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根据传说，在耶稣受十字架刑之后三百年，一位名叫海伦娜的罗马皇太后率领一支考古队伍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凭借着对现代考古人员而言十分罕见的好运气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耶稣死时头戴的荆冠。后世考古工作者们找寻早期基督徒实物遗迹的努力很难得到类似的回报。基督教没有特别的种族或社会基础，一开始的规模又实在太无足轻重，以至于基本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手工制品，也没能在非基督徒撰写的文本中留下多少蛛丝马迹。所以假如我们想了解早期基督徒的身份与生活，基本上除了他们自己留下的文献就没有其他途径了。事实上已知最早的一件基督教物品就是一份文本残片，内容是约翰福音中的两小段。文本的书写风格表明其出现时间应为公元二世纪，或许在福音书首次编纂完成的那十年当中。*1* 我们一定要牢记，海量的早期基督教文本如今已经佚失了，而且相对于后世各种形式的基督教认可文本而言，这一时期的存世文本还存在着相当的偏差，尽管人们取得了大量考古新发现。一位专门研究该时期的专家最近估计，在现存信息来源中提到过的所有公元二世纪基督教文本中大约有85%已经佚失了，而与曾经存在过的实际文本总量相比这些得到提及的文本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2* 至于那些存世至今的文本则通力掩饰自己在历史文本中的根源。对于那些只关心圣经字面意思而基本不关心历史的的人来说，这些文本可谓是一份大礼。

公认出自保罗手笔的一系列信件的特点在于信中详细谈到了当时的局势——主要是各种冲突——并且提到了许多人名，这些人名后面往往会附加一小段描述，这使得我们能够多少了解一下这些在各自所处团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至少也是在保罗看来足够重要的人物。因此在写给罗马基督徒的信件中他开列了一份很长的致意清单：“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马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犹尼亚安……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暗伯利安……”*3* 书信当中最惹人注目的特征在于收信人的地址：各个希腊-罗马城镇，遍及地中海东部远至罗马的商业中心，收信人中则有以拜尼土安这样走南闯北的人。相比之下福音书中的耶稣故事则主要发生在非希腊世界的农村地区，在福音书作者的天真笔触下，相隔仅仅一天路程的村镇也成了大城市，而福音故事中最恶劣的情节全都发生在耶路撒冷这个唯一的真正城市里。现在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将他所知道的世界划分成城里、旷野和海中。尽管他自豪于自己的犹太出身，但却不自觉地将这个世界里的其他人划分成了希利尼人与化外人，或者说希腊人与野蛮人。

保罗有一个十分醒目且乍一看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特点，这一特点凸显了他与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批耶稣追随者的决裂。保罗书信十分关注教徒获取生计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他十分少有地直接引用了耶稣的原话，并且个性十足地采取了与耶稣截然相反的原则。耶稣说：“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也就是说他们有资格获得他人的供养。保罗则强调自己从来没吃过别人的饭：他告诉人们自己一贯自食其力，尽管某次试图应对批评时，他声称自己这么做是放弃了本应享受的特权而不是对责任的逃避。保罗毫不避讳地表示“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耶稣与十二门徒那样的游方生活就此告一段落。保罗站在劳碌者那边。这些人看重辛勤劳动的价值并为劳动换取的报酬感到骄傲：正所谓全世界帐篷制造者联合起来。*5* 此时的基督教已经成为了城市商业中心的宗教，教徒们说得是通用希腊语，对他们来说整个地中海东部都算故乡，而且他们也很可能经常出门——保罗东奔西走的生活方式恐怕并非特别。在与保罗有直接联系的教会团体中颇有些富人与社会头面人物，例如财力足以“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犹与在哥林多这样的大城市“管银库”的以拉都。*6* 尽管没有迹象表明此时的基督教已经与“老钱”——地中海社会中的贵族精英们——发生了联系，但是此时基督教已经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聚拢到了一起。自然，教徒之间巨大的财富与地位差异也造成了不少紧张与争执。

在这方面有两个因为食物而起，但意义却深远得多的事例。保罗的哥林多书中最早记载了关于日后基督教核心仪式用餐，也就是在圣餐礼上领取面包和酒的具体要求，因为原本应当是团体聚餐的圣餐礼在哥林多惹出了麻烦。一部分教徒远离了公共会众，自己抱团吃自己的。对此保罗明确指出错误出在富裕教徒的身上。他强调所有人必须一起用餐。*7* 这一紧张关系可以与另一个之前已经提到的问题放在一起看：哥林多会众中有人担心与非基督教的朋友们吃饭时对方会把供奉过偶像的食物拿来招待他们。对此保罗提出了一个妥协性方案，允许这些基督徒维持自己与城市当中非基督教精英的私人社会关系，同时公开与较为贫穷的基督徒同伴们保持团结，因为他们与城市宗教生活没有公开联系。*8*

这一论断为基督教的未来创立了意义重大的范式：基督教通常不会对现存的社会分化进行激进的挑战。原因是保罗及其追随者们以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因此采取激进手段来对其加以改善没什么意义。这一看法在后世一些末日论者的头脑中还会再现。不管怎么说，尽管保罗也相信耶稣认为世界即将终结的观点，但是他所得出的结论却十分不同，他认为“各人蒙召的时候是甚么身分，仍要守住这身分。”*9* 在他的书信中基本没有提到过“神的国”这个指代世界历史激烈转向的概念，这个对耶稣极为重要的概念一直伴随着他对大量既成社会常规的挑战。保罗是一位罗马帝国的公民，他在这个问题上不像耶稣那样机智而模棱两可，而是清楚明白地要求所有人，“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条关于顺服的诫命在未来基督教与权势者们打交道时得到了大力弘扬。*10*

保罗对于两个食品问题的解决方案维持了上帝眼中的平等与人类眼中的不平等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他在加拉太书中做出了十分有名的宣言，宣言认为教会内部的平等是精神地位上的平等，所有人在期待永生之时都是平等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但是在现世的日常生活中又是另一回事。*11* 自然他已经意识到了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复杂宗教组成，在那里许多异教崇拜也有着类似圣餐礼的用餐仪式，而他则态度坚决地认为进行圣餐礼的基督教团体决不能与这些仪式掺和在一起，“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12* 他所强调的平衡表现了两种期望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希望基督徒集会仅限基督徒参加，另一方面则希望这个新生宗教能够开放其边界从而吸收新成员。这股不稳定的暗流在接下来的千百年间一直不曾从基督教意识当中消失，而在这期间教会已经获得了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认同。

保罗对于世俗社会现状的接受对于两个社会群体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过去二百五十年里这两个群体的解放运动遍及了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基督教社会：这就是奴隶与女性。保罗曾在罗马监狱里给一位名叫腓利门的基督徒写过一封短信。这封信可以肯定是真的，因为信中没有涉及任何关于教义教规的讨论，其得到保存的理由只能是因为信里包含着关于保罗生平的信息。信件内容的核心是腓利门手下一名名叫阿尼西母的奴隶的未来。他最近一直在侍奉狱中的保罗，信中不甚微妙地暗示保罗希望能够继续享受阿尼西母的服务。信中没有任何暗示这名奴隶应当得到解放的内容，只是说他现在对于腓利门而言已经“不再是奴仆”。自然他们也不打算征求阿尼西母的意见。腓利门书是基督教对奴隶制进行正当化的理论基础。*13*

不管怎么说，奴隶制也是古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保罗身后又过了一代人，有一位托名使徒彼得的基督教作者（不太可能真是彼得）撰写了一篇短文并被收录进了新约，信中告诫奴隶们要将自己受的苦与耶稣受遭遇的苦难相比，并像耶稣一样忍受不义。这番话说明作者对于基督徒奴隶主优于其他人并不抱太大期待，接下来还有一条强硬的诫命：“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在公元二世纪初期，教会的领导权开始向个人化的主教（监督）手里集中。安条克（即新约所谓的安提阿——译注）主教伊格纳丢曾给士每拿的坡旅甲主教去信称奴隶不应当利用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来为自己牟利，而是应当面向上帝的荣光并成为更好的奴隶——他还认为动用教会资金为奴隶赎身是不恰当的行为。到了公元四世纪，米兰主教安布罗斯以及希坡的奥古斯丁之类的著名基督教作家进一步为奴隶制提供了强劲的辩护，令此前的非基督徒哲学家们难以望其项背——安布罗斯就曾经甜言蜜语地宣称，“生活地位越低下，道德地位就越高升”。*15*

基督教的出现或许并未给奴隶的地位带来多少显著的变化，不过倒是有不少迹象表明基督教一开始为妇女在教会生活中提供了更为积极的角色与正式的职责，后来才逐渐采取了更为常规的服从男权的立场。*16* 福音书为耶稣运动中的妇女赋予了在古代世界十分罕见的重要性：这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对观福音中对耶稣复活如何被人发现的叙述。三部福音书中首先发现坟墓空虚耶稣复活的人都是女性，尽管犹太律法规定女性不能担任见证人。 三部福音书中地位最显赫的妇女就是抹大拉的玛丽亚。她在耶稣布道期间与他保持着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千百年来两人的关系一直逗引着基督徒们浮想联翩。有些兴奋过头的当代评论家以及二流小说作家甚至（在没有任何确实古代证据的前提下）把她抬举到了耶稣妻子的地位上。

福音书对抹大拉的玛丽亚目击耶稣复活的情节进行了三重肯定，后世对她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因此而起。不过除此之外她也很显然象征了阻挡教会权力明确集中于男性手中的反对力量。女权主义神学家们自然对此抱有浓厚兴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场合抹大拉的玛丽亚一直被一部分男性拿来当枪使，借助她来攻击另一部分男性。比方说多马福音，这是新约以外所有福音书仿作中内容最接近四本“主流福音书”的作品，创作时间大约是在一世纪晚期，书中描写了一场玛丽亚与彼得之间的冲突，最后还是耶稣本人介入进来并替玛丽亚训斥了彼得。抹大拉的玛丽亚与彼得发生争吵的主题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比方说玛利亚福音，这是一部大约成书于二世纪的诺斯替教派作品，诺斯替教派信徒在这部作品当中十分心平气和地尝试与非诺斯替教派基督徒进行对话。在这部书中，耶稣的使徒利未（即马太——译注）向彼得宣称：“倘使救主令她配得上，你又如何竟敢厌弃她呢？救主自然知道她，因此他爱她胜过爱我们。”*17*

保罗在妇女地位的问题上很显然有些反复无常。在七封出自他本人的信件中提到了许多担任教会公职的女性。在罗马书末尾获得保罗致意的众多人员中就有坚革哩（哥林多附近的一个港口）教会的非比执事（行政人员或助理），“同工的”百基拉，“为主劳苦的”土非拿氏和土富撒氏安——“为主劳苦的”这个短语在这封信里面也用来形容男性。尤其夺人眼球地是，信中居然还提到了一位女性“使徒”犹尼亚安——对于许多后世罗马读者来说这一点简直骇人听闻，因此在手稿誊抄的过程中犹尼亚安这个名字经常遭到男性化处理，或者被人毫无根据地直接当做男性的名字。以四世纪伟大的君士坦丁堡牧首金口若望为首的早期圣经评注家们曾经令人起敬地乐于承认犹尼亚安令人意外的女性身份，但是到了十三世纪，罗马的吉尔斯骤然扭转了这一势头，直到二十世纪犹尼亚安的女性身份才再次得到恢复。同样，历史学家们也倾向于认为非比实际担任的职务应当是“女执事”，但这很可能是基于公元三四世纪的情况而产生的误解，当时女性执事的职责仅限于不得不由女性完成的工作，例如在受洗仪式当中照看衣不蔽体的女性候补基督徒。公元一二世纪的基督徒们很可能并未对于男女执事的身份或各自在教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如此明确的区分。

保罗的确提供了妇女在教会中掌权的证据，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耶稣复活见证人名单却与对观福音形成了鲜明反差，其中一名女性也没有。此外他在哥林多前书中还坚持等级制，“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未免与他关于基督教徒全体平等的说法有些矛盾。这句话后面跟着一段更有争议的言论，其中保罗认为女性进行祷告或是讲道应当蒙着头，但接下来又告诫同一批哥林多教会团体严禁妇女讲道。*19* 这样的两可立场并不稳固，下一代教会成员必然要对其加以明确。保罗的追随者们显然决定要进一步强调他对于基督徒关系的等级观念以及他对于非基督徒审视基督徒团体的觉察。

或许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在公元一世纪基督回归的可能性越发渺茫，而基督徒们也开始意识到他们必须构建一个能在非基督徒世界里至少再存在一代人或更长时间的教会结构。接下来的几封书信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趋势，这几封信虽然托名保罗，但是在用词方面却风格迥异，而且还十分机械且刻意地重复使用了不少正宗保罗书信里的短语。应当将这批文本视为对保罗教诲的评论或致敬。例如歌罗西书与以弗所书之就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弗所书中包含着大量从歌罗西书中摘录的词句，看上去就像是献给保罗原文的文摘。*20* 其他三封信就题头来看是保罗写给自己的密友提摩太与提多的私人信件，但就其内容而言则更接近写给尊奉保罗的教会的公开信，因此这三封信被统称为教牧书信（Pastoral Epistles）

这批文本有一个显著特点：保罗书信着重强调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这个观点在这批文本中已经消失了。以弗所书的作者谈到了“后来的世代”，似乎意味着很长的现世时间。*21* 这些文献当中有一个特点最能反映这方面的变迁。在两封托名彼得的书信的第一封（这封信从以弗所书当中获取了不少提示）当中为如何持家提供了一套原则，马丁路德称它为：“Haustafeln”，意为“基督徒家庭训导表”。基督徒家庭训导表的令人侧目之处在于其中包含了一条对子女的诫命：“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说明教会已经开始考虑下一代人及其自身在人世间的未来了。*22* 提摩太书的作者还告诉妇女们，她们的救赎来自生养后代（后世无数的修道女性都不太待见这段经文）。这几份清单是对当时希腊化世界主流思想的重复，但是又用保罗的论点对其上了一层色彩，保罗认为夫妻关系就好比基督与教会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24* 很快，世界各地的各种社会地位与权力等级体系就将开始影响基督徒对于自己信仰的理解。此外还有一层顾虑，体现在教牧书信中就是坚持教会领袖在基督教团体内外都应当言行无缺的立场。*25* 教会担心自己的公共形象，并且着力显示自己不是一个威胁社会福祉的颠覆性组织，“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26* 正如我们之前所见，对于社会体面的坦率要求仅仅遭到了唯一一个异议声音的反对，来自几经周折才入选新约的启示录。

根据记录，第一批基督徒与他们的邻居相比只有两处有意为之的区别。首先，与当时罗马帝国的风气相比基督徒在性问题上要苛刻得多，他们没有忘记基督教创始人在离婚问题上毫不通融的反对立场。尽管基督徒们在保罗的鼓励之下的确为耶稣针对离婚的绝对禁令找出了几条例外情况，但同时也对这些例外做出了严格限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相对宽松的罗马婚姻关系，其中夫妻双方都有权宣布终止婚姻。同样，流产与弃婴在罗马社会也被视为令人遗憾的必要手段，而基督徒则像犹太人一样坚决反对此类做法。就连那些极力试图证明基督徒如何适应常规社会的作者也无意掩饰这一有意为之的差别。*27* 保罗在这方面起到的作用一开始并不明确。他本人终身未婚，在他看来婚姻是对人性弱点的让步，是那些缺乏自制力的人们为了避免犯下奸淫罪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结婚为妙。日后许多同样奉行独身生活的圣经评注家们都热烈欢迎他这种郁郁寡欢的说法。但是在同一段话中保罗也传达了较为积极的信息：夫妻均应将主张自己身体的权力交给对方。这一主张为基督教反文化的抵制离婚立场提供了较为积极的动机，不过同时也令人侧目地肯定了婚姻关系的相互性。在接下来的绝大部分基督教历史中这段信息一直在奋力发出声音。*28*

我们关于基督教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接受已经说了很多，不过基督教帝国社会准则的另一项挑战看似与这些说法反差极大。在使徒行传中有一段侧面描写，很明显地提到耶路撒冷会众变卖里教会成员的全部私人财产来创建教会团体公共基金。*29* 但是这件事很可能从未发生过。这个故事很可能是作者编出来的，意在说明自己的神学观点，即这个团体就是新以色列。在旧以色列，据称有一套“五十年节”（Jubilee）体系，自这一年里所有的土地都要回到原有家庭的手中，所有的奴隶都要得到释放。*30* 很可能这个原本的理念也从未得到过实施，仅仅是人们的殷切期望而已。但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并不知道这一点，在他的笔下，耶路撒冷教会重演了一遍上帝选民的五十年节。就算真有人决心相信这一尝试的真实性（倒也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他们也不能否认使徒行传坦率承认了这一做法的失败，还提到有两位试图谋取私利的会众命丧天谴。基督教共产主义在接下来将近三百年里一蹶不振，直到大环境发生显著改变之后才通过隐修制（monasticism）这种新的反文化冲动重新现世。

人们必须牢记，在整部新约中我们所听到的都是一面之词。当提摩太书的作者不耐烦地坚称“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时，我们可以肯定当时一定存在着反其道而行之的女性，而且她们也应该不惮于主张自己的观点。*31* 但是她们的声音已经湮没无闻了，或者被后世多加修订的文本隐藏起来了。到了公元一世纪末，已经无法获取除了新约文本以外任何其他关于第一代基督教教会的叙述视角了，尽管我们十分希望更清楚地了解基督教教会发生转变的原因与经过。整整六十年的关键时期没能发出一点声音，期间可能发生了大量各种偏离弥赛亚教诲的发展，而这位弥撒亚身后又未曾留下片纸。有不多的几部基督徒文献可以追溯到新约收纳最后一批文本的时代，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一瞥得见许多并不以尊奉保罗的教会为最高的团体。例如在最早描述了教会生活与组织形式的书籍之一《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当中就记录了大量作者试图加以规范的基督教团体崇拜行为，时间大约在一二世纪之交。与其他早期基督教礼拜仪式相比，这些行为更接近于较早的犹太教祷文或较晚的犹太教礼拜仪式。*32* 而且尽管保罗憎恨无所事事，但《十二使徒遗训》对于人们必须通过劳作来赎罪的断言也一定会令他怒不可遏。

甚至在尊奉保罗的教会团体中，我们也会注意到基督徒谈论信仰方式的变化与发展。而在其他地方，这一新兴宗教的未来已经出现了众多可能，谁也不敢说哪一种可能一定会一枝独秀。我们已经见到了耶路撒冷的毁灭如何最终导致了一种主要可能性的破灭。基督徒走出巴勒斯坦之后遇到了与犹太教截然不同的文化，尤其是希腊-罗马世界的文化。许多皈依者都受过良好的希腊式教育，他们自然会以希腊哲学理念为参考来理解基督教。耶稣如何能够做到神人一体即便对于犹太人来说也十分难以理解，对于依靠柏拉图著作来理解上帝的希腊人来说理解这一点就更困难了。一个犹太木匠的儿子、一个在十字架上惨呼而死的人怎么可能会是既无变化也无激情、不需分裂自身实质就能达到完美的上帝呢？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其中许多答案都声称自己拥有关于真理的独门知识（希腊语中为gnosis）。早在二世纪末期，里昂主教爱任纽这位注定要定义主流基督教的教会领袖用一个概括性标签归纳了所有这些替代性基督教，将其称之为“gnostikoi hairesis”（主张知识的选择），两个词的词根凑在一起就是gnostikoi。十七世纪一位名叫亨利.摩尔的剑桥学者将这个词改写成了英语形式，即“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34* 尽管接受一个从一开始就包含敌意的标签十分危险，但是这样做也的确有助于整体讨论各种不同趋势。诺斯替教派代表了基督教教会另一种可能的未来。大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二世纪的所有基督徒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会被爱任纽之类的人们称作gnostik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