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学通论》摘录（4） -- 柞里子

2 经学起源

2.4

《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据此，则孔子之学在孔子身后分为八派。孔门八派之掌门人究竟为谁？后世颇有争议。上自晋之陶潜，下至清之顾广圻、皮锡瑞，各执一说，然皆为猜测之词，并无实据。

按韩非之生距孔子之死，约二百年。二百年间，流派未尝不可演变与派生。《韩非子》所言之派别，未必为孔子死后立即发生之状态，当以韩非当时尚存或者尚知悉者而言。兹以此为前提，推测所谓孔门八派之创始者如下：

所谓子张，当指孔子弟子颛孙师，字子张。

所谓子思，或为孔子弟子原宪，字子思。或为孔子之孙伋，字子思。

《史记·游侠列传》：“及若季次、原宪…… 死而已四百馀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可见原宪确有弟子。不过，《史记·弟子列传》曰：“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巷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由此可见，原宪在孔子死后贫乏不能自存，似乎不像是能够开山立派者。

孟子为孔伋再传弟子。据《史记·孔子世家》，孔伋为《中庸》之作者。据《汉书·艺文志》，孔伋著《子思》二十三篇。既有著作，复有传人。《韩非子》所谓“子思之儒”，当以孔伋当之为妥。

所谓颜氏，或指孔子弟子颜渊。孔子盛称颜渊之德，虽早死，生前曾开门授徒，或者死后有人假托其名声而开派，皆不足为奇。

所谓孟氏，当为孟轲。

所谓漆雕氏，或指孔子弟子漆雕开。

所谓仲良氏，史无其人。《礼记》、《毛诗》有“仲梁子”。“梁”、“良”同音，或因音同而混。郑小同《郑志》以仲梁子为鲁人，孔颖达《毛诗正义》以春秋时鲁人仲梁怀当之。春秋时鲁人仲梁怀，季平子家臣，为阳虎所逐，与孔子同时，姓名事迹俱见《左传·定公五年》。倘若为孔子弟子，何以既不见诸《论语》，亦不见诸《史记》？而王应麟《困学纪闻》遂据《毛诗正义》而以仲梁怀当仲良氏，绝对不妥。

按《荀子》于《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之中，并称“仲尼、子弓”，视同圣人。料想荀子之学必然出于子弓一派，否则，必不得推崇备至如此。杨倞《荀子注》：“子弓盖仲弓也。”以子路亦称季路之例推之，杨说当不误。仲弓，孔子高足，姓冉，名雍，见《论语》与《史记》。“良”与“弓”，形近易混。韩非师从荀子，其儒家八派之说，想必从荀子得来。故《韩非子》所谓“仲良氏”，或当为“仲弓氏”之误。

所谓孙氏，当指荀子，后世因避汉宣帝之讳而改称孙子。韩非既为荀子弟子，其儒家八派之说何能无荀子？故所谓“孙氏”者，必指荀子无疑。

所谓乐正氏，当指孟子弟子乐正克。

其实，自孔子之死至战国之末，儒家究竟分为几派？派别的创始人为谁？并无深究的必要。为何并无深究的必要？曰：原因有三：其一，并无任何证据或迹象显示八派中的任何一派曾经对诗、书、易、礼、春秋等五经做过编辑、改写、删节等工作。其二，并无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后世经学同八派中的任何一派具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其三，儒家以及儒家鼓吹的经学，在先秦从来不曾成为普及全国的文化主流，降至战国之末更沦为乏人问津的、地区性的学术。《庄子·天下篇》：“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可见下至庄子之时，儒学的流传范围，大抵不出如今的山东半岛。

然则后世儒家与经学如何能成为垄断中国学术的流派与学术？曰：因为秦国灭六国而一统中国。自春秋之末至于秦之一统，儒家之所以乏人问津，因其所倡之理论，无论是仁义道德、是诗书礼乐，还是阴阳五行，都不足以应各诸侯国之间攻城野战之须与生死存亡之急，于是人才大都流入法家、术家、纵横家。秦始皇既一统天下，攻城野战之须与生死存亡之急皆化为乌有，致使儒学之所以不兴的弱点从而消失。

秦之“一统天下”，往往与“灭六国”连文，遂令人在不知不觉之间视秦之“一统天下”等同秦之“灭六国”。秦与赵、魏、韩、燕、楚、齐六国尔虞我诈二百五十年有奇，大小征战数以千计，终于以六国之灭亡、秦国之一统而终止，故在秦之“一统天下”与“灭六国”之间划等号，乍看之下，似无不妥。其实，秦之灭六国只不过是表面层次的现象，秦之一统有更深远的意义在。

意义之一，就朝代更替而言，秦所灭者，并非六国而是周。 意义之二，就政治制度而言，秦所灭者并亦非六国，而是迄周为止的封建制。倘若秦灭六国而保留周天子的傀儡地位，或虽彻底消灭周的社稷而仿其例以建立以秦为中心的封建王朝，则不仅历史须重写，当时的政治需要也会有别。而事实却是：秦之一统不仅终止了一个历时九百年的朝代，而且史无前例地（不仅是中国之“史”，而且是全人类之“史”）终止了一个为时更加久远的政治制度。不言而喻，如此这般崭新的政权急需一种政治理论以确立其合法性，也急需一套新的礼乐、服饰以显示新纪元的开端。秦始皇自以为功高盖世，不可不封禅勒石，上告天地、下传万代。于是，如何把封禅勒石、歌功颂德做到尽善尽美亦成为当务之急。礼乐与服饰本是儒家的正统本行，非儒家莫知所措。

由此可见，秦之所急需，正中儒家之所长。弱点既不复存，长处又恰为所需，故儒家随秦之统一而复兴本当在意料之中。本当发生者，未必当真发生。论史须从史实出发，不可以意推测。史实如何？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一统天下伊始，便“推终始五德之传，以周为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所谓“五德”者，指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水能灭火，周既为火德，故秦取水德。周以十一月为正月，故周制十一月朝贺。秦以十月为正月，故改以十月为朝贺。 水之方位属北，北方之色为黑，故秦既取水德，遂以黑色为上。水于数为六，故秦既取水德，遂以六为计数单位，车马亦以六为标准。古人称黄河为“河”，所谓改称“河为德水”，就是改称黄河为德水。谁能推算五德？舍儒家之外别无能者，故秦之据五德而定朝仪，正秦启用儒家之证。

《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禅梁父，刻所立石，… 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 南登琅邪，… 立石刻，颂秦德、明德意。…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 登之罘，刻石，…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 刻碣石门。”《史记》的这段记录明确指出秦始皇之封泰山、禅梁父，刻石邹峄、泰山、琅邪、之罘、碣石等等，皆曾征求鲁诸儒生的意见。《汉书·郊祀志》于相应文字下增添“诸儒生或议曰…… 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行，由此黜儒生。”一段，未足信，因有事实证明：终秦之世，未尝罢黜儒生。说见下，此不深谈。

或以为参与礼节、服饰之制定与封禅、刻石之策划，皆为一时性的任务，未足以证明儒家之进入秦之政府。就理论而言，言之成理。不过，史实证明秦之启用儒家，绝非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秦设“博士”之官，职掌“通古今”。谁能“通古今”？《庄子》以为“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所谓“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即儒家在庄子笔下之别名。记载古代典章制度、民情风俗者，舍《诗》、《书》、《礼》、《乐》之外，别无他书。故能任职博士者，非儒家莫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上奏秦始皇：“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正秦之博士确掌《诗》、《书》之证。《史记·秦始皇本纪》又称：“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可见任博士之职者，多至七十人。同书同卷又称：秦朝廷有“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星气”不等于“星”，“不敢端言其过”云云更说明任命这三百人的执掌在于观察“天人感应”而不在于观测天文。谁为通晓天人感应之专家？非擅长阴阳学说的儒家之徒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