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律师，人民日报，高跟鞋，超模 -- 淮夷

标题里几样事物风马牛不相及，串在一起，皆因一本书的缘份。此书是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Rober Frank在2007年写的畅销书，《The Economic Naturalist》。上周我带到飞机上读了一遍，书中谈及200来个经济问题宛如一团浆糊，引触我想到一些零散的念头且彼此有些关联，故此略作一记。

话题的起头是关于律师的。

假如你要聘律师帮你处理纠纷，一位律师是穿名牌、开宝马来的，另一位律师普通衣着、开旧车。两位律师执业资历看来差不多，你选哪一位呢？

尽管很多人说，一个人的自信和能力并不来自他开什么车、戴什么表、用什么牌子的手机，但是聪明的律师早就发现了，他们这一行的潜规则是：以貌取人。

当客户面对两份律师履历犹豫不决之时，客户往往依赖一个简单有效的推理：在高度竞争的律师业务中，高能力等于高收入，而富人在汽车衣服上的消费远高于穷人。所以，判断律师能力的捷径，是观察他的外表。

珠光宝气成为竞赛之后，不可避免的是过度消费。也许你不爱开车拜访客户，你更想蹬一自行车出门，但是，一个律师是不可以骑车上街的。类似的现象，投资银行的惯例是给员工发一笔钱，让雇员置几身名牌。要点在于，雇员须拿名牌店发票报销，不可把钱用于别处。这些死板的规定，亦有背后的道理在其中。

如果说律师间的战争，潜规则是名牌服装的比拼，那么教授之间，拼的又是什么呢？许多大教授、大学者，不是穿的很随便甚至邋遢吗？

教授有他们的竞争潜规则，那就是：学术用语。

身为教授您尽可穿得像少林扫地僧那般深藏不露，但必得学识渊深，一句话抛出来，字字用典，大家才明白，敢情这位不是搞环卫的。最牛的境界，就是让别人完全听不懂您在讲什么。比如，您去翻一翻钱钟书的《管锥编》，试试看，能坚持几页？

这种“有话不好好说”的语言竞赛，在经济学领域亦有展现，这个现象就是自50年代以来，经济学日益演变为数学模型的天下。高等数学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必修课目，一篇论文没有一堆公式支撑，根本没机会在学术刊物上露面。

拿这个广为人知的Black-Scholes公式来说：

不懂的，如读天书。懂的，几年不用，重逢还是天书。

教过我这个公式的先生，他本人是公式的发明者之一，诺奖得主Myron Scholes的高徒。他颇有感触的说，过度复杂的公式如B-S，使用者知其然，往往却不知其所以然。

其实数学的泛滥并不必定带给人们创造性的新思想，看一看Myron Scholes创立的LTCM公司之瞬间崩塌，便可知应用数学公式的局限了。

而其它的人文学科，鲜有数学的应用，于是治学者的潜规则改成：咱不比数学，咱比语文。

语文一定要让别人看不懂，这才是大拿的范儿。这种追寻引发了大量的艰深文字，即使在讲求文法逻辑的英文中，读来也是一片佶屈聱牙。对圈内人，这提高了职业准入门槛，且增加了使用者的权威感。

这方面，书中引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截自人文学家Maria Lugones 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Tactical Strategies of the Streetwalker》(站街女的战术策略)。Maria写道：

"I propose to embrace tactical strategies in moving in disruption of the dichotomy, as crucial to an epistemology of resistance/liberation."

我得承认，这句话我读了三遍，还是看不懂。

这句话用了一些抽象的“大”词，比如dichotomy（二分法），epistemology（认识论），等等。可是，这些宏大单词和站街女的“战术策略”有半分钱的关系吗？

比起美国学者的玄奥之辞，人民日报的用词最是平实，一水儿的大白话。不过，这些人人皆识的方块字组合在一起，也能产生特殊的效果，那就是：读者完全被搞晕了！

譬如，我随手找了一则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确保文化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社论开篇这样写的：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方针，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明确了基本思路、指明了发展方向，为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供了行动指南。”

若非早先看过新闻，听说文化体制改革有“五个坚持”的高论，我差点都找不到这一大段中文的主语在哪儿。我数了一下，没错，“坚持”这个词出现了五次。可是，找出这些坚持之后，最终，我还是没弄懂此段社论主旨何在。

律师的名牌衣橱、人文学者的冷僻词库、人民日报的高深莫测，这些现象皆可借用经济学中的“信号理论”予以解释。

信号理论在演化生物学、博弈论、就业市场和股票市场之中有广泛运用。简单说，由于双方信息是不对称的，为了撮合交易，一方主动发出信号，对方据以判断信号方的能力、动机、和意愿，并调整自己的决策。

信号人人都能发，要发一个有效的信号并不简单。基本的原则是，有效信号的成本一般很高，且难以伪造。经济学家Michael Spence在70年代研究过就业市场的信号模型，找工作时，高学历证书就是很有效的信号，毕竟，一个候选人要读好几年的书才能把这个信号传给潜在的雇主。

与之相仿，律师名牌是花费真金白银的，学者用词也是人家呕血三升的成果，至于人民日报的“说了一大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的语感，没个十年八年的修炼能写的出来？简言之，这些都是成本很高的有效的信号。

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大家都别这么绷着，都简单点，真实点，不好吗？

譬如，人人都知道高跟鞋不舒服，为何人人要穿？

穿上高跟鞋的女人有身高和曲线优势，更易引起男性注意。约会和体育比赛差不多，身材越高越有利。

可是，当所有人都穿高跟鞋身高优势将被抵消，相对身高是一样的，谁也无法额外吸引异性。高跟鞋有害身体，脚踝、膝盖、脊柱，都承担压力。问题是，你不穿别人就会穿，“集体放弃高跟鞋”的约定是不可能维持的。

与高跟鞋相似的例子，是生物学的一些进化现象。比如，雄麋鹿为了竞争雌鹿而彼此争斗。它们主要的武器是大大的鹿角。

理论上来说，如果所有雄鹿的犄角都缩小一半，相对强弱并无变化，战斗结果也应该是一样的。雄鹿作为一个集体，如果鹿角变小，身体轻盈，逃生概率也会大大提高。可自然进化的结果并不支持此种选择：如果某一头雄鹿发生变异，成为小角麋鹿，那么它将无法夺得雌鹿，它的变异基因也无法传递到下一代。

有损健康的高跟鞋、过于庞大的鹿角，体现着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受约束的竞争，并不必然造福所有人。

追求个人利益在亚当斯密的学说中是一种美德。但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着深深的矛盾。马尔萨斯，还有达尔文，对此看得更透一些。达尔文说，个体行为的目标是追求成功的繁殖，所以某些符合个体利益的特征（比如庞大的鹿角），反而给整个物种带来损害。

上面的现象其实也可用“囚徒困境”解释。很多时候，理论上最好的选择是诚实合作，律师们各自少花点服装费，学者们不去咬文嚼字，女人都穿平底鞋，等等。而现实的情况则是用欺骗对付欺骗，这正是囚徒困境的均衡解。

博弈论就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做过很多有趣的模拟实验。最有名的是80年代密歇根大学的Robert Axelrod组织的博弈大赛，胜出的最佳模型是简单的策略，“tit-for-tat”（以牙还牙）。

这个计算机模拟的策略在重复博弈中获得了最大获益，但是，很难应用到现实。你怎么才能用tit-for-tat去解决大规模人群的逐利竞争和破坏公益呢？

对某些现实问题，最有效的不是自我克制，而是政策管制。这方面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两个绝好的例子。

其一，是2006年马德里时装展上，主办方禁止体重指数低于18的模特参展。这意思是，一个身高175的超模，体重至少要达到56公斤。这个禁令遏止超模们为了追求骨瘦如柴而进行过度节食的恶性竞争。

其二，是很多学校都要求学生穿校服，这个管制有效减少学生们在外表打扮上投入过度的金钱和情感，而转移其注意力到学业竞争。这就象是，上帝对所有的雄麋鹿发令：统一长角，不得畸形。

最后，关于人民日报的难题，我想，这可能是无解的。

• 刚看到块河泥，搬过来，然后准备洗洗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