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给胖卡弟弟 -- 虎王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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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一个分界线

在讨论毛泽东和他同僚的一代人及其毛泽东和他同僚的一代人的那些事。我们要注意几个论坛与辩论中常有的误区。既要避免无限放大具体某一行为及其结果与影响对于这个话题的总体评价，又要避免只局限在中国内部事务讨论，不如此我们很难避免陷入循环悖论而难以自拔。

如果我们抽象的不考虑具体时代背景的假设如果如何如何，那就会如何如何，那么我刚才提到的循环悖论就不可避免。我举例，我以前有个满粗糙的文字《如果没有文革，中国也不会提前进入第二世界》。这个实际是我在琢磨经济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过程中，重新思考文革的开始。我们先来抽象的看，冷战时代各个后发国家模式。当时，在我们改开初期有拉美模式与日本四小龙模式的争论。在我们改开初期，拉美模式也就是所谓进口替代模式与日本四小龙的东亚模式的出口导向经济，究竟谁是更优选择不仅国内学界有争论，而且世界各国学者都有争论。当然，当年分歧这里限于篇幅不便展开。基于历史不能假设这一前提，拉美模式现在已经败于日本与四小龙的东亚模式。中国在改开中也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中走到了今天。然后我继续我们改开的发展路径。我们在整个八十年代，实际是通过接受从四小龙以及出于四小龙下游产业链的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加工分包合同开始起家。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口气使得东南亚各国经济倒退几十年，那时候中国果断抓住历史机遇，通过以接手东南亚各国产业链，并逐步蚕食四小龙在产业链条的位置，逐步确立今天中国制造的历史地位的。在这个过程里，华人资本尤其是在东南亚与四小龙的华商资本对于大陆的投资起到的作用不仅是及时的而且是关键的。那么我回过头来看四小龙的崛起，我们不难发现四小龙的崛起于日本作为制造大国的崛起息息相关。其实直到七十年代，四小龙才正式开始接受从日本分包出来的产业链位序开始经济腾飞的脚步，其标志性历史事件就是越战与两次石油危机。而日本经济崛起的转折点可以直接追述到朝鲜战争的爆发。那么回到我那篇粗糙的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在冷战中。美国及西方国家为了舒缓国内压力对抗苏联社会主义集体模式，他们首先采取启动国内全面社会福利保障计划来安抚国内居于被统治阶级的多数人。这样，直接面对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压力的西方资本家，就不可避免向其盟友日本分散生产工序及产业链环节。而随着日本赤军运动的崛起，及日本作为应对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启动。在完成重化型工业的日本，为了在当时电子科技时代获得先发优势，面对在1963年已经消耗完日本农村人口红利的日本产业升级变局，日本开始在其七十年代和西方国家一样开始向四小龙地区分包产业工序及产业链环节。而在八十年代，四小龙分散其产业工序及其产业链环节的主要对象还是当时的东南亚，而中国只是一个东南亚国家的替补。在这里我不妨回到，我那篇粗糙文字的题目《即使没有文革，中国也不能提早进入第二世界》。这里实际说的是，基于改开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华人资本而言，其崛起时代在1970年代，其壮大在1980年代。其对中国大陆制造业的转移，实际是沿着美国——西欧==》日本==》四小龙==》东南亚国家这样的顺序而来。这样的转移在时间性与位序上，在中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开政治关系的局面前，即使撇开任何制度资本与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不可能早于1970年代有效开战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更不哟说早于1970年代华人资本崛起前，接受来自日本的经济产业分工。这个即使在今天，中国依旧不能在产业直接分工合作上与日本甚至韩国打开局面。

这里我为什么要说我篇前一段落提到的旧文是粗糙的。其粗糙在与，其严重忽视了当时中国选择的内外环境。仅仅从华人资本的崛起时间及其对中国影响来考虑，不可避免以偏概全。在这里我想展开的是，毛泽东及其同僚的那一代人和他们的那些事情，实际具有不可复制性。首先这样的不可复制在于冷战初期美苏争霸中，挖西欧老帝国主义墙角的默契。在这样的默契中，我们才有机会打开在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大门而不需要面对美国与苏联的直接压力。其次，这样的不可复制自语，和我们打开关系的第三世界国家，其民族独立浪潮集中在1950到1970年代，如果我们当年不果断走出去形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所谓势力范围，真像某些人说的别那样我们关起门来自己干然后走出去，那样我们的任何尝试都会和改开后建交的那些国家一样：在中小国家反复遭遇断交和建交。就国家利益而言，事倍功半。第三个不可复制是，如前面提及美苏争霸中，美国与西方一开始节节抵抗，在找到可以与苏联对抗的理论体系后，先要在国内缓和矛盾，并逐步在全球遏制苏联攻势最后才开始对苏联全面反击。而在这个美国调整的半渡中，中国先后在朝鲜和越南，把美国拖进了他们非主要战略方向上的战争泥潭中。基于美国的全面布局，美国半被迫的接受了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错过了美国自身的战略调整阶段，我们再和美国搞什么关系正常化，很难避免在苏联解体后美国那种恢复历史常态的傲慢与漫天要价的。所以，当有我说，毛泽东不过是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时候引申到，没有毛中国依旧能够走到今天。这个我要说，是一种不存在合理性的假设。为什么。我们不说我们基于苏联模式发展中出现的红色政权贵族化与官僚化带来的阶层固化倾向在1960年代就已经抬头。仅仅就一个，实现从向苏联的一边倒到向美国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光这一点除了毛泽东没有谁能对抗当时中国党政军亲苏势力的压力避免赫鲁晓夫在鼓动与美国G2双赢后旋即被苏联军工产业集团驱逐下台的结局，即使是刘、邓也在1970年代初都是无法做到的。同样，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越战时期的那种勒紧裤子全面输出革命在当时备受争议。但是，如果没有那时候我们全力支援。我们能不能和苏联一起把美国近六十万作战兵力拖入战争泥潭，还是两说的。如果我们不能在美国战略调整期把美国拖入泥潭，我们能否实现在1970年代与美国及西方关系正常化，这个是不确定的。既然不确定，那么即使在此之前华人资本已然崛起可以承担对大陆投资的责任。那些在四小龙个和东南亚的华人华商，如何越西方霸权雷池半步。这样的历史时期及其复杂性，是我想说的不可复制的最后一点。简单点说，和美国为首的西方打开全面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历史机遇可遇不可求。和第三世界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与深切的利益关系，历史机遇可遇不可求。有了毛泽东和没有毛泽东，真的不一样。

现在我们需要讨论毛泽东及其同僚那一代人其行为的时代局限性。

那一代人第一局限在格局，这个格局首先是美苏争霸。其次是在二战中被打的大伤元气的欧洲老殖民地国家，尤其是西欧列强抱团在夹缝中求存。中国在三个世界理论中独树一帜，但是这个独树一帜能畅行其道有其时代特有的时效性。这个时效性既有民族国家大独立这个应景的产物，也有美苏全球争霸中几度走到热战边缘无暇顾及中国在第三世界边缘地区发展自己势力范围的尝试。一旦美苏局势趋于缓和，我们这种时效上的优势旋即被第二个局限性所限制，这个局限性就是国力。

关于，那一代人的局限性的国力话题。因该我在1949年建国时候的国力是个什么状态开始说，大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记得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建国前后民国经济大体描述是，70%GDP来自农业其余工业部分的70%来自农村手工业，比如家庭纺织一类。在1949年，生产总量是60万吨其中特种钢生产能力是数千吨。后来，利用鞍钢工人在废料场的零部件挖掘这样修复鞍钢在日占时期七个高炉中的一个。（日占时期鞍钢钢铁生产能力峰值是170万吨。）加上中苏关系蜜月期苏方援助的156个项目的铺开，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钢铁生产能力才发展到550万吨。其实当时我们不仅缺少的是钢铁工业的基础，在石油产业，在工业母机制造以及工业化的各个基础领域我们都处于一种一穷二白状态。尤其作为工业制造的工具车床制造能力上，印度在1947年建国时已经是两万泰，而中国是0。既然基础工业如此，更不要说基于基础工业发展之上的各种门类繁多的工业制造部门了。比如，印度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使得汽车制造能力在1947年独立期间已经达到了1.6万辆，而在当时中国的强生出租汽车公司才刚开始通过手工制造仿制出两辆出租汽车。其实刚才我提个钢铁等1949年中国国力核心部分的工业化部分实际是类似题跋一样的话题。因为不能从家园博客里找自己前不久的回复，所以这里只能简述一下关于国力中我这里要强调的工业化的问题。西方的工业化，实际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进化的过程。从一开始的蒸汽机发展，到蒸汽火车的出现成为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化的一个巅峰。这个时期，工业化基础就是钢铁工业，那时候一句话可以概述蒸汽机时代的工业化：钢铁是现代工业的粮食。而后，随着石油的发现与开发，并因战争需要尤其是汽车的出现。人类的工业文明开始第二次革命的过程，这个时期虽然包含了石化工业等化学工业产业的崛起，但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其决定作用的还是以内燃机为基础动力的工业化时代，这个时代用一句话可以概述的就是：石油是工业的血液。然后，当伴随着内燃机时代崛起中对内燃机革命起着推波助澜作用的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苏联与欧洲都在反思自己在工业文明中积累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如何消化与解决。在这个反思过程中，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向工业的集约化与工业系统的自动化发展出了各自的一套关于工业自动化的方法论。而从这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时代开始，首先发展出的是前所未有的电子工业时代，随即接踵而至的是以信息技术尤其是以网络技术为主的信息革命时代的拉开我们已经遇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工业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我先按下，我先来回溯我刚才的表述。我是在说，西方在数百年间，通过不断的积累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最后解决问题的不断循环再生的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以市场的导向，不断使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升级与更新。而对于，前不久有人已经相信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积累后。我不能不说，我们现在的工业化积累犹在一个半渡阶段。这个半渡阶段，既有静态的部分也有动态的部分。动态的部分我们在第三个局限性中会展开，先说静态的部分。前几年，一批经济学家反复说的话题就是我们在重化工业最后一关不能松懈，这个最后一关就是化学工业的自主，其中石化工业的自主是核心。其实要描述我们工业化的现状，很多人沾沾自喜的是我们的总量。的确，没有总量哪里有人均。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总量的差距，就无视人均的水平依然落后。在2007年，我们人均消耗钢铁、石油以及水泥产品的水平，相当于日本1962年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水平。而日本这个很多人眼中标准的节能高效工业化追赶的模范生，一直到2002年在人均能源消耗的增长才开始达到峰值开始逐步回落。而从1962年到2002年，日本人均能源消耗水平增长了400%的水平。如果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工业化水平，谁还能自信的说我们已经实现的工业化，我说的半渡已经是给我们自己脸面贴金了。更不要说，即使从我们相对自豪的钢铁生产产能而言，我们就历史累计的钢铁生产总量到2010年才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与苏联的累积总量。其中我们到2010年的历史累积相当于苏联历史累积的90%，而只相当于美国的60%。（当然美国那种几十万英里铁路就不要比了，有其历史的时间上的特殊性，不可类比）一句话言之，我们就静态的工业化比较西方，我们还有一段艰难的坡要攀爬。这里我们说的艰难，不妨先从动态的工业化来说说。

那一代人的局限性第三点，与工业化相匹配的人的工业化与工业化人的社会组织上的局限性。要说动态的工业化问题，我先说自己一个囧事。记得2005年前后曾经报道中矿难频发。当时有一个矿难我印象深刻，当时是一个煤矿不规范操作挖穿地下水层，地下水迅速填满了矿坑，事故中井下作业人员无一生还。而这件事影响了我对此后一个类似矿难的准确判断。当时该矿，因为临近水源地，倒灌的水已经开始溢出矿坑。我当时以常人的经验与逻辑判断井下人员已经全部罹难，应该从人员抢救工作为首要任务变事后处理为首要任务。就这个观点，我和当时当时正在处理矿难救援的有关部门的人发生激烈争吵。甚至他家人来规劝的事后，我和他家人也争吵起来了。他家人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和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矿山的人说这些本来就是错的。最后事故的救援是完美而成功的，井下人员全部获救。我在道歉后请教当时的救援人员，人的答复就是，因为出事的矿井因临近水源，在开建之初就考虑的水倒灌带来的风险，所以特地保留的倒灌水人员无法及时撤离后的逃生空间。救援人员在这个空间最终救下了绝大多数井下人员。这个事情给我的教训就是，越是专业的问题，越是不要以自己日常经验去想当然。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工业化社会与工业化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高度的组织分工中带来的专业化与专业化合作。

这里说的高度组织分工带来的专业化与专业化合作其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整个工业文明发展至今，一个趋势就是分工越来越细节，在高度分工中分工合作也越来越紧密。每一个分工都是把一个工作程序还原与分解为更细致的诺干个工作程序便于更高效的分工。介入这样分工的首先是人力资源然后是在冷战之后至今方兴未艾的工业自动化系统。说一句大实话，工业自动化系统的效率提高本身就离不开越来越细致的工作程序分解。而在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里。回到工业化人与工业化组织的话题就是。在工业化时代的个人与社会组织，如何去适应这个过程。尤其是在我们作为先进工业国家追赶者的今天。我们实际会在生活里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在学校里刚学完的知识就被新的工业分工合作升级所淘汰。当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主，在刚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的时候。由欧美开始的又一轮产业升级接踵而至，这样的前进脚步往往随着资本扩张永不休眠的脚步永不停息。那么这样我们就遇到很实际的问题了，当掌握一定资本与社会资源的人不再适应节奏越来越快的产业升级与资本扩张的时候。这个时候谁代表资本的意志或者工业化前进的主力。

这里实际就涉及到一个在工业化过程中，人与社会组织的工业化的问题。即社会组织及其伦理道德及其风俗习惯与工业化前进相互适应与匹配的问题。这样的相互适应与匹配，并不等于识字率的提高，大学就业率的提高，知识与文化的普及，以及社会上多了多少理工科或者多少文科生就了替换的问题。人脑子里的思想，存在一种对世界的基本认识的问题。决定这种认识的，往往就是这个人在所在社会组织生产与生活及其基本价值的综合。一般学说把这种综合叫做意识形态，而普通人多数会把这种综合理解为文化。好了，接下来，就要说那一代人在文化上局限性了。

那一代人的局限性第四点，之于工业文明不断自我更新循环上升需要的认知。这里以一个大家实际都明白，但是往往在实际生活里容易忽视的话题中为切入点：票据的无因性。票据的无因性是一个法律术语，是指票据行为与作为其发生前提的实质性原因关系相分离既我们通常所说的见票即付。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财富信用与商贸》在有关票据的章节里中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即使世界上所有的黄金和货币一夜之间都消失，只要还有票据，所有生意照常继续。这个是当时维多利亚时代一个著名银行家的话。曾经就票据的无因性与朋友讨论资本主义及当今世界贸易体系的时候，我曾经这样一个感慨得到朋友的认同：即使明天美国和英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能维护我们今天在全世界各地的贸易利益的，依旧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留下的世界贸易游戏规则及其体系。为什么，在那次感慨后我这样问过自己。

其实，我们不妨从我们追赶工业化进程的脚步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及其价值观。很大程度上与其说这个时代的人及其价值观是彼此相互矛盾与冲突，不如说他们对于社会的认知是处在不同社会阶段的。仅仅从工业化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的认知中来切入话题，有人以为我们现在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我们现在已经是工业化国家。有人以为，我们和西方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技术代差还有三四十年，我们还刚刚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我则认为，我们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基础还缺一口气，那个在重化工业阶段中还不能实现基本自给的大型化学工业尤其是石油化工的重型化阶段。只有在这个重化工业的最后一口气我们补上了，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把工业化的基础垒扎实了。然后，才能在重化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出独立与自主的，电子化，工业自动化乃至面对未来的IT产业。如果说我的观点表述有点复杂的化，我举例说明。2001年，印度出口软件是我们软件总产值的几十倍。但是，到2006年我们开始软件产值与印度持平。到2008年已经是印度软件产值的倍数，为什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服务于我们内需的尤其是各种工业领域不断升级要求的软件需求催生了我们自己内部的庞大软件市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高精尖技术领域对于领先者的落后，既是一种技术问题，也是一种内部需求还没有达到需要这些领先技术的水平。没有市场，就有持续发展此类技术的有效动力。

我们再回到人这个话题，我说了那么多实际在为什么而铺陈。实际我只想说，我们在这改开三十年里发展的太快。在不断跨越与追赶工业化各个发展阶段的同时。我们并不是循序渐进的从工业化低端逐步朝高端按部就班一步步发展。而是，工业化阶段各个实际产生的不同部门，不同工序，不同技术，甚至不同规章，不同制度，乃至与这些相关的不同理念不同价值观一股脑的都在这片土地上尝试的埋下种子开花结果。从某种角度上说，在做某个行业某个领域工作并卓有成效的人会把自己的工作经历与工作成果看做是工业化本身甚至是工业化方向。我生活里，各行各业的人大多如此。我曾经仔细的观察过他们这些在各个行业中都有一定自己成就的人，他们的思维都有其以其事业为核心趋向性。而这个思维或者认知基础，往往与他们行业在工业化分工组织的位置有关系。我这样说很难避免产生歧义。我换个方式说就简单了，我们建国六十年很多行业实际都实际在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过程。并且，由于相关各个行业又都是在工业化各个阶段中逐步兴盛与发展的。所以，我前面说的我们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思想差距与社会认知差距巨大的从工业化进程视角来看的话。

简单总结就是，改开三十年出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各种社会问题。并不是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独有的问题，那是在各国在各个工业化阶段发展中都出现过的问题。我们因为同时在发展中尝试跨越工业化各个阶段的一个个瓶颈或者缺失的环节，那么在各国工业化时期出现的各种问题，集中在我们这个时期在所难免。一言以弊之就是，人类社会在工业化进程各个历史中出现的各种人的问题，组织的问题乃至各种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现在几乎无差别的集中出现在我们这个时期或者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

那么我们同样以文化为视角，切入毛泽东和他同僚们的时代。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当时，一个识字率刚超过35%的国家。一个现代化经济及其工业水平不足GDP5%的农业国。在选择其工业化道路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分歧与困难。而这些分歧与困难，体现在毛泽东和他同僚们的一次次的争论乃至争执中。这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如何从农业国进入工业国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把一个基于封建宗族社会积淀数千年之久的传统社会改变为适应工业化社会高度组织分工下的循环更替不断自我创新的社会，更不是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类型的国家来满足我们未来不断发展需要的问题。这里涉及一个这里多数人不会关心乃至不屑一顾的问题，如何认知这个世界与社会最后在此基础上解决前几句中铺陈的那些问题。这里实际涉及的是一个多数人很少触及的问题，意识形态与理论问题。而接下来，就要涉及的是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人局限性的最后问题，意识形态与理论的局限性。

毛泽东和他那一带代人局限性的最后一部分，意识形态与理论的局限性。说到这里，估计左右都要拍砖。我们不妨从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来展开。我们今天，遭遇的问题仿佛是风水轮转。我们现在执政党一而再放在首要之务是维稳。为什么要维稳，因为诸如各种来自外部的什么意图制造我们内部分歧与矛盾。换个角度说，当年我们输出革命，现在人家琢磨透我们的讨论，汲取我们当年的长处现在以彼我道还施我身。而我这里要说的有意思的角度，不是别人对我们输出什么及其后果，这个是接下来要说的话题。（那需要一个分界线）是要说我们当年输出革命的阶段性结果的话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输出革命的结果在欧洲地区全灭，在拉美和亚洲地区半灭，在非洲基本扎住了脚跟。这里原因很多，具体在操作上是非我这里不是重点。我观察的切入点是，我们当年输出革命的地区的结果，用本部分内容换个表述就是:在西方文明核心区域的欧洲全灭，在曾经是西方文明殖民地而本土已经发展出一定程度本土文明的地区我们半灭，在曾经是西方殖民地而本地文明发展还处于原始与阶段的非洲我们扎住了脚跟有了我们今天的自留地。

话说到这里，我自己不由的在想，我这样写主席和他那一代人的局限性是不是有点托大。但是想了再想，我还是要把自己这段时间真实的想法写一写。其实，看那一代人的局限性，和肯定他们那一代人在当时的抉择两者既有矛盾又有继承。有继承，自然就是一而再和河友在讨论中说的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只能在既有历史遗产面前思考得失做出面对未来的选择。而矛盾在于，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他名之为左与右，名之为国营与私有，名之为帝国与祖国，诸如此类。我来说过我观点。

我持有这样的一个观点，既人类社会及其组织或者说人类文明发展，遵循着这样的一个规律前进：既有组织的社会与文明打败无组织社会与文明；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与文明打败有组织的社会与文明；有组织有纪律有理念的社会与文明打败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与文明；有组织有纪律有理念并有理论指导的社会与文明打败有组织有纪律有理念的社会与文明；有组织有纪律有理念并有理论指导并且不段随着社会进步自我提升的社会与文明打败有组织有纪律有理念并有理论指导的社会与文明。

上面是我惯有的表述方式，用一种普通人不太容易理解的表述一种观点。我实际在说社会组织或者文明的进化，说人性说工业化说一代人的局限性实际也在说站在当今世界与中国问题的角度，哪一代人的方式方法与实践手段有其局限性。我们只有明白他们的局限性，我们才有可能走出我们眼前的各种问题陷阱。如果你觉得看到这里看明白我在想什么，或者有所认同，那让我们继续。

我们先来说说毛泽东，我这里想尝试的不是想读懂毛泽东，是想理解毛泽东的行为并基于此理解他和同僚们的同与不同。记得，刚买下全本《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时候，当看到斯巴达立法者来库古一篇当读到来库古在斯巴达开始的全面政治改革的时候，我不由自主的想到的就是毛泽东。这里给个，来库古改革和中国前三十年比较的帖子，相关联系这里我就节略了不好意思：外链出处。当然，简单的用几千年前的来库古的斯巴达改革来比较毛泽东和同僚们的时代，有所欠缺。我这里想引入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既毛泽东心中的中国或者他试图改造方向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我这里撇开当时具体的操作细节不论，我们换个切入点。马克思韦伯曾经这样叙述过，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期，会不可避免出现威权型政府与国家。而在马克思韦伯论述的三种威权类型中，毛泽东和他时代具有典型的克里斯马型威权特征。克里斯马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也就是人格魅力型。这种权威的基础是个体的人格力量，也就是人的超凡魅力。克里斯马(charisma)最早是一个神学术语，专指神赐予之物，是天主教教义中门徒的权力的来源。韦伯把这一神学概念用于解释社会现象，指代个人力量或魅力通过对其他人的心理控制而确立领导地位，因此，克里斯马型权威有着近乎神秘的特质，包含了激发忠诚、情感依赖甚至献身的精神。韦伯指出这种权威与个人地位、社会位置或职务无关，而纯粹是领导人作为某种英雄或者圣人有能力向追随者进行直接和个人的倾诉，来发挥影响。

好，先回顾下，既然说到了来库古，有提到了克里斯马威权型政治。我实际在说，毛泽东的行为及其思想的复杂是具备一切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共性特征的。首先，作为道德与伦理上，基于当时中国各种问题的迫切性与危及性。毛泽东和他的同僚们都必须一种能与带有即时性威胁的意识形态及其理论对抗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这种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将是不可避免替代当时中国既有国家组织形式与管理形式的。同时，作为传统的中国人，首先在毛泽东内心深处，是不可避免诉求在这种新体系中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我们今天多数人还在认可的传统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往往称之为传统美德，比如人的朴实的生活作风，比如人对基本价值与理念的信守，比如对于维持人与人和睦相处关系的秩序的依附。如果理解了这些或者这个角度上所谓的潜意识中的影响。我们后面的讨论中，会反复出现这些在当时中国那一代人潜意识行为最终会如何的具体影响到在从农业国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与工业化社会组织过渡时期的一次次在选择中的抉择的。

首先，我们来说说，中国为什么那一代人会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人性的前几个分界线中以及本段落中，我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既西方，利用其基于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而来的新型文明形式，确立了一种对其他民族而言前所未有的全面优势。这种优势，首当其冲的是技术优势尤其是军事技术的优势。这种技术优势，足以使在冷兵器历史中不成比例的人力资源投入使得击败甚至击溃其他国家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事情。而当中国心怀深切危机感的一代又一代先行者们，通过深入学习并且了解西方的优势及其体系之后。他们深切的发现，肇使于西方文明而来的西方现代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如此格格不入。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中，我们被迫打开国门的时代，是典型的西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正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上持有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伦理道德不仅是基于人的性恶论来制定其法律维持其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在此一时期，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进通过不断的刺激人的欲望，甚至是在所谓法律范围之内的人的恶性的欲望来刺激资本不断的扩张。一句话概括就是，资本主义以刺激人的极大贪婪为其社会进步的动力，即使这种贪婪不断践踏社会基本价值与人的最起码的道德标准也再所不惜。所以，一段时间中，中国乃至效仿西洋的日本都鼓吹以本国家民族基本价值为核心结合以西方先进技术甚至社会制度来进行国家现代化改造，这个就是所谓的西体中用或者西服和魂。实际上，从中国的甲午战败到日本帝国的覆亡，最终都证明这种试图保留农耕文明体制中部分残留的与西方文明的嫁接，是如何不约而同走向失败的。这里补充一句两种文明，既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一点本质差异，这里只能略说限于篇幅不展开。我想说的本质差异就是，农耕文明，基于其生产方式的稳定性，最终不可避免诉求与社会关系与政治体制的长期稳定性。而工业文明在其进化进程中体现出的竞争性与越开越短的周期性，不可避免使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工业化国家势必诉求一种能在不断变化的技术革命中不断调整其内部社会结构特别是政治结构的能力或者体制。

其次，当我们在甲午战败后，在接踵而至的一次又一次社会改良中失败后。迫切要求中国改变现状的那一代人，在如何改变中国上有了重大分歧，这种分歧至今还在不可避免影响着我们的切身利益与现实生活。这种分歧归根结底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基于西方文明及其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体系，中国以什么样的方式与方法与其并存。简单点说，是我们顺服之还是以起码的对等身份获得其承认并根据自己的节奏开始自身现代化。而这个时候，俄国革命的出现，给了中国那一代人一种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下截然不同的选择。之前，在人性的前几个分界线中这样表述过，苏联是以技术的相对落后以更加先进的组织及基于当时西方社会更为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指导下的国家体制来对抗具有全面技术优势而人力资源处于劣势的西方社会的。尤其在苏联的第一个以及后续几个五年计划之于工业化的成就中，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而不是海盗时代的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实际，中国共产党从其肇起到建国时代，就是一个以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性与纪律性并在当时足以对抗其他任何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指引中，以相对落后的技术条件最终战胜所有竞争对手夺取中国政权的过程。但是毛泽东是以其罕有的洞察力，在开国的狂欢节中毛泽东很冷静地这样总结:“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建国三十年，是非与至今影响我们现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无疑就是文革。不管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什么，就我观点而言，俞振生那句话我深为认同：文革发动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依旧跳出当时的具体操作来看问题。其实到上个世纪50 60年代，无论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战后的中国，都在不约而同反思造成两次世界大战制度性根源与理论缺陷。（我曾经就这个话题写过过万字的帖子，这里因为翻墙等原因不方便找连接，有兴趣的人自己挖吧）而苏联在赫鲁晓夫微调国家政策的时候，当不可避免触及形成于二战的苏联军工产业集团与红色贵族集团利益的时候，赫鲁晓夫被毫不犹豫的驱逐下台。对于此，毛泽东在反思中提出了又红又专的问题。这里，就这个话题顺便补充一个当时毛泽东及其同僚的局限性不单列了。在建国初期，中国知识分子人数在650万。基于中国工业化的迫切需要，以及掌握科学文化基础的人力资源的限制，毛不可能对那些禁锢在旧思想与既有封建传统社会模式那个时代的精英份子像今天这样弃而不用。在提出要有一批又红又专接班人的目标同时，试图以各种政治运动对知识份子阶层加以改造最终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所用。但是，在我们建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服务于其中的社会重组过程中。对于当时党内出现的红色贵族，以及困扰马克思韦伯的科层社会问题，最终都在毛泽东目睹赫鲁晓夫的失败后开始思考，工业化社会组织形式的痼疾：官僚社会或科层社会开始显现出的问题。（其实，对比同时期的美国，针对这个问题开始了对内卷化社会的研究分析。这个相关研究与分析，现在是正在推进中的政改重点考虑的内容，其触及之一就是吏治。）不同于，苏联与西方国家那种在工业化时期，因为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致所带来的专业化管理层级越来越繁琐与内卷化。中国当时的官僚社会问题，不但有工业化分工带来的官僚型社会问题，还因为我们自身在当时刚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期并且，在中国当时社会依旧有着数千年封建文明及其伦理关系的深刻烙印。所以，当时就和我们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实际涵盖了各国工业化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共性问题一样。当时，中国的官僚社会在初具雏形的时候，既有工业化社会中官僚阶级的层级固化与内卷化的倾向，也有封建时代官僚阶级基于其职务行为的各种特征。这些倾向与特征，我们在改开三十年后的今天依旧不觉新鲜：拼爹与神童官僚背后的，社会资源迅速向特定掌握社会各种资源分配与再分配权力的阶层集中，从而遏制社会发展的不断自我更新与自我升级的实际需求或者任何需求。

不好意思限于篇幅限制只能再开新篇了，新部分篇幅内一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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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想随写（3） -- 为什么秦胜六国？低熵体战胜髙熵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