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中国的只封不建--封建制 -- 皎然一品

西周封建有多个级次（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等等），而重要的是“天子建国”与“诸侯立家”。

一；封授诸侯是周天子的特权，《谷梁传。僖公二年》：“故非天子不得专封诸侯，诸侯不得专封诸侯。”

二；周天子通过册命将封授法典化。如周公代表周王在祖庙举行“册命”典礼（“册”为分封仪式上太史手持的简册，“命”为写在册上的周天子旨令），颁布“授土授民”文告，封伯禽于鲁，文告《伯禽之命》；

封康叔于卫，文告《康诰》等等，以律法形式建立隶属周王室的诸侯国，所谓“封诸侯于庙者，示不自专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举事必告焉。

三；“建国” 过程由周天子直接操纵，王室派员协助运送诸侯族人及一应器物，诗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就是指这个；周王派员协助营建封国的都城，诗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同上）即指此。

四；周王保有对封国（主要是大国与次国）重要职官的任命权，所谓“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这就保证了天子对诸侯国的控制权。

再看诸侯立家；

一；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向卿大夫封赐采邑。卿大夫只在采邑收取租税，如《公羊传。襄公十五年》何休注所说：“所谓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税尔。”

二；卿大夫供职于诸侯，任官治事，居于国中而不居采邑，不治采邑之政。故卿大夫的采邑并非一级政权单位。

西周国家是“王国”与“诸侯国”两级结构。卿大夫掌控采邑行政权，甚至掌控诸侯国行政权，所谓“陪臣执国命”，是春秋的事情。

西周封建中“天子建国”有三大要素。

“胙土”（分配居地）、“赐姓”（赐服属的人民）、“命氏”（绐予氏号、国号），天子“授土授民”，诸侯对天子称“守”或“守臣”，所谓“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

在“天子建国”以下，还有“诸侯立家”、“卿置侧室”等级次，从而构成王、诸侯、卿大夫三级政权，王领“天下”，诸侯领“国”，卿大夫领“家”（“家国天下”之说自此而生）。

当然，西周政制主要是天子覆盖下的两级结构（王国与诸侯国），这便决定了西周封建制的特色。

在这些基础上，我们应该说西周理论上已是统一的国家，当然仅是一种封建式的统一，不是后代的郡县式统一。大家看看这些和西欧的封建能一样吗？

被封诸侯在封国内拥有世袭统治权，世袭方式则依宗法制规定。周天子是各封国诸侯的“大宗”，作为“小宗”的被封诸侯对周天子须服从号令、定期朝贡、提供军赋力役。

诸侯在封国内则为“大宗”，领有主权，并分封余子为卿大夫。这便是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著名的诗大体反映了西周封建制的社会实态。

出土青铜器；《盂鼎》《大克鼎》《康彝》《丑彝》、《令鼎》、《麦尊》、《邢侯彝》等西周礼器上的铭文多有赐田、赐臣妾的记载。传世文献关于周代逐次封土的记述更多。

“赐田”“封土”多以“邑”“采地”为单位，子仲姜镈铭便有封赐“二百又九十九邑”的记载。邑（采地）上置庄园，设“田畯”监管从事生产的农人，《诗经》中的农事诗对此多有记述。

另外还有同等重要的“授民”，如《曶鼎》铭文载，颁授“七田，人五夫”，田土与人民一并封赐。

“封土”、“授民” 至关大体，故主持者十分显要，如周初掌理分封事宜的是武王弟、司空聃季和司徒陶叔，所谓“聃季授土，陶叔授民。”

周天子通过负责分封事务的高级职官，给鲁公、康叔、唐叔等赐以田土及部族民众（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等）。

许倬云先生认为，周初分封，“封人”重于“封土”，“授民”较“授土”更为紧要。

《吕氏春秋。观世》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

司马迁说：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

周封国数的说法大约在数十到数百间。在众多封国中，与周王室有血亲关系的居多。与同姓（姬）封国相关的，还有“封建母弟”，即分封母系亲属，如姜、姒、妫、任等周室姻亲亦多有受封。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

也就是说西周的分封有三种形式。

一；封同姓，（姬姓受封），如伯禽（周公子）封鲁，康叔（武王弟）封卫，叔虞（武王第三子）封唐（后改晋），召公封燕，所谓“亲亲建国”，以昭示“亲亲之义”。此类分封数量最大。

二；封有功异姓，所谓“贤贤表德”，如助武王灭纣的姜尚封齐，以“尊勤劳”；楚的被封，因先祖鬻熊效力文王，故异姓受封亦可称之表扬“勤劳文武”。

三；“三恪”之封，就是封先代之后。所谓“三恪”之封（“恪”为“敬”意，“三恪”指神农、黄帝、尧舜之后），这种分封只具有象征意义。

西周的分封的确起到了作用，首先，封邦建国实现了以姬姓为主的贵族阶层、被征服的臣仆、封地土著三种人的结合，突破了纯粹的血缘组织框架，

故又是对殷商的氏族联合国家的一大提升，封土之制较之以往仅以氏族立邦是一大进步，体现了定居农耕文明（土地为其基石）主导地位的正式确立。

其次，周人大力推行封建制，与其灭殷后难以实际控制东方的广土众民有关，诚如初唐长孙无忌（？—659）所说：“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

周人起于关中，而函谷关以东的华北平原及山东半岛商代已是文明发达区域，所谓“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

较落后的周人为控制先进的东方的土地人民，只得保存各地以氏族统治，与这些氏族势力分享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成功地实现了血缘与地缘的整合。

再就是周天子力量强大，西周时王室拥有重兵（宗周六师、成周八师皆由周王掌控），

《诗。大雅。棫朴》云：“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周王出师征伐，六军踊跃追随）；周王的政治号召力又通过“册命”（赐爵须经典礼，

并记于简册，故称）、“朝聘”（诸侯朝觐天子）、“巡守”（天子巡视诸侯国）、“贡纳”（诸侯向天子进献方物，

以表示政治隶属关系）等制得以展布四方，维系着封建体制下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

以“征伐”而论，西周初即有武王伐东夷，周公灭东夷奄、蒲姑诸国，成王伐录，康王平定东夷大反，又北征及西伐鬼方，宣王伐徐（淮北夷）等等。

这种周王室军政实力在握与诸侯国相对独立（诸侯在封国内有世袭政权、财权、军权）组成的二元结构，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实际，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

其四，西周封建制与宗法制、等级制相为表里，彼此匹配，形成完整的礼制。“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

周礼是古代中国典章制度的原点，“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绐鬼神，非礼不威不庄。”

道德、法律、政治、军事、宗教，均以“礼”为准绳。经战国的礼、法分列，至汉代以降的礼、法合流，初创于西周封建时代的礼制成为治国纲目、精神支柱，故历代均号称“从周”、“法周”。

其五，西周实行封建制，其根基是井田制度，此制以劳动的自然形态（劳役地租形态）剥削农奴的剩余劳动，其剥削方式是农奴服公田劳役，剥削量不重，这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这时既没有加强剥削的必要，也没有加强剥削的可能。在使用价值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还不可能产生对剩余劳动的无限贪欲，过多的剥削是不必要的；

领主经济是依靠农奴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来经营的，如因加强剥削而打断了农奴经济的再生产，接着就破坏了领主自己的再生产，这使过度剥削成为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