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无产阶级利益高于一切——台湾问题与工人革命 -- 包子1971

「小中原」时代的台湾

　　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向大小财主警报赤潮的到来（「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已经拉下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6]；作为墨索里尼的欣赏者兼屠杀上万巴库工人的刽子手，丘先生对苏东阵营的出现忧心如焚。有产阶级的消亡、剥夺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推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尽管极粗糙，而工人阶级受到官僚层的压制）——是为苏中工人国家最让老板世界陷入疯狂的地方，两大历史前景的对抗就此展开。

　　在中国大陆，输掉内战的资本家政府一路南迁，苦撑着「屹立海上，成为东亚反共抗俄的堡垒」（蒋介石）[7]；台湾肩负起了双重使命——既是中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后孤城，亦为国际有产阵营反击工人革命的前哨。美国的金元和舰队，使台北小王朝免遭覆亡厄运，（大陆已荡然无存的）资产阶级及政权和生活方式得以延续。无数剥削者（从西北军阀到上海巨商）及文人跟班青帮打手逃难至此；旧有军政特工系统的残兵溃部汇集于此；他们抱定「骑着白马回去或五花大绑地被押回去」（柏杨）的决心，筹备着与工农敌军做殊死战。

　　为了继续统治下去，20世纪中叶的世界资产阶级发挥了几乎所有潜能——从意大利黑手党到拉美改良主义工会，从CIA暗杀队到梵帝冈的主教们，统统被动员起来投入「反共圣战」。作为「圣战」的一部分，蒋氏政权在台湾建立了带有若干极权成分的专制机器，以炮制「警察比老百姓还多」（李敖）的要塞式社会。几十年里，这个社会被极其细密严酷地控制起来——暴风雪般白色恐怖过后，是漫长的特务政治黑夜；军人思想全天候受到监视清洗（辅导长制度）；政工干校的毕业生不仅服务部队，还遍及新闻出版、文化戏剧领域，主导全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编练大批满脑子领袖崇拜的基层干部，随时侦知各个角落的潜在异端。

　　紧箍咒似的政治独裁和困苦的物质生活[8]，使岛内中下层社会对统治当局普遍抱有程度不等的反感厌恶和愤恨。但在铁硬镇压机器面前，这种情绪被小心地隐藏起来，直至八十年代才得释放。大陆去台官僚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排它性（官官相护任人唯亲），给长期备受冷落的本地小资产阶级（及知识界）发起独立运动打下伏笔[9]。

　　八十年代末期，「圣战」以剥削阶级的大胜告一段落：苏东垮台，大陆执政集团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狂热推行者。今日中国也许并无世界最优的投资环境，但它绝对是中外有产者可以纵情狂欢的乐园。如果说逃台政权曾肩负「反共复国」的重任，那么这一目标已完美达成；如果说「中华民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那么大陆民众早已重入民国的土地。套用好莱坞恐怖片的桥段，二十年来发生的一切可谓「曾被埋葬的过去，又回来了！」。

　　大陆复辟后，「自由中国复兴基地」的大小老板蜂拥而至，两岸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逐渐落实。2003年大陆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台湾为大陆第二大进口市场）和重要生产基地（从微电子到水泥）；台湾资本在中国经济的分量日益吃重，投资领域从石化到金融不断扩大。截至2003年6月，台湾经济部投审会宣布赴大陆投资累计金额317亿美元，同期大陆商务部认为实际利用台资352.1亿美元；而据台湾《投资中国》杂志统计，实际利用台资773.57亿美元[10]。2004年6月，台湾行政院经建会指出1991年台湾对大陆投资仅占对外投资额的9.5%，2003年已占53.7%[11]。

　　随着经济融合加深（大陆商业部已正式呼吁建立两岸CEPA机制[12]），双方人员流动剧增。截止2004年初，至少五十万台湾人移民大陆（同时有数以万计的大陆人移民台湾）；一百万台湾人在大陆工作，年度人员往来超过300万人/次。凭借语言优势，近十年来「小中原」的有产消费文化（从软绵绵的台剧到恶俗娱乐节目）席卷大陆，为相关经验奇缺的北京复辟集团送来一批优质的大众精神致幻剂。

　　时至今日，两岸政权的阶级性质趋同而经济迅猛统一，「自由中国复兴基地」似乎失去了孤悬海外的理由。然而，北京和台北却不单渐行渐远，而且日益陷入对峙局面。终于有一天，大陆资本及国家主义吹鼓手痛心地承认「在大陆对台湾二十年的呼吁、接触、交流和血浓于水的同胞情感诉求以后，在几乎无条件出让大陆市场给台湾商人以后，在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长期居高不下以后，台湾当局不是更愿意统一了，而是更愿意独立了」（韩德强）[13]。

　　回顾九十年代至今的台海关系史，可以清楚看到台湾资本作为整体选择了独立建国（所谓维持现状等同独立）的前途。岛内主流爱国力量固然高举「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14]的圣斗旗，连当年去台中华资本的政治代表也声嘶力竭地表白「我是吃台湾米长大，爱台湾的新台湾人」[15]（台北市长马英九），强调「台湾优先是不能伤害台湾利益、台湾尊严」（国民党主席连战）[16]。至于复国旧梦，两岸实行「邦联的构想……会是国民党未来的主张」（「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17]），或干脆宣布「应把台湾独立作为选项之一（向选民）提出来」[18]（国民党立法委员陈学圣）。国民党附和台湾资本主义单独建国的转向路线，已得到民进党的部分肯定[19]。

　　独立运动的主流化、台湾爱国主义的持续高涨、舆论界「台湾第一」的新主旋律取代「中华民国颂」，上述政治进程固然处于资产阶级的绝对领导之下，但它们拥有毋庸置疑的广泛基础。大陆工人应如何对待台湾民众的分离意识和住民自决权的民主要求？这个问题先放一放，让我们看看「中华民国」政治中心自台北转去北京后，两岸的老板政权如何应对新局面，产生了哪些重大后果。