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给胖卡弟弟 -- 虎王2006

前面提到，毛泽东与官僚社会在形成初期的问题。这样的官僚社会形成在当时的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该组的社会周期阶段，其特征既带有现代资本主义官僚社会的层级僵化与内卷化遏制社会发展的问题，也有根植与中国传统封建文明基本价值理念的权力世袭与权力垄断的特征。后者，其封建性质的特征，在西方社会是通过几百年不断积累的社会改良最终得以有效遏制。这些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西方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加以改进的。实际毛泽东的当时的问题从本质上还是要解决，肇始于工业化分工带来的科层社会的问题。这个被马克思韦伯称为资本主义的必然选择与人类社会的冬天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除了国内官僚主义的一些刻板印象一开始还没多在意。后来随着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深入学习与了解，随后的一件事对我触动不小。记得去年某河友回国探亲。在小聚中提及他以前就职的企业，曾经一度为世界五百强，但是在某几任CEO手中不但市值滑落到巅峰时期的1%左右，而且这些CEO任期内待遇不会企业经营的恶化而调整。并且在这家企业被收购的时候，当时的CEO还被并购方支付几千万美元代价的补偿金。当时我们在座的对此难以置信，河友解释说。这样的CEO有自己的一个圈子，彼此之间在任期届满后，会彼此相互推荐到其他大公司，如此周而复始。从本质上说，这种是当企业所有权人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后，居于企业实际经营核心部分的管理人员，因其不受限制的独裁地位可以自己怠于之于企业与股东的管理职责肆无忌惮侵蚀公司资产。者也是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基于社会化大生产分工越来越细密与层级繁杂趋向下的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往好了说，这样居于上层决策下达与下层民意上达之间梗死社会流动与社会决策必要沟通的障碍。朝坏了说，这种基于分工的僵化，反过来会加剧产生僵化分工本身的机制，如此循环往复。

我们现在要真正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实际动机具体细节上做推敲碍于资料尤其是解密档案的匮乏往往不得其要。但是，如果我们把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各种问题加以总结和分析，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环境与发展需要，文革的发生不管是基于历史的规律，还是中国共产党在崛起时期形成的不断整风自我革新的内在行为范式，当历史走到一个特殊时期，并且各种潜在诱因开始表面化，就今天的我们以后来者的观点看当时发动文革。不是一个会不会有的问题，而是一个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由谁来推动的问题。曾经有研究毛泽东的学者这样对我说，主席心软，如果是刘少奇上来像桃园经验那样搞，文革更不堪。但是我们要这样说，历史不能假设。

当历史走到那一步，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在今天政改大趋势下，对于未来怎么走下去的各种争论，争执乃至争吵。我在局限性的文字里，已经多次提到。我们在改开三十年放开手脚搞经济的同时，我们既是复制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各个阶段即复制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同时这些在各国出现过的各个时期与各个阶段的矛盾的共性特征都集中出现的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和我们的时代。那么彼时，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不仅存在一个是否继续工业化不断发展需要，深化改造的问题。更重要的事，当毛泽东试图改变那时中共已经追随几十年的苏式社会主义道路，其在党内的不理解和不被支持在所难免。同样，基于对假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国家的理解，基于对工业化不断自我更新认知的不同。但是形成与雏形阶段的红色贵族阶层与官僚阶层，都出于自身的各种实际需要，那些我们今天很多人理解为人之常情的实际需要，都有意无意的形成对继续工业化改造的阻挠。

要解读毛泽东那时候的心思是困难的，我们既要从毛泽东对中国的改造中看到来库古式的复古以存朴实民风的一面。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毛泽东真心想使这个国家变成工业化的强国独立于这个列强之林自主于世界。来库古和既有的工业化道路是矛盾的无论那是西方的还是苏联的。即使在改开三十年，我们不能回避的是，我们和资本主义内在逻辑一样，以人的欲望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进步。这样在欲望趋使下的社会发展模式，无视人类一切道德价值与伦理价值。改开三十年，无差别和建国三十年一样都是在文化和道德上不断摧毁建立在中国封建传统之上伦理与道德。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也是工业化社会的必须。我说的不是宿命，我说的只是已经在历史中不断被重复证明的事情。

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内心的矛盾，那不仅仅是过于与现代衔接的矛盾。更有在迈向现代社会进程中，试图消化吸收已经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痼疾的尝试。无论你怎么看文革，我对那个西方教授说的：文革是人类最后一次挣扎。从一开始的震撼，到逐步理解然后感慨。这一章节，与其说主席与那一代人局限性在理论，不如说，主席和那一代人最终都没有跨越人性。我曾经提过，最终是人民在三十多年前的那些事情中选择了放弃了毛泽东和他人生最后的奋起一搏。他寄期望于人民的觉醒，但是最终人民选择我们传统社会伦理中那种刻骨的求小康求安稳的烙印。他们拒绝去适应工业社会不断自我更替的那种不断自我更行的社会模式。他们试图停留在他们所建设国家的既有成果上，那就是某种程度上他们对文明与现代化理解的全部。我这里不是讽刺与挖苦那一代人，那种选择带有人性中的必然。

我们回顾我对西方文明霸权的表述，他们虽然建立对与其他国家与文明的全面技术优势。尽管这种优势，一度在苏联与美国争霸的过程中与我们在建国的前三十年中被高度的在理论指导下组织性纪律性聚合在一起的社会模式所消弭。但是，西方文明基于资本主义不断自我更新与进化的本能，在消化与吸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社会组织上的制度优势为己用的同时。他们也在方法论上，不断分析研究学习与消化我们的既有成就。并最终有我们已经有的方法论，来对付我们。他们对我们输出服务于资本主义高度分工合作进化中不断自我更新与升级的各种理论，更基于当年阿罗的研究。通过物化的各种刺激，去冲击与诱使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社会中一个个个体自身人性中的各种欲望，最终这些欲望造成的被刺激社会个体所存身的社会传统社会组织性与纪律性的必然解体。而在这个西方研究分析与吸收消化的进程中，从苏联开始，迟滞于苏式官僚社会僵化的苏联执政党在日渐僵化的社会中僵化的不仅仅是对既有成就的自诩。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日益发展的工业化社会进程中，已经无力做出对应工业化发展需要的社会重组尤其是政府层面的组织重组。这种无力，首先是在认知社会不断发展趋势的无力，更是对这种认知各种不断发展的趋势在理论指导上缺失。简单点说，苏联直到解体前那一刻，依旧保持着在二战胜利时分那时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其理论准备大大落后于社会的实际需要。失去理论指引的理念势必黯然且不断褪色。而没有理念的社会组织，其纪律性与组织性，最终在阿罗理论指导下的几近人类想象力所及边界的物欲刺激被肢解与被分割。记得，当苏联全民公决决定保留苏联国体的时候。叶利钦连夜打电话给俄罗斯各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和军队首脑，就一个承诺：如果支持苏联解体，你们可以随意处置你们辖区中的任何党产。那一晚被叶利钦说服的还有白俄罗斯总统和乌克兰总统。

说到这里，抽象的说苏联的解体，就是一个苏联内部出现社会僵化与经济发展停滞的后面对不断增加的外部压力在调整中的一个合乎情理的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从这样一个角度反思苏联的解体。既苏联的解体，并非是苏联在二战后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发展乃至体制不变革与更新的必然结果。抛开意识形态论调，我们可以这样说，苏联的解体是一个在不断适应对手不断变化的调整中自身并不适应这样变化的一种注定的结果。一句话概述就是，苏联不仅调整的不如西方快捷，而且自身在跟随西方的快速调整中因自身局限性而解体。

那么从这个角度说一说毛和他那一代人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在我的视角中，这种局限性不仅是格局上，国力上的，技术上的人与社会的。更重要的是，那一代人无法从整体布局上去改变时间带来的人对事务认知上的差距。这种差距需要一代一代人的积累。在下一个分界线中我会试图说一说这样一个悖论，既毛泽东在历史哲学观中判明的方向正确，并也提出了在理论上可行的实践方法。但是，在具体应用上他和他那一代人都无法超越我们整个国家依旧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时期的国家与民族在人与社会基本认知。这种认知我归结为人性，一种出于自身利益综合考虑下一种本能的选择。无论毛的判明如何正确，他无法超越的是时代局限中的人性。所以，他的选择最终被他所期许的整个集体所抛弃，除非这个集体再一次遇到所谓生死存亡的危机，不然只会被封存在历史记忆的角落不再提起。毛泽东的理论体系，缺失的关于人性的环节如果被补上一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的确是有意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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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一个分界线

其实讨论毛泽东和他那一辈人的局限性，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在讨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所面对各种问题及其应对实践中的局限性。

在这个话题里我们有必要看看，西方是如何在调整中击败苏联这个资本主义前所未有对手的。我的视角大致是从历史哲学史观为出发点的。

我这里套用一个类比，你们不要笑，这个类比就是现在游戏中常见的刷怪升级。怎么去表述这个观点呢，我们可以追述西方文明的重要根源古希腊罗马文明。在古希腊哲学史中，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既西方古典文明的每一个思想与哲学的新高峰，都是建立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批判前贤有所发展的时期。即使是，在同一时期互为师徒，又相互为竞争对手的 苏格拉底 柏拉图 和亚里斯多德 三哲人也如此。他们的成就不仅在于继承他们引以为老师那些先辈及其智慧的结晶中，他们的成就更在于他们基于对前辈的批判中建立了自己的体系。虽然，这种继承与批判的思考方式，在罗马帝国衰亡后中止了一千多年。但是随着文艺复兴的开始，自笛卡尔开始。西方的文明与思想，重新拾起了自苏格拉底师徒三人开始的思想与哲学的批判工具后。西方文明及其应对社会变化的各种方法方法及其技术手段，就进入一种持续的不断自我批评与自我更新的历史时期，至今不衰。这种自我批评与自我更新，更是建立在一种能不断汲取世界各国文明中能不断推动他们社会持续前几与发展的社会体制及其指导思想中。从这个角度看，西方的积累击败相对固化与停滞的苏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我想说的，毛时代及其同僚的局限，实际也是我们今天的局限。这种局限在于，即使我们找到一种方式方法，在一个时期能够有效应对与抗衡西方霸权带来的全面优势之于我们的各种压力。但是，随着他们的调整，随着他们对我们的学习及其应用。如果我们不能跟随这种时代与社会在不断发展中面对的新问题新变化，加以有效的应对。我们之于西方社会的相对而言的在发展中的停滞，我们也许未必如苏联一般自行解体，但是适应不了不断革新时代变化的任何社会及其体制会逐步被时代所边缘化，在所难免。而这里我想问的是，这样不断前进的与不断自我革新的时代中，我们是始终在被动的应对，还是在不断的在做这个时代前进的推手。简单的类比就是，是我们在不断的刷怪升级，还是怪在不断刷我们他们自己升级。

套用对毛泽东和他同僚们的局限性，我们这个时代的局限性是什么。依旧是，现在世界格局我们没有制定游戏规则的话语权，我们的国力和技术依旧是西方霸权全面优势的追赶者，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放弃自己的既有地盘已经三十多年。而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开始所谓的回归，回归我们自己的历史与文明，而这种历史与文明的积累，对于工业文明与其说是不适应的，不如说是不知所措的。

在古埃及时代，在中下层最受尊重的人不是法老也不是僧侣，那对于那时候多数人来说说都是过于遥远的存在。他们尊敬的是书记官。书记官不仅记录历史与社会事务，同时也负责解读政府法令与神谕。并且，在普通人眼里，书记官掌握的文字这个技术能力，本身就具有魔力或者神奇的力量并对此顶礼膜拜。同样，在近现代科学技术出现前，世界各个文明都出现这样一种阶层的人，他们掌握文字，他们承担解释政府法令的职能。这样的职能，在漫长的历史中最终形成一种对历史的裁判权力。掌握这个权力的人，在中国有个特定的称谓：文人。而在我们漫长的封建文明时代，对应文人的特定阶层与阶级，就是官僚阶级。我所说的，回归实际点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心路。自古以来，他们作为官僚的预备阶级：士人，这样的存在。他们在文盲居于人口大多数的存在的前现代社会中有一种即时是皇权霸权都无法使之屈服的优势，他们对于绝大数人是法令的解释者与指导者，而对于顶端的权贵他们是皇权与霸权唯一可以依赖的法令执行者与推动者。简单点说，他们识字，他们引到社会舆论，他们是基于文字记载的历史裁决者。这个就是中国式的文人阶层与官僚阶级应然的优势——在知识与文化被普罗大众普及前。其实，我们可以从印度以及伊斯兰传统社区中，那种基于婆罗门与长老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普遍现象：普遍的文盲状态。那种阶级及其文明，是一个不知生焉知死的优雅。是一种人生不需要多大时间为社会实践劳心劳苦的生活方式。这种回归，实际既不符合资本主义资本永续扩张的需要，也不需要那种基于工业化高度分工合作中的相对自由的人的流动与合作。这种不符合与不需要，一度让这个阶级所归属的文明陷入了困境，乃至一而再的救亡图存。

人性有一种本能，既在遇到挫折，尤其是在作为生物中个体，在其所谓成年阶段，既自己谋生的阶段。一旦遇到成年后选择道路的过程里的重大挫折。他们会本能的回到一种状态，一种近乎回归母体的本能状态。既，他们在成年后试图改变自身现状的尝试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会试图回到自己思想与意识形态开始接受第一印象的起点。我举例，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就是年代开始的。这种复兴，本质上是一种，我们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放弃既有理念后，作为精神世界的替代品，中国社会一种本能的回归。这种回归，在苏联解体之后被不断的加速。同样，作为这个回归的旁支，身边很多从前的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在自己的理念幻灭后，他们中许多人在海外纷纷皈依基督教。因为从组织形式上，苏共及其组织很大程度都拟制了基督教教会的范式。他们这些在海外找到信仰回归的曾经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回归与其说是回归了信仰，不如说在基督教的组织形式中回归了他们最初开始有信仰的时候那种状态。

记得，当年阿骨打的哥哥还是部落首领的那会。有一年大寒，族长决定减免当年部民的应缴的财货。阿骨打知道后，在族长公布命令前，亲自下去宣告这个。部族的族人，因此都感激阿骨打。随后不到三年，阿骨打夺了部族首领的位置。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这六十年，前后三十年有什么成就，你们可以做任何评述。在我眼里，不管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就都可以归结于一点，那就是胡总说的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也就是前面一个分界线中提及的，以相对战友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对手而言，利用组织形式的优势以相对落后的技术优势与资源优势奋起直追的一个过程。而如同西方当年针对苏联所做的各种努力和尝试那样。西方对我们的所有尝试都可以归结为，分化与瓦解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所有在组织上的能力与优势。一旦这种西方自身组织与体制难以实现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与优势不复出现，那怕是足以抵消西方技术与资源全面优势的那种优势被削弱出现。那么，当我们的社会被还原为一个个孤立公司，鼓励的社团以及孤立的个人的时候，我们之于西方霸权的优势，面对他们在技术与资源分配上领先地位这个现状，我们遭遇不可避免挫折几乎是没有悬念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现在的中共依托什么来继续维持既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几乎就是现行体制能否维系的关键。在这个关键上，如果仅仅以金钱与所谓现实中的物质利益为纽带，那肯定是不行的。那除了金钱与物质利益纽带之外，在集合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社会组织上的共性的那个结合点：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在放弃争论三十年后，在今天已经不可能不争论了。不然，一个有决心阿骨打就可以买走人心。思变的人心。

如果此时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光景，彼时我们也就一门心思工业化搞下去，无暇他顾。但是，时至今日。工业化在世界走到今天，已经开始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不仅是从信息技术开启的新技术革命时代。也是人类工业文明走到分歧点的时代。你可以把它称为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或者稍早点的称呼：后工业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走在前列的西方及其同盟国，开始的不仅仅是资本全球化的大门。更重要的，与传统工业化时期不同的是。为了满足资本全球化的分工需要，西方早早喊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替代在传统工业化圈地时代确立的国家主权绝对地位。不仅如此，如何在工业化新历史转型期，更重复的表达的个人的存在性来带动人的自身能动性最终使人的价值得以自我实现，这已经开始成为现实的新趋势。

如何理解这样一个已经开启的新时代，我这样对最近参加聚会的朋友说。首先在传统工业化时代，为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把生产的一切工序程序化标准化，是传统工业化时代的普遍存在。在这样的程序化与标准化中，社会组织基于工业化的实际需要。在塑造组织人的过程中，是存在于工业化组织活动的一个个个体，也按照组织化标准化来批量制造。这样像零件一样被批量制造的个体劳动者，如果表现出和标注不一样的个人价值，随时都会被社会像判定不合格零部件一样判定为异类甚至异端。这样的社会与不可避免在时间中逐步僵化的程序与标准，带来的必然是人性的异化。官僚社会或者科层社会，从本质上不过是在加速这样人性异化过程。其次，在高度分工合作的工业化时代。人与人的分工合作，随着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并且随着工业制造的活动的逐步深化。人处于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已经不能和农业时代和小手工业时代那样清晰而明确知道自己劳动的目的与劳动的价值所在。这里带来一个现实问题是，由于对整个社会分工换届与社会再分配环节多数人已经在现实里缺乏必要整体认识和客观判断。所以，我们对自己劳动的估值及其交换中的利益判断，必须要依附于产生与社会分工的更加不为我们理解的各种工具直接与间接的来进行。对这样，不为多数人理解的各种工具的控制，尤其是来自官僚阶层的对此控制，对于官僚阶层来说。他们在农业社会之余普通人的那种优势地位，不但没有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而削弱，而是在高度分工中彼此相互被直接与间接相互割裂的社会人群中获得了前所谓有的权力与地位。这种权力和地位甚至超越了各种制度与法律所赋予的财产所有权人所应有的权力。最后，传统工业化随着规模越来越大层级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外，人在巨大的机器面前那种不真实的压迫感以及其本身具有的越来越大威力，对于多数普通人来说已经越来越难以直观的理解。曾经，有个朋友很形象的把都市中那一个个需要他用几乎终生的奋斗来获得栖身之地叫做火柴盒子。他那时感慨道，要我一生努力去换这样一个火柴盒，我实际感到的是不值，但是我别无他路。这个，就是这个时代或者工业化时代带来人对基本生存空间感到压抑并尤其而来带来人性的压抑。人类曾经试图通过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模式，来保证最起码的社会生产于再分配循环中不能及时适应的人群其生活的基本保障。但是，随着工业化社会的逐步深化。之余工业化社会，或者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工业化，无限的资本扩张自循环，与人基于生理与心理的有限承受能力，最终会让工业化社会中异化的人都会难以适应。

如果西方社会，在工业文明进入的新时代，从解放人在工业化社会的各种压力的出发点上，以越来越进步的工业文明与各种技术，释放人的创造力激发其能动性为新社会的一种动力的话。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工业文明整体转型时代，还处于一种从前工业文明在向工业问题过度的追赶与跨越并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对我们要发展出什么样的未来社会，实际从公众到上层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观点与概念。我们在改开三十年，一种从上而下的基于所谓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理念，去从即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成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忠实学习者与不假思索的拿来主义。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作为西方文明较为成功的追赶者的日本，在实现经济追赶后陷入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停滞，其根源还是放弃时代与社会发展那种带有前瞻性质的探索与争论后的所谓后发展时代迷茫。同样，我们之余西方因应后工业文明时代各种层出不穷的理论探索及其社会实践。我们在追赶脚步中，在某一代人的对于工业化的定式理解中，我们在多数人对于这样定式的印象中，我们实际已经放弃在工业文明整体转型中确立话语权与标准权力的历史转型机遇。是的，我实际在说，我们改开三十年的不争论，虽然不至于是邯郸学步，没有学好好东西反倒遗失自己固有的优势，但是我们在改开中仅仅学到的定式只是跟随。跟随强者，在全球化中不再寻求自主与独立，也因此我们不再需要强者思维结果之外任何思考。所以，我们中多数人已经对争论如何掌握自己的自主与独立也就是自己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再有什么即时利益意外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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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一个分界线

从人性的前篇写人性的各种社会现实里的各种映像，到篇中抽象的分析这种映像背后我们自建国以来的各种局限性，一路写到这里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歧路。这一篇实际要写的是，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中人如何自处。

其实作为一个后追赶文明或者文化，尤其是在工业文明走向信息时代这个后工业化阶段。从资本主义滥觞开始，一切服务于资本扩张的工业文明，在西方文明不可避免的特质里开始走向人的异化。你可以把这种人的异化看做人自身从生理到心理的进化无法追赶工业文明自身的进化速度。也可以把工业文明种种超越自然并从本质上说正在改造自然，并存在于人类各文明中征服自然的本能发挥到前所未有阶段，人之余自我和社会的存在感所产生的困惑，看做我们今天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在日常生活里寻求所谓解脱的根源。从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认知里，我们毋庸置疑现代社会对于现代人来说，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待于我们去解决。而这么去解决，则取决于我们如何认知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与这个世界的现状。

为什么我说写到这里，是一个歧路。实际就一般抽象而言，就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文明的现状而言，中国社会在农业文明中发展出同文明阶段其他世界各文明难以企及的巅峰其背面就是，之余工业文明而言中国文明过于早熟以至于迟迟不能进入工业化自循环。这种早熟，体现在其文明中至今影响深远的对于社会稳定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及其组织之间的稳定的诉求中。为了这种稳定，社会整体可以默认放缓社会发展，甚至放弃社会发展。这种诉求，是我们这个早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与精神世界的核心，也是我们至今仍然在工业文明时代攀爬与追赶的障碍。但是，工业文明尤其是肇始于西方文明的当时世界体系，因工业文明带来的人的异化，尤其是人与资本带来的人与机械人与技术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不可避免在逻辑上会导致工业文明自身的所谓末世论。其实，这种末世论从一开始就存在于根植在西方文明根基之一的基督教文化及其价值观中。对于如何使技术服务于人，让社会释放人的创造性与能动性，让世界的各文明在现代化的今天如何整合为一个整体。对于这个，全球化走到今天在现在这个世界政治经济再分配格局的变化里，西方文明之余未来所可能的文明新阶段也体现出一种过于早熟，迟迟不能走出现有格局的关键变革。这个，就是我和朋友在08年奥巴马当选那天，我们讨论中朋友提及的实际美国离打破资本主义痼疾只差一步那一步的部分内容。既，西方社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当今西方文明体系，难以从自身打破其制度之余其社会发展的制约。从某种角度上说，从信息革命开始。在向不远的未来那个人类社会发展新阶段，当今世界各个文明都从某种角度回到同一起跑线。实际点说，在这起跑线上，当今最有条件和机遇重新抓住变革契机，成为新秩序的缔造者与游戏规则制定者的，就物质基础而言，五常恰逢其时。然而，我们在这个恰逢其时的风云际会中，不可避免走到了困境。

如果要用论坛中特定诉求中常见的一句话，来表述这种困境。这句话就是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大可以，把之余各种争论里这里很多拥护什么与反对什么而撂下的这句话看做是一种基于社会中下阶层与阶级对抗中上阶级之余人与人平等的诉求。但是，衍生到我所表述的之余工业文明而言早熟的中国文化来说。这句话背后，就是我们社会文化价值人本能就是塑造一个个诉求王侯将相甚至帝王将相的人。我们的文化诉求于此，我们的行为模式遵循于此，我们生存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根植于此。是的，成为人上之人，成为社会阶级中的上等人，成为社会组织中支配他人的人，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人以此谓生产生活的核心，之余今天我们的所谓已经走向现代社会的今天的中国人依旧在基本行为模式上没有什么改变。所以，一旦我们不能诉求做大外部蛋糕来改变社会社会问题的现状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不可避免基于此一行为模式，成为变革的实际阻碍者。因为我们中大多数人，不会愿意为变革去承担自己控制利益之内的各种风险。哪怕这种风险，是可以承受的，可以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合作来化解。但是多数人不会那么选择。甚至，在改开三十年社会转型中，那些原本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现代化的受益者。他们往往在社会在转型中，成为社会变革最大的阻力，那不仅涉及一个他们是否理解社会变革与工业化不断进化的认知与理解。那在他们浸润的我们历史积累传统中，一种王侯将相的本能，会阻止更多人侵蚀他们既有的社会优势地位。既，如果我不能在加法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与绝对社会地位的提升，那么就做减法。谁挡我上升的路就是不行。这种非合作的宁有种乎与我们传统文化中那种依附于强者与强权及其对此无条件服从的宣导，不仅会不可避免阻碍我们继续工业化的道路，更不可避免成为我们进入下一个文明新阶段的阻碍。因为，无论是工业化时代还是后工业化时代，社会的进步与合作都始终基于人与人在形式上与内心世界起码的平等诉求上。而我说言及的宁有种乎，其本质不过是诉求一个公正的主人。是的，我是在说我们现状中的多数人都实际在诉求一个公正的主人。即使我们明知道，这样的主人不可避免就像巴别塔故事里的神那样注定要通过语言与基本价值的切割隔离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一样。只要我过的好，就行了。这个是我看到，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在此时此刻人性的本能。

话说到这里，在说一些东西前我们不妨回到这个时代我们如何自处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学习至少一门实用的技术。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立足的根本。在立足的基础上，我们其次需要了解一些社会不同层面的游戏规则以及基于这些游戏规则的基本逻辑。不要把自己生活层面的游戏规则轻易代入高度社会分工中的不同组织行为中，这样可以避免我们在立足之后在寻找自己上升空间中犯一些自以为是的错误。第三，我们需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读一些书。这样的书，可以是所谓理论书。那是帮我们跳出我们的视野，来观察我们这个世界与时代很好的方式方法。我们可以不必尽信书，但是积累与人类文明各个阶段的理论总结，可以避免我们走很多前人的走过的弯路。我在这个论坛，看过很多人试图从自己的生活经验里去总结他们之余社会的理解。可惜这些人大多数很自负，在把自己凌驾在前人在历史中的积累之上。殊不知，人与我们所谓的神之间最大的区别实际在于，我们没有无尽的时间去穷尽人类已经探索的所有知识。我们只是凡人，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第四，在前面一些提及的积累之上。我们需要开始学习一些哲学。学习哲学，不仅仅是需要我们跳出我们自身的生活圈子更好的看到自己的问题与局限。因该走，走到这一步，我们开始考虑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问题，甚至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关事务。在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开始比较清晰的给自己在社会中定下一个位置，或者知道我们适合在社会里承担什么角色。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开始说我们知道我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因为自己的信而开始真正的选择。第五，我们需要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中的常识，我始终引河友水风的为戒。那就是，我们的选择应该或者只能基于常识之上的逻辑。

我刚才在说什么，我刚才在说我们实际是需要在这个不断进化的工业化社会中不断学习才能谈所谓存续。我们在用放大镜看待西方霸权及其文明的缺陷痼疾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同时我们需要认真看待我们的在发展中自身的问题与缺陷。我们必须清晰的认识这样一个现实，就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霸权，他们的文明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具备克服他们文明现在阶段的各种问题和痼疾。但是，之余新技术革命基础上的新文明阶段，他们的工业化积累带来的社会固化是一种之余新文明阶段过于早熟的迟滞。欧美社会尽管已经认知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在认知中自身的转变艰难而迟缓，但是他们自身制度与基本价值观里有自我调节与升级的机制。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发展中的迟滞与固化问题，尽管束缚了他们前进的脚步，但是并不等于他们停滞了前进与发展的脚步。并且，基于新技术革命已经带来的各种成就，他们开始通过新技术慢慢开始使得他们的变革每一步与其社会中每个人产生有机的联系。是社会的进步与变革不在局限在少数几个强人与天才手中。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的各种是一种全社会逐步参与的探索与摸索，并在不断的积累与尝试。而我们自身呢。我们在追逐工业化的脚步中，并没有克服基于我们传统的那个之余工业文明早熟的文明内在制约体系。我们在社会快速变化中，随时可能因为这样与那样的原因停滞乃至固化在工业化的某个阶段。然后，我们会洋洋自得的说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简单点说，我们在这个新技术革命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历史机遇期，实际还在处于我们在追赶西方工业化进程那些所谓成就里某种很给力的狂欢阶段。我们把今天的所有，看做一种理所当然的成就。我们中多数人，自负且自满，他们也为自己的现实利益拒绝我们的社会现状做出损及他们利益的任何改变。他们忘记了，使我们获益的现行世界格局里我们既不是现行利益的分配者，也不是这个世界体系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在我们放弃对自身发展道路与自身发展前途的争论的时候，我们实际不可避免会成为制定现行游戏规则及其体系的盲目的追随者。我们不妨回到这样的常识中来，无论从什么角度，我们可以指望现有霸权的主导力量，拱手把他们在铁与血中攫取的世界利益分配权及其指导分配的游戏规则制定权拱手交给中国么。不会，那当然不会。我们再不妨扪心自问，我们在今天，在面对这个世界新变局中，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指导我们自身去占领新时代的制高点。并在新时代中，以自己的现有体系去在现在这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个已经开始赢家通吃的时代，我们有什么拿的出手的话语权力，这样的话语权力与其说我们需要忽悠别人相信我们，不如说我们如何说服自己我们是未来世界的当然主宰。

如果说，我们曾经以我们社会中积累的传统集合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大多数，以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组织能力克服相对落后的代差，缩短了我们工业化进程的代差。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西方文明及其霸权，在汲取我们曾经的那种优势后，有针对性的开始的反制。那就是，在人权高于主权，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重，以资本的全球化制衡绝对的民族主义与集体主权。在人的绝对自由理念里，通过全球分工合作等手段，把所有国家的个人从其原本依附的组织，民族乃至国家中，重新还原为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个还原过程里，他们在瓦解现存非西方文明既有的组织结构相对优势的时候，通过他们积累的技术代差不断强化自身既有的基于分工合作的组织优势。尤其是这种组织优势在世界资源再分配中，那种更加隐蔽的盘剥手段。一句话就是，在自由与资本的话语中，西方霸权不仅击败了在社会进步中相对迟滞的宿敌苏联。并且，在后冷战吧时代基于同样话语权全球资本与人才流动的新趋势，我们在不争论不折腾的今天，没有什么能与之抗衡并集合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多数人的东西了。这种困境，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现在世界各国非西方的各个文明体制内。

这里有一个悖论，既诞生于西方文化内核的西方文明。其不断进化的体制，与基于农业文明成熟的现存各个非西方文明都有体制衔接的先天不足。这种不足，还存在一个当然的障碍。这种障碍就是，因工业文明的发展与进化在今天呈现越来越快的趋势。基于血脉传承的农耕文明的内核——家庭、家族乃至宗族，在社会与家庭、家族乃至宗族关系的选择秩序上有先天的与当然的冲突。我们其实可以清晰的看到，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核心基督教文明发展出的教父文化。其组织中，以教父替代身父亲，以共同的圣父传承替代血脉传承。这样的传统与积累，带来的是他们在社会组织化进程中确立的社会分工和合作的契约原则。我们如何在工业化进程中，超越我们作为中华文明传统单元家庭，家族乃至宗族，在工业化进化中，确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组织分工合作的基本原则。我们至今没有什么可以超越西方现有体系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曾经在理论上有了这样的东西，但是基于我们文明积累给我们带来的人性的选择，我们最终不可避免放弃了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不必为这种放弃而气馁。虽然我实际在说，毛泽东在建国前三十年所试图引导到的历史哲学观之余不远的未来是正确的，但是基于这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内核的那个人性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放弃了毛泽东和他给我们选择的路。同样，邓小平以绝对的实用主义顺应了我们人性的现实性或者即时性的需要。但是邓小平和接受邓小平安排的那些大多数人，在今天不可避免发现，那种绝对的实用主义与所谓顺从现状的操作主义是不可能把我们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代入共富的理想状态的。这个不仅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之余世界格局的各种局限性决定的，也是我们这个文明中那种为强者与强权背书的本能所决定的。

为什么我前面说我们需要学习不断的去学习，这不仅是这个时代不断前进带来的快节生活方式所决定的。我实际在说，未来怎么样，尽管我们之余未来有着前所未有的和列强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历史机遇。但是，机遇我们文明自身积累的所传承的人性的本能。那个毛泽东所期许的那个大多数人的选择，我想他们是想选择自己主导自己的命运，还是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诉求里选择一个自己认为公正的主人。恐怕，在今天我所见绝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是的尽管人性会让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我们依旧不会气馁和失望。因为这个民族在历史积累中的人性里，在退无可退之下，会有那种真正愿意主宰自己命运的爆发。如果我们不想在爆发中彼此共同毁灭，我们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在不断的学习思考与讨论中，不断积累彼此如何相互合作相互共存。是的，我实际在说，我始终相信，不管未来的时代有多少变化。但是，更有组织更有纪律或者自我约束的团体会是新时代的赢家。这种组织性与纪律性，会被新知识引导下的新的理念与理论所指导。作为这个时代中的个体，我们不必气馁。这个不是什么聪明人与大牛主宰一切的时代，因为这个社会与时代的分工实际会让任何个体随时被替代。我们与其说学习如何适应未来，不如说我们应该开始学习如何适应未来的合作规则。是的，我们在今天只是需要积累。尽管积累之后，这些新的什么会以新的什么名义之下集合为一种全球的社会形态。也许这些什么，都不会最后以我们的名字来加以注释。但是我们曾经努力过，我们就会有所收获。一步步走下去吧，我们今天只是需要时间。不管是选择自己主宰自己命运，还是选择一个相对公正的主人，时间总会说明结果的。

（全文完）

• 人性（续）
• 篇后话
• 小农 v. 组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