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巨流河》偶感 -- 酥油茶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阅读当年选择去台湾的学人的生平自述，因为他/她们的叙事角度往往异于大陆学者，行文之间又别有一种坦诚或隐讳的角度在里面，对照着读来可以颇长见识。《巨流河》就是这样一篇英语文学教授齐邦媛的生平自述。

她是朱光潜的得意门生，也是当年武汉大学英语考试的全校第一名，能在战乱年代有如此的造诣，自然与家庭背景无法分开。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早年在重庆开办报社，需要收集各种外文报纸及书籍，使得还在上中学的齐邦媛就有大量阅读英文原文著作的机会。虽然成长于乱世流离的大背景下，但她的求学环境里却汇集了当时最出众的一批知识精英，更有南开中学张伯苓这样的大教育家。她的家庭在当时算得上显贵，父亲也是蒋介石前面挂了号的国民政官员，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光，一家人也还不至于担心衣食。齐邦媛在中学的时候，对数学也感到颇为烦难，但在文史上几乎是得心应手，无他，从小的积淀使然。

这样家庭出来，喜欢读书的“读书种子”走向学者道路，几乎是自然而然的，钱钟书夫妇是如此，齐邦媛又何尝不是如此。而正是他们构成了民国期间知识精英的主流。西南联大也好，流亡中学也好，能进入甚至是报考的人，都是同龄人中的少数，大多出身于中等家庭以上，其中成绩优异者，更多半是世家之后，民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是个很小的圈子。

只有这样的小圈子里，“零分上清华”，和精英式的教育才能有其空间，因为其接受的教育本身，就已经足够使其与世人不同。1940年的流亡南开中学高中部，已经开始教授用英语讲的微积分课程了，至于西方历史地理，英文文法，更是在今日的大学课堂都难以望其项背。由此看来，民国教育出“大师”之比例远高于开放之后的大陆，理所应当。

当然，与乱世中能有这样暴风眼里的精英教育，和这些孩子的家庭出身是分不开的，齐邦媛在回忆南开中学时谈到：

“我认为在南开中学已满百年的历史中，家长名单似乎更为精采，几乎可以自成一本近代史。最早的梁启超、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胡适、张学良、张自忠、翁文澈、汪精卫等，抗战时，在重庆南开我与马寅初的小女儿马仰班同班三年，抗战时期的名将（大约都在四、五十岁年纪）泰半都有儿女送来，因为住校，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同学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别人的家世，因为大家都差不多。我至今记得当时与华北名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比我高一班）在宿舍谈文论艺的情形。”

可见一斑。

虽然数学只有48分，但文史突出，被第二志愿国立武汉大学录取。

南开中学的英文与理科老师，已经是海归出身，高中的英文和文科教育，按照齐邦媛所记述，其程度已经超过了后来的国立武汉大学一年级的进度。有如此的底子，大学再专心苦读，学识上自然突飞猛进。

但政治上又有所不同，齐邦媛的官家小姐身份和一心读书的作风，使得思想左倾的好友不会向她泄露一点蛛丝马迹，也有较为“赤色”，说话直接的女学生开始当面讥讽她的出身。

虽然事实上，从小颠沛流离，警报一跑七八年的，再怎么官宦人家，战时的印记恐怕更为深刻。和她身份类似的青年，也有不少加入了共产党，后来站到父母的对立面上。

按照邦媛的描述，确实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选择了共产党，由于多年的战火纷飞，身处其中的压抑和屈辱使得“99%的知识分子都醉心于共产主义”，无论是苏俄的激进的进步观念，还是人人平等的阶级立场，在学生和学者看来都是籍以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国际地位和改造大多数人民茫然无知浑浑噩噩的社会的济世良方。爱国救亡运动的兴起，也是时势致然。

齐邦媛在学潮中的表现，可以说是爱国进步乖乖好学生，游行也去，只是被挤到边角，前进困难，进步教授被特务暗杀了，同学们要求她写悼词，她认真地写下了对老师的爱戴和对凶手的谴责，让人无可指摘。参加了俄国文学读书会，但几次之后便听从父亲的建议，避免参与政治。

不参与政治，本身也是一种姿态，也就是意味着按照家庭的轨迹走下去，如此看来，齐邦媛工作后为了安定选择去台湾工作，也就是自然而然的。所谓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出身并不是一个人的罪过，只是大势不在她一边而已。看到江轮上被链子锁着的壮丁，齐小姐能做的也只是给一杯水而已。

她是父亲的乖女儿，也是愿意为家庭牺牲的妻子和母亲，却又是精神灵魂独立的学人，书中荡漾着诗情画意和英语文学的魅力，为此书平添不少可读性。除此之外，我们难以要求更多。就像不能要求所有学生都斗志昂然喜爱政治运动一样，一心读书的书呆子，任何年代都是有的，条件合适也都能为社会做出他们独有的贡献，而我们当前的社会，需要“书呆子”可能更甚于“革命家”。

除此之外，这篇自传中还可以看出来的几个问题。

民国精英教育的质量，甚至远胜于大陆后来的明星中学重点班，台湾弹丸之地，出去的留学生的很多也颇为成功，和台湾中学对英文的重视，以及大学理科的英文教育是分不开的。相形之下，大陆强调中文的大众教育模式造就了大批知识结构类似，但“接轨”困难的学生，孰强孰劣难以比较，但在国外的适应能力不同却是明显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较量，是两个国家，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对决，从某种程度上并不能说错，美国——英语——基督教，还是苏联——俄语——共产主义，在当时几乎是非此即彼，究其本源，无非是中国这个大弱国夹在两强之间的无奈选择，不如此就有被撕碎的危险。独立发展，冷静思考，取长补短的机会，不是想有就有的。

而中国被西方影响170年来，从被动改造，到主动挑选，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其间知识分子既是先行者和号角，又是祭品和首先被打击的对象，更是曲折命运中挣扎的灵魂。他们往往游走于不同文化、不同系统之中，不断学习也不断有“失序”之感，认同感，故乡情与家园、命运的撞击，往往是他们一辈子心中的痛，从铁岭到台北养老院，从巨流河到淡水河，个人的奋斗和拼搏，在命运的作弄中如风中之烛，也正因此，八十多岁，一直优雅从容，从不动气的邦媛也说，我在为人类的愤怒而述作，“for the anger of man!”, 。优秀的人类被无情的命运作弄，把美好的事物打碎给别人看，本来就是极好的悲剧题材。而齐家父亲齐世英可以算是典型的例子，为了救国留学日德，为了反日组建敌后工作，而他的同事之结局却怕多是悲剧。齐世英在大学外文系之一班同学，即使左倾，也因理想主义而过得颇为不易。

与邦媛这样民国时期在小圈子里成长的精英相比，更多先天失养，后天少教，又身处乱世的青年恐怕就更为不幸，对混乱的世事更有一番感触，例如柏杨，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叛逆者，和他早年的经历无法分开。

大陆在建国后应试教育培养出的人才，特别是独生子女之前的老一代，在文科基础上恐怕无法和过去相比，和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人才相比，多少难免“小姐身子丫环命”，从小自是心高气傲，但在海外既孤立无援，又晋身乏力，加之处于混乱的思潮之中，一些悲剧的产生，恐怕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如此便罢，若是生活在信仰现实一致的环境里，这样的人物遇到大挫折，多半是要跳海的，只有以活下去为目标，以家常里短，桃红柳绿为意义，便无所谓悲剧不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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