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WG和八九 -- 本嘉明

（一）

1987年的学潮，迫使邓公出手，解除了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并启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但邓公当时手里没有什么嫡系可以接替胡，唯一够资历的人选就是赵。赵时任总理，正在“勇闯物价关”的关头，逼不得已放下国务院，去任总书记，总理由李接替。

赵在知识界的威信并不高，但他同时也不是喜欢折腾知识分子的人，因此“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也就走了走过场。赵还找机会建言邓公，把“左王”胡乔木痛打了一下，算是为中央里的胡派找回一场。不过赵虽然还“兼管经济”，毕竟隔了一手，李姚（依林）在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指导下，开始找机会下保收棋。

1988年的“勇闯物价关”，引起居民抢购和银行挤提，沿海城市的物价上涨达30%之高；同时官倒日益猖獗，佼佼者就是残疾人基金会的康华公司。经济改革被迫急刹车，李鹏出台“治理整顿”，言明全国要准备过两三年紧日子。（比较有意思的是，如今中央部委有老人把四大总理排了排，论实绩居然与任期顺序一致，就是赵最好（开创了很多新架构，大进大出的外向型模式）；李就排第二，因为李为人谨慎，做事不拖拉，善于收缩保守，而且能够容人。）

在这个大环境下，知识界酝酿着很大的不满。第一，胡任总书记时，对知识界很好，力求给大家“宽松，宽容”的政治环境，现在胡下台，立刻不同了。第二，西方的思潮已经大规模进入大学校园。第三，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太差，社会地位太低。由于在胡主政时代，知识界已经自发串联起一些小圈子，所以以这些圈子为基础，在1989年初，开始出现一次“上书潮”。

首先是1989年1月6日，方（励Z）上书邓公，希望大赦政治犯，并明确提到大赦魏（京S）。

2月，诗人北岛和陈军，发起联名信，内容同方信大同小异，联署者33人。

3月6日，是中科院许良英/施雅风发起，42名科学界人士联署。

第四封，社科院苏炜发起。

这四次上书，基本都发生在89年3月之前，两会期间，期望能由人大批准特赦。

从这四封信看，新中国建立，反右以来，知识界表现出了空前绝后的独立和主体意识。到今天，几乎仍可以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天鹅之歌”。

其中我个人以为比较重要，而又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工科男们的第三封信。

（二）

许良英先生的事迹，大家很容易搜到，他是王淦昌的学生，大科学家，而且至今健在，还开有微博。

在这封信里，工科男们以一贯的谨慎态度，没有如其他几封信那么张扬地指名道姓，而是要求释放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的所有政治犯，并废除“因言获罪”。在政治体制改方面，则提出由人民监督ZF，杜绝腐败；确保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另外，还专门提到要增加教育和科研经费。

这封信的份量重，一是联署人中不乏重量级学术带头人，包括有两弹元勋钱昌照和王淦昌。二是切中时弊，解决方案也相对合理可操作。而这批人士在风波后，没有一人去坐牢。

没有经历过1989年的人士，无法理解当时的宽松气氛。由于胡总书记致力于搞活思想，而赵又维持现状，所以当时思想界比起今天，那活跃得不止高两个数量级，政改，多党制，修宪，都是随处可谈的热门话题。甚至保守派在前台的代表李总理，也只是表态：“民主化的进程不可以走得太急，或者走过头。”

但相比起来，89已经比88年要差多了。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88年3月25日—4月13日）颇为民主活跃；而到了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89年3月20日—4月4日），高层矛盾已经趋于尖锐，气氛相当严峻，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严厉批评自1987年以来的经济改革的失误，暗示赵的失职。人代会上开始谣传赵将于89年夏天下台，由姚依林接任总书记。

如果在这个时候，中央借着许良英上书的台阶，做一些铺垫，那么后来的情况，可能大为改观，至少89年不一定有事。

但人算不如天算，谁也没想到胡会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节骨眼儿上去世。

外链出处

• 二，发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