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人与细胞（一） -- wild007

工业文明拥有超凡的力量，与传统人类社会比，更是显得强大无匹。但是这世界总有不信邪的人，在电影《阿凡达》中，卡梅隆试图在寻找一条传统社会战胜工业文明的道路。只是显然，电影并不显得很有说服力，因为卡梅隆为代表传统社会的纳威人施加了太多金手指：强横的体魄，超自然的巫术，以及莫名其妙的生物同盟。而工业文明被打败的仅仅是一支私人采矿团。但是当我们透过这部影片，似乎可以触摸到一些东西，难道工业文明真的就那么强大不可战胜吗？卡梅隆作为一个西方人，他恐怕并没有找到传统社会所蕴含的真实力量。

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我们得从人类自身去探寻。人是一种奇怪的生物，他会自我进化，通过工具表现出征服自然的豪情，同时人又会显得很弱小，在很多徒劳的努力后又被自然耍得团团转，最后安心接受“命运”的安排。如果我们把人的积极求变，锐意进取的一面定义为“人性”，而又把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一面定义为“细胞性”，那么很多事也就变得比较清晰了。

在古代东方，社会既推崇人性的一面，也尊重细胞性的一面，两者是一种平衡关系。比如人在青少年时期，偏向莽撞冒险，人性占上风，就用各种礼教礼法进行约束；壮年后开始趋向安逸，就用成王败寇思维激发人性；老年后全方位走向细胞化，则推崇传承和多种人生成功模式的认定。只是这种靠教化和道德舆论进行控制的平衡体系有着比较大的缺陷，即进取乏力，随着时日日久，整个社会越来越趋向于小富即安，原地踏步。于是在明清后，中国社会在人性的认识上引入很多西化的内容，而要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把视线转向西方，看看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人的人性和细胞性的。

在古代西方的地中海沿岸，自然条件要比东方的中国严酷得多。黄河的泛滥至少还能以人力来治理，海洋的肆虐可如何治理？古希腊有三大主神：天神宙斯、海神波塞东、冥神哈迪斯（分管三界），间接告诉了我们那时候的西方与生活最相关的就是天气、海洋和死亡。这直接造成西方人自古就非常排斥人的细胞性的一面，到古罗马时代，最彰显人性力量的战争成了获取权力的必由之路，而贪图安逸守成的人会被无情地剥夺一切。只是人毕竟还是会自然走向细胞化，当罗马渐渐富裕，敌人又逐渐被剪灭，维系人性的理由就越来越薄弱，罗马内部就吵得不可开交。主张继续保持人性一面的人甚至不惜把屠刀对向自己的同胞，以图重新唤醒罗马人的危机意识。为了应对这一局面，西方人找到了一条非常巧妙的道路，完成这一工作的是基督教。

人性和细胞性是个平衡体，恰如天平的两端，东方的做法是尽力保持天平的平衡，而基督教给出的答案则是将人的人性和细胞性彻底割裂。信教就要接受“基督”的驱使，不信就剥夺一切乃至生命。在此基础上，基督教进一步发展出一套新的平衡体系，以此代替人性和细胞性，这个新的天平的两端就是“使命”和“原罪”。使命一般就是指信仰，而原罪则是人类的缺陷。实质上，使命和原罪就是人性和细胞性的放大删节版，即将人性“善”的一面提炼出来放大就是使命，而把细胞性“恶”的一面抽象强化就是原罪，至于人性不足的地方和细胞性合理的方面，则是不被承认的（这造成西方在人文方面有很多思维死角）。当一个人接受了使命和原罪的说辞，他一辈子就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而不可能获得心灵的宁静，一面是永无尽头的“信仰任务”，一面是如跗骨之蛆的原罪煎熬。

在西方有一种很常见的病症：精神分裂，而在东方，这种病症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精神分裂一种比较显著的例子是人同时“扮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一个强横张扬，一个畏缩懦弱。本质上所谓精神分裂其实是人性和细胞性的复活，当人开始怀疑那个完全人造的“使命和原罪”体系时，自然的人性和细胞性体系就回归了，只是西方的思维观里，人性和细胞性已经被割裂得太久，一个拥有西化思维的人很难让两者重新相连，故而就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交替出现。而这其实也就揭示了基督世界之所以难以为继的根源：当使命和原罪这套靠洗脑强加的理论不被人认可时，整个体系自然也就垮台了。

十三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是西方破除固有思维的一次头脑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西中合璧”，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西方人逐渐回归了对人性和细胞性的认识，他们把很多东方已经走过的路整合到自己的系统中，只是他们很狡猾地刻意掩盖了来自东方的线索。在具体的措施上，西方把整个社会划分为2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统治阶级，引入人性和细胞性体系，这里面有很多的东方特性；而在被统治阶级，则继续西方的使命和原罪体系，只是使命变成了“为金钱服务”，而原罪则是“贫穷”。不过就如同当初基督教的倒台，使命和原罪系统有着天生的软肋，而最严重的挑战则来自这一系统的“同胞兄弟兼死敌”：共产主义。

从中学的课本开始，我们就接触到两个名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是就算到今天，恐怕也很难对这两个概念有比较直观的解释。似乎我们唯一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资产阶级就是有钱人，无产阶级就是没钱的人。这两个名词都来源于一本著名的书籍：资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两位伟人，他们在遍寻了“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后，发现其成功来源于用机器和金钱砸碎并替代了“神”的地位。经过周密的理论探讨，他们也建立起一套和资产阶级金钱体系针锋相对的使命原罪系统：使命就是“打倒有钱人”，原罪就是“富有”。于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很无奈地发现自己多年洗脑的成果转眼拱手让人，做了嫁衣，被统治阶级被大规模“赤化”。

其实不难发现，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使命原罪系统其实就是刚好掉个个，不过好歹资本主义还具备建设性，而共产主义的初衷则完全就是为了打倒资本主义，因此当共产主义信仰的阶级战胜了统治阶级赢得了政权时，致命的难题也就到来了。共产主义的使命是打倒有钱人，原罪是富有，可是现在自己变成了有钱人，这该怎么办？自己打倒自己？这是当年社会主义社会“修正主义”不断，“走资派”层出不穷的根源，也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说白了，共产主义在赢得政权后就面临当初罗马强大后一样的问题：立国之本和现实自相矛盾。此时摆在共产主义政党面前的大致有两条路：其一是套用资本主义的系统，党内用人性细胞体系，党外用使命原罪体系，即“党内民主党外专制”，此时共产党实质转变成“资产党”，成为统治阶级，原来的“资产阶级”则连同追加的“黑五类”构成足够规模的被统治阶级；其二则是彻底回归东方传统，全面推广人性细胞体系。

苏联显然选择了前者，不过他们借鉴了美国的做法，将被统治阶级的痛苦尽可能向第三国转移。而中国在建国后一度走向了第二条路，但毛公阻断了这一进程，中国发动了文革，力图走出第三条路，按个人观点，毛公想建立的是一种尽可能自发保持人性状态的“理想国”，因为他并不特别强调信仰。只是显然在人性和细胞性的天平上，毛公即没有拿出一套新系统替代之，也没有给人性一端加上值得一提的砝码。因此从文革后期开始，整个中国社会迅速走向细胞化，“铁饭碗”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馍馍。

西化体系暂告一段落，让我们重新转回东方，去继续看一看古代中国在人性细胞性体系上有何建树，以及今天西方“资产阶级”是如何“东方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