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13左传中的孔子 一、 圣人之后 -- 桥上

孔老夫子曾经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第二》）孔子志于学的详细情况已无从查考，只留下了一句：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即郰人，指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第三》）。

当时的“学”是以“礼”为中心的，所以一般认为这件事说明了孔子的好学精神，而孔老夫子本人还把这“每事问”提高到了“礼”的高度。既好学又充分重视，孔子于是具备了成为“礼”之大师必要的自身条件。

当然，鲁国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由于鲁国的开国之君是一度称王的周公的儿子，所以鲁国可以采用的礼乐仪典比较高级，比较完备，同时鲁国得到的和积累的典籍也比较丰富。下面举两个例子：

例一：当初季札访问鲁国，专门“请观于周乐”，观看了鲁国乐工展示的各种乐舞，最后他感叹道：“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dào)也，如地之无不载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yǐ)。”由此可见，鲁国的乐舞是非常完备的，所以季札才会叹为观止。乐舞是当时礼制的重要因素，孔老夫子所授的课程之中，也有“乐”这一门，可能其中也包括了舞。“乐”还常常与“礼”并称为“礼乐”，所谓“无礼不乐”（《文七年传》（p 0563）（06070801））是也。所以从这个例子也可以反映出鲁国礼制的完备。

例二：当初在孔子十二岁的时候（公元前五四〇年，鲁昭公二年，晋平公十八年），晋国新执政的韩起来聘，也曾经专门到鲁国的太史那里“观书”，他观看了鲁国的“《易》、《象》与《鲁春秋》”，最后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由此例可见不仅鲁国所藏的典籍包含了周初传下来的文献，而且这些典籍全面地阐释了在周建国之初起了重要作用的“周礼”。

鲁国有这样的传统，也就为孔子提供了成为“礼”之大师必要的外部条件。

《左传》中记载的后来的一件事，也反映了孔子的学习精神。那是在公元前五二五年（鲁昭公十七年），孔子已经二十七岁，鲁国属国郯国的国君来朝拜鲁昭公，说起了历史上的官制，说得头头是道，孔子听说了，专门跑去向他学习，还感叹道：“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昭十七年传》（p 1389）（10170302）），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孔子当时已经有了要重振“官学”的志向。

在那时候，孔子大概已经有了博学多闻、尤其是“知礼”的名声，而且他又“多能鄙事”，所以他已经具备了代替“官学”、为要成为“君子”的人们提供以“礼”为中心的全面教育的条件。再加上孔子在“公家”得不到好的职位，又需要养家糊口，他也就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了。

而且在那时候，在上面所说的“三分公室”的大背景下，鲁国的公室所能管辖的人力物力极度匮乏，以致出现了要举行“射礼”而人手不足的现象（《襄二十九年传》：范献子来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庄叔执币。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p 1159）（09291001）），可想而知，鲁国公室主办的教育也衰落了。

而各家的子弟担任各种官职，不经过教育肯定是会出纰漏的。尤其是还有在各个重臣家任职的“陪臣”们，他们的职位越来越重要，可他们中的很多人本来就不在公家教育服务的范围内。所以公家教育的衰落以及“公家”大权的旁落也就为孔老夫子提供私人教育服务准备了市场。

到了公元前五一九年（鲁昭公二十三年），孔子三十三岁，周王室的王子朝作乱。三年以后，公元前五一六年（鲁昭公二十六年），被晋国镇压。王子朝及其同党只好逃往楚国，同时卷走了周王室的典籍（《昭二十六年传》（p 1475）（10260901））。这也是中原华夏诸国文化上的重大损失，周王室再也不能说是文化的中心了，“周礼尽在鲁矣”，各国的向学之人，也只好来鲁国向以“知礼”而闻名的孔子来学习。

因此，孔子虽然一心想恢复周的礼制，而且他办的教育也是以“礼”为中心的教育，采用的也是“周礼”体制内的教材，打算培养的也是在原体制内起作用，适应原有体制的人才。但他的教育事业本身就是礼崩乐坏的产物，加之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也都只能在体制之外寻找出路，所以他开了这个体制外教育的先河，恐怕客观上不但不能有利于旧礼制的维持，反而更多的是为新制度提供了人才，这些人实际成了原有体制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