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对文革的兴趣由来已久，也看过一些名人及非名人的回忆录。从大多数人的回忆录中，我没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事实和文革脉络，却只看到了混乱逻辑，偏执言辞。某些回忆录里如纪录片、情感片、琼瑶片甚至无码A片般毫发毕现的描述实在令人捧腹。于是我知道所谓的回忆录，其目的本不是记录历史，再现事实，而是为了或饰非，或嫁祸。于是，我将目光转向了一介平民能够接触到的最可靠的一手资料——文革时期的报纸。

我看的报纸，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以《人民日报》为主，对各式回忆录则不敢轻易采信，只有当报纸内容不能提供足够脉络、而某篇或某些回忆录能够很好地链接事实时，才会采用，采用时会提供资料来源。在主体章节之外，也会提供一些或回忆录、或其他来源的资料，以便串起主题。

文革研究，不能仅限于研究目前官方认定的文革十年的资料，而应包括前后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料。限于时间、精力有限，我目前只完成了1966年《人民日报》全部报纸的阅读工作，以及1966年及前后数年部分《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的阅读工作，因此，此帖将主要探讨1966年中国发生的事，但不会仅限于“法定”的文革时期。

1966年，国际形势风云激荡——

始于1961年的美国侵越战争在1965年开始升级，至1966年年底，美国在越南的总兵力已超过37万人（《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1日）。为了解决征兵难的问题，美国国防部于5月14日始，在全美1200多所大学里，对近百万适龄大学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智力测验”，成绩较差者将被征召入伍（《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

在这一年，美国国内的黑人反种族歧视运动进入新的阶段——以毛泽东的“粉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奉者、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为代表的黑人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参与者，在这一年开始以暴力反抗种族压迫，拿起了石头、木棍、刀子，甚至枪（《人民日报》多篇报道）。

在这一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出现分裂，1966年1月8日，戴高乐宣布就任法国总统，2月21日即重申要修改北大西洋公约、收回法国主权（《人民日报》1966年2月23日）、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并要求美国撤去在法国的基地、军队。3月12日，法国驱赶了“窃占中国在巴黎两座建筑物里的蒋帮分子”，说这两座“中华民国驻法大使馆”建筑本属“中国人的国家”，而对法国来说，那个国家就是北京（《人民日报》1966年3月14日）。

在这一年，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也在加深。此时《九评》已发表近1年半了，虽然中苏每年都会继续签订两国本年度货物交换协定书（据《人民日报》1966年4月20日报道，该年度协议于4月19日签订），但苏方在一切可能的国际会议及其他国际场合批评中共，中国也在一切打得着、打不着的国际性事务上批评苏修。8月中，北京红卫兵将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10月27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苏达利柯夫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张德群，抗议红卫兵贴大字报（大字报内容为抗议苏联无理赶走中国留苏学生）和阻碍大使馆道路。我外交部回复道“你们的临时代办夫妇和使馆工作人员时常到“反修路”看大字报，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根本不存在破坏大使馆的正常工作的问题”，“苏联大使馆的对外通路有几条，来往苏联大使馆的车辆原有其他道路可走”。

这一年，共和国年方17，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对内对外均持坦荡无畏的态度。即便外交部，也远没有修炼出现在这样稳重老成、挑不出错的范儿。那时的中国，会“厚颜无耻地”组织在北京的外国专家学习《纪念白求恩》，让他们学习白求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态度（《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2日）；会在对外援助时要求对方自力更生。那时的中国，在论战时喜欢坦荡地将自己和对方的观点一同公布，且公布原文。此等做法不仅表现在中苏论战上、出版《赫鲁晓夫文集》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上、儒法论战上，也表现在中苏论战后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争议或论战中。

这一年，始于中苏论战的社会主义国家站队现象变得愈发明显。在摇摆后，古巴选择偏向更有力量的苏联。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1月2日在哈瓦那纪念古巴解放七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用很大的篇幅谈到了古巴同中国的贸易问题。中国对外贸易部负责人9日做了回复，1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了卡斯特罗有关中古贸易的讲话和中方的反驳。卡斯特罗说中国政府表示“目前不需要（糖）票买糖，因为他们已有足够的糖满足需要”，且要储备粮食以防美国侵略，故大幅减少了对古巴的大米出口，造成古巴居民“大米供给不足”。卡斯特罗还用比较成本理论解释为什么中国以大米和古巴交换糖是合算的。在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再次刊登了2月6日卡斯特罗的讲话全文，以及中方的反驳。

在这一年，中国加大了对包括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锡兰（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坦桑尼亚等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支援、援建（帮助建设）、无息贷款、低息贷款及免费援助。意大利在联合国提出“六国提案”，美国提出“三分之二多数表决”提案，否决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刚果布）、古巴、几内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叙利亚等十一国联合提议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人民日报因此愤而刊登社论——《中国无求于联合国》（《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日）。

这一年是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提法至此已有3年（1963年1月27日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农业四化（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的提法也已出现（在1959年6月10日前已出现多次，但完整的提法是1959年的这一天出现的），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还是非常严重。

这一年，双杂交玉米开始推广；“杂交小麦之父”李振声的远源杂交小麦研究已进行2年了，并在66年取得初步进展；农民育种能手陈永康、李呈桂、杨明汉、邓炎棠等等很多人都已开始了杂交水稻、杂交小麦、杂交玉米研究，并出了部分成果；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也已进行2年多了。从这一年即1966年，全国各地开始为杂交水稻研究组收集数千个水稻品种，并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新疆、福建等省开始进行数以万计的杂交试验（《人民日报》1976年12月17日）。

这一年，部分地区如湖北省委提出了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并在孝感县金星大队、新洲县刘集公社、浠水县望城公社等地取得初步成效（《人民日报》1966年4月9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机械化馆，也展示了机械化“六面红旗”（山西省汾阳县万年青人民公社贾家庄生产大队、湖北省新洲县刘集人民公社、湖南省常德县郭家铺人民公社、广东省增城县新塘人民公社、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西人民公社西博牧业生产队、四川省新都县新民人民公社）的成果（《人民日报》1966年4月13日）。这些红旗单位的粮食和棉花亩产都大大超过了农业纲要要求。很多地区的样板社队的粮食亩产超过了1000斤，皮棉亩产超过了100斤。

在这一年，不仅种子研究、农业机械化取得了进展，农业水利化和化肥生产也取得了显著成绩。50年代，中国开始大规模治理江河湖海，修建了一大批大型水库，如1957年建成的三门峡水库，1958年建成的十三陵水库、丹江口水库、红崖山水库，1959年建成的新丰江水库（万绿湖）、新安江水库（千岛湖），1960年建成的深圳水库等等，在1966年，始建于1960年的河南林县“红旗渠”竣工通水（《人民日报》1966年4月21日）。除了大型水利工程外，水利建设最大的特点即是，在这一年开始了省内中小型水网的建设，而这些中小型水利工程，保证了水利工程的有效覆盖，提高了各地的抗旱能力（不少地区的抗旱能力从20多天提高到上百天），也使得各地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增长，黄淮以南地区两季农作物（两季稻或麦稻间种）和长江以南部分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三季农作物（三季稻或麦稻间种）的种植成为可能，种植面积大幅增长。

然而，在各地大量兴建中小型化肥厂、化肥开始推广的1966年，全国大部分地区依然主要以河泥、畜粪、绿肥做肥料；在机械化开始推行时，还有部分地区依然高度倚靠人力、畜力。有的山区、边区的粮食亩产已比解放前翻了2番，但其亩产也不过只有不到400斤。由于粮食生产水平的相对低下，很多地区特别是干旱盐碱地区，必须加种杂粮（小米、高粱等）以提高单位亩产。在那时，即便在江浙地区，大米也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主粮。

在这一年，工业生产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一年，工业企业正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工业设计运动，不少原为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只能生产简单手工制品的小厂，开始规模生产具50年代甚至60年代先进技术水平的产品。这些产品大多具浓厚的中国特色味道，如在山区水稻田里使用的农机具。

这一年，我国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合成苯车间（《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7日）；

这一年，我国建成第一台一万二千吨水压机（《人民日报》1966年1月3日）；

这一年，在北京物理讨论会全体会议上，中国物理学工作者汪容作了一篇基本粒子报告，提出“层子模型”理论，10年后，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提议将下一个发现的粒子命名为“毛粒子”（《人民日报》1966年7月27日）；

这一年，中国成为第一个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的国家（《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4日）；

这一年，中国做了3次成功的核试验（（《人民日报》1966年5月10日、10月28日、12月29日报道），其中第二次核试验为导弹核试验，第三次核试验据传言说实际上是氢弹。半年后，中国宣布氢弹爆炸成功（《人民日报》1967年6月18日）。至此，中国“搞了点原子弹，也搞了点氢弹”，成功地打破了美苏核垄断；

这一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研究报纸特别是《人民日报》上的文革，首先应该解决3个问题，即：《人民日报》是否具代表性？文革到底是什么？文革何时开始的？

媒体从业人员都知道这样一句话：报纸风格即总编风格。对于一般报纸，尤其是地方报纸，此话自是真理，对于《人民日报》来说，则不尽然，从北京市委到中央，都对《人民日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1966年6月1日以前，《人民日报》总编辑乃吴冷西。在1966年5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决定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工作组由陈伯达率领。很多回忆录都说该决定事先请示了毛泽东，但据江青在11月28日的讲话表明（《人民日报》12月4日），派工作组似乎并非事先请示，而是事后通知了毛泽东。

1966年6月1日至年底的《人民日报》总编辑为唐平铸，而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代表当时的中央，对《人民日报》有相当的控制权。

很多我们现在公认的文革重要文献，如“516通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等等，都没有在1966年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炮打司令部》是1967年8月5日，即该文发表一周年后，才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则是首发在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上。

虽然如此，和《文汇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相比，《人民日报》依然颇具地域广度和话题广度，因而也颇具代表性。虽然在某些时候会出现报道“时差”，但《人民日报》已基本足以反映当时的中国政事和经济、军事、科技状态，特别是文革时期中国的全面状态。

那么，什么是文革呢？

文革，从字面意义上看，即为在以文化领域为主的上层建筑领域里，涤荡陈迹、图谋新生的革命，以这个意义来说，文革一直在持续。

文化革命的字眼，在1947年即出现了（《人民日报》1947年5月6日）；文化大革命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58年（《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而在1964年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也已出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字眼。

但是彼文革非此文革。我们要探讨的文革，其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词组第一次见诸报端为1966年6月2日。我们要探讨的文革，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看来，应始于1966年8月，准确地说，是1966年8月8日。具体分析详见后面章节——《文革纲领》。

谈文革离不开权力斗争。目前的各式回忆录也非常热衷于对权力斗争的讨论，并将之视为丑陋污点。

然而，共产党人并不耻于谈论权力斗争。在共产党的词典里，这个词的准确表达应该为“政权斗争”。列宁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还说过“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毛泽东也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非常有趣的是，“政权问题”这个词组在1976年9月前频频见诸各大报纸，但在此之后，却只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过4次。

《报纸里的文革1966》专帖将探讨10多个主题，分十几二十多个章节，其中自难免错误，希望各位不遗余力、死命拍砖以促我进步。

1966年9月7日头版

1966年6月1日头版

1966年12月28日号外

1966年1月15日副刊刊登的农民画

第一章节：1966年《人民日报》关键词链接出处

第二章节：1966年《人民日报》版面版式链接出处

第三章节：文革纲领链接出处

第四章节：谁明了文革真意链接出处

第五章节：一开始就出现、到结束也无法制止的斗争转移链接出处

附：两个北京四中学生的回忆链接出处

第六章节：《海瑞罢官》迷雾之遇罗克链接出处

第七章节：《海瑞罢官》迷雾之姚文元其人其文链接出处

附：遇罗克的《出身论》链接出处

第八章节：《海瑞罢官》迷雾之刘少奇链接出处

第九章节：穿越时空的命运链接出处

第十章节：备受诟病的高考改革链接出处

第十一章节：语录扫盲与一个哲学民族的诞生链接出处

第十二章节：“空话”激起千重浪，乱拳打开一片天链接出处

附：《三个重要的文献》链接出处

第十三章节：1966年报纸里的红卫兵运动脉络链接出处

外一篇：后35年特别称职的文宣部——从张华说起链接出处

第十四章节：农业之被放大的袁隆平链接出处

• 此文似是而非，典型的讨论尚在进行就急着起草大会决议的那种
• 一对美国夫妇亲身经历的文革－前言
• 再次感谢你把中央搬出来打脸
• 谢谢你把伪共中央搬出来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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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里行间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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