其中有一种是凭案观书的，有联曰：“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不忘赤帝; 青灯读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无愧青天!”他所观的书，所谓“青史”，据说是《春秋》，但是《春秋经》很“干巴”，很难读，而且按杨先生的说法，秦汉时，一些人口中的《春秋》实际上就指的是《左传》，因此，关老爷手中的青史，很可能就是《左传》。

总之，我个人觉得，读一读《左传》有助于更好的了解历史，了解传统文化。

三、注者何

前面已经提到，李学勤先生评价《春秋左传注》说：“杨伯峻先生所著《春秋左传注》，博洽而简明，是最便于阅读的本子。”我读杨先生的这本书的感觉是：杨伯峻先生家学渊源、博闻强记，注释中每有妙笔。下面就从四个方面谈谈杨先生注释的特点：1、文字，2、前人注释，3、新史学，4、相关知识。

1、 文字

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字，都不是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因此阅读古籍，首先要对当时的文字有准确地了解。而在这方面，杨伯峻先生有独特的优势。杨先生的老师，也是他的叔父杨树达先生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杨先生还曾拜在语言大师黄侃先生门下，并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有了这样的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功底，杨先生的注释很注重准确的理解词汇当时的特定含义，因此对《传》文的理解更加准确。

2、 文献

杨先生长在文化世家，在幼年就读到了当时的《左传》专家，也是《左传》世家刘师培的涉及《左传》的著作《刘申叔遗书》，又在北大学习，在各大学授课，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有条件阅读了大量相关著作，仅列在引用书目中的就有数百种。而且杨先生并非仅仅罗列前人的注释，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总结了前人的注释熔为一炉，为普通阅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更有意义的是，由于杨先生阅读范围的广博，往往发掘出一些平常不易见到的文献，与《经》、《传》的本文相得益彰，阅读到这样的地方往往使人不禁拍案叫绝。

3、 新史学

杨先生成长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在《春秋左传》的注释本中，采取了近代大师王国维先生的观念，首次把现代考古学成果加入对古书的注释之中，这一形式在现代的其他古书注释本中也未普及，应该说对读者更好的理解古代文献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先例，也是大师观念具体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

4、 相关知识

《左传》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涉及各方面的知识，例如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等等，杨先生都尽可能的广泛采用最新的科学成果。新时代的国学，如果不能充分的吸收近代的科学成就，是没有出息的。

由以上几点，杨先生不愧是承先（总结了前代的成就）启后（引入了新的科学观念）的大师，《春秋左传注》这本书也是很值得多读几读的一本好书。

• 谢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